影后下凡成功，小花集体败北

最近内娱热闹非凡，各大平台都抬出大剧，本是《折腰》一骑绝尘，结果《藏海传》后来居上，肖战搭上郑晓龙，正剧班底的大男主权谋，一跃成了裤历史热度最高的剧集。

隔壁《人生若如初见》却没这么幸运，有革命正剧的厚重底子，却因剧情节奏与男性角色塑造的争议碰了壁，昨天咱也聊了聊这个话题。

剧中“父亲”们各有各的问题。

吴天白（朱亚文 饰）作为激进革命党人，才华横溢，但空有报国热血，只谈暴力革命不谈建设社会秩序，只能退场；男主梁乡（李现 饰）身为皇室贵族，承载着彻底的失败者视角，即便他一心想以现代军事技术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其救国大志终因时代洪流的无情碾压而落空。

反倒是春夏饰演的女主角菽红，以其鲜活的生命力与成长弧光，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

之前正剧里女性角色总是做绿叶，但菽红不同，《人生若如初见》有意让菽红成为了那个更具革命意义的代表。

从封建到共和，从近代到现代，社会剧烈动荡，人也在主动、被动地成长。这段历史中的人往往有着更复杂的性情、更矛盾的灵魂，从而可以承载对人性更深刻的讨论。

新一代是如此，新一代女性更是如此。

而在正剧中塑造“新女性”难，要写出那些在时代巨变中觉醒、挣扎并成长的女性形象更难。

这类角色不仅需要承载个人情感的复杂性，还要与动荡时代紧密相连，稍有不慎便可能“触雷”，引发争议。

周也算这一赛道的惨痛受害者（与加害者）。

《啊摇篮》，本是根据地成立托儿所、养育红色后代的革命史，硬是拍成了大小姐进后方的变形记。

其实故事是完整的，革命信仰也不是一天炼成的。而且唐素素虽然嘴上老说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但并非真的娇蛮吃不了苦。

但最后呈现的效果显然过分聚焦在大小姐变形计上，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形记呢，真正的问题反而被搁置了。演员的表演又过分添油加醋，让唐素素这一角色的成长实在没有信服力。

同样是骄纵千金成长为进步女青年的戏码，《战长沙》中的胡湘湘（杨紫 饰）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起初，她完全不明白自己身处什么样的动乱环境，因与顾清明（霍建华 饰）相亲不欢而散，觉得被轻视，便使小性子报复，唆使小孩搬走男主负责修筑城防的洋灰，全然不知这些物资的重要意义。

后来，当她得知洋灰砌成的墙抵御炮火的作用后，幡然醒悟，向顾清明下跪致歉，坦承认错。

这一转变无比庄重。

胡湘湘的转变能打动人心，不仅取决于演员的状态，更取决于观众是否愿意耐心接纳这一转变，以及能否共情于转变背后那段沉重的故事。

后来在《战火中的青春》里，周也索性直接以进步女青年的形象登场。这部剧最初名为《我的西南联大》时，剧照曾引发不错反响。然而，正式上线后，却未能完全达到观众的期待。

民国风剧照所营造的故事感是一回事，而要将真实且悲壮的历史人物真正塑造得鲜活立体，又是另一回事。

塑造接受教育的新女性形象的常见套路，这剧用了个遍。

先是展现新女性的胆识与担当。林华珺虽为学生却主动报名到后方救助伤员。

再是思想独立，决不依附他人，她的母亲固守女子读书仅为嫁人铺路的旧思想，即便林华珺深爱叶润明，她仍毅然选择分手。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看似“新”的思潮也保持反思。

当同学们在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纷纷投笔从戎、渴望奔赴前线时，林华珺却冷静反思：学生走上战场，究竟能保护谁？学生能否以更理性的方式，为祖国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尽管如此，林华珺这一人物还是难以深入人心。

一是缺乏信念感，角色如此，演员更是如此，二是整部剧的历史成色也不足以支撑时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间艰难抉择的复杂性。

当然，信念感过分外放也不行，赵露思就吃过这样的亏。

《胡同》里，将一个干基层工作、颇有市井智慧的泼辣虎妞演成了浮于表面的泼妇。

泼辣本是草根生活中淬炼出的坚韧心性，赵露思却处理成了跟谁都吹胡子瞪眼的拽姐。

角色的深度可不是靠堆砌夸张的表情与动作就能解决的。

演员还原历史人物的质感不易，但更大的挑战在于角色本身。

“新”不仅体现在个人觉醒，还需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成功的塑造必须依赖于细腻的内心刻画与历史背景的互动，而非仅仅堆砌“新”的或“进步”的标签。

哪怕是广受好评的《觉醒年代》，其女性角色塑造也未尽完美。

剧中既有固守旧道德的传统女性，如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温柔坚韧，展现旧时代女性的温润光辉；也有拥抱新思想的新女性，如年纪轻轻却思想成熟的白兰，她在街头慷慨激昂的演讲，振奋人心。

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虽接受过新知，却依然被框定在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更多作为革命背后的女人而存在。

还有不太讨喜的柳眉，她是大小姐出身，起初懵懂于革命，只顾使性子，后因爱上陈延年，追随他学习革命理念、参与宣传，逐渐萌生理想。但这些情节并不意在刻画柳眉的成长，而是通过她的局限反衬陈延年的坚定。

这些女性之“新”显得单薄，是因为她们的故事更多服务于其他角色的叙事，而非展现自身的觉醒弧光。

也不是只有革命正剧才塑造得出这样的女性角色。

《情深深雨濛濛》中，如萍的结局改编堪称点睛之笔。

失去爱情、家庭破裂的如萍，独自走在街头，沉溺于情伤几近丧失生趣。就在此时，一群为抗战奔走的学生游行队伍迎面而来，她犹豫片刻后毅然加入。

从此，昔日的大小姐蜕变为投身报国的医护人员，尽管此前如萍多在“争抢”男人，这一转变依然极具感染力。

新女性倡导婚恋自主与人格独立，讲新女性自然绕不开爱情。

民国故事十有九悲，爱情与时代的缠绵伤感，逃不开新女性在旧时代重压下的悲剧。

《金粉世家》中，拥有新思想的女学生冷清秋便是如此。她勇敢拒绝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却终在时代与家族的桎梏下，落得悲剧结局，令人唏嘘。

这类故事更多是时代的隐喻，折射新旧交替的阵痛。

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则把这些问题直白铺开，将目光投向思想已经奔赴新世界，但脚下却被旧世界牵绊住的女性困境——

我们女人才更应该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

复活我们慷慨的天真

只有革除旧时男女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才能建设双方的平等

拥有双方的敬爱

这里还只是停留于台词，以传递新思想，真正靠着人物写出来的还属《人间若如初见》。

菽红的爱情故事并非简单的“爱上革命者”之叹。

菽红出身小地方，但并不拘泥于传统道德，一出场便带着一股虎劲。

面对家中安排的包办婚姻，她二话不说跑去“考察”未婚夫，见宋家三少爷被欺负得满身贴满纸条，她满脸不屑，对这个看似无能的男人嗤之以鼻。来到上海后，她在学校聆听先生宣讲男女平等、抵制包办婚姻的理念，立即跃跃欲试。

不是旧道德下的温顺女子，但也非新教育孕育的进步女青年。

吴天口实验室里捣弄的化学物质她不懂，吴天白口中的革命与国家兴亡她也不懂，她能懂的就是那一股朴素的爱国情感以及革命与爱情之间那遥远的相似性。

吴天白把她扮成日本太太，教她说日语，和她讲人和国家一样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些充满激情与诱惑的理念让她心动。

于是这个尚未明白革命为何物的姑娘，被吴天白拉入一场暗杀行动，意外被打为乱党，被迫远走他乡。

故事没有停留在这里，也没有重复那套借国家苦难书写人之觉醒的路数，而是讲一个看似“自讨苦吃”的懵懂少女如何在乱世中“生”。

自己没听姐夫的忠告，沦落到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日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支撑一心扑在革命却不问生活的吴天白。

她没有因爱上革命者而被那些高谈阔论的革命理想迷惑，别人讲吴天白做的那都是影响国家形势、轰轰烈烈的大事，但让菽红讲天白的学问到底是什么，她也答不上来，她只想活下去，想的全是吃饭睡觉这些最朴素的小事。

她先是学日语，摸索买菜做饭，再找工作、学手艺，逐步开店做生意，小事做着做着就成了大事。

之前资助吴天白革命事业的老板因为吴天白瘫痪要撤资，看轻菽红觉得一个女子能成何事，而菽红这样回应，吴先生能做的我都能做。

事实亦是如此，做事无所谓大小，无非就是迎难而上、解决问题。而革命也不正是为国家想出办法吗？

剧中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

吴天白告诉菽红照相的本质是记录生命、对抗遗忘，照片能够直观地传递革命者身上的精神力量。吴天白说的不假，他在募捐会上那段激情澎湃的发言也让人感触。

不同于吴天白，浙皖起义的义士们是他的同志，菽红其实并不知晓其中内情。

她拿起一张女革命者的照片，细细凝视，那女子持枪，神情从容，目光坚毅，菽红最后也未发一言。

但此后，照相馆是她开的，电器店是她经营的，革命物资的经费全靠她一手打拼。此前，无论是养活二人的文具店，还是火腿肠生意，也都是菽红在默默支撑。

菽红的“新”不在于身份标签或思想的进步与否，而在于在时代夹缝中找到自我存在的力量，在困难中学会生存、协商、创造，甚至颠覆。菽红的成长，正是靠这股韧性与生命力。

《人间若如初见》也并未刻画一个真正意义上彻底“新”的觉醒女性形象，反而更细腻地描绘了那些带有“旧”时代痕迹却各具生命力的女性。

男主妈妈是旧贵族，就算落魄了也有身为格格的自持，但也有清醒的一面，深知大清的亡国之相。在日本人那里见到了他们从紫禁城抢来的镯子，坚决不认镯子是宫里的东西。

朵梅也是贵族小姐，却未被塑造成盲从父母之命、毫无主动性的传统形象；凤兰更是边缘的青楼女子，但凤兰和人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风尘，反而是凤兰轻松拿捏，事事都能拿主意。

这部剧未将女性框定为革命者背后的陪衬，或仅作为民族苦难的单薄隐喻，而是借她们在乱世中的独特生存之道还原身处复杂时代中鲜活的人物质感。

这让人想起电影《新女性》中，韦明想为女儿挑选的那个玩偶：一个短发女孩，手持铁锹，强壮而有力量，更重要的是无论怎么推都不会倒下。

就像电影展现的那样，新女性往往呈现两种面貌。一类如阿英，果敢刚烈，当同事韦明遭王博士骚扰时，她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挥拳制服施暴者；另一类如韦明，努力摆脱旧世界，最后却只能在旧世界挣扎求生。

更多的人，则像许广平讲的那句话“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女性。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新女性并非完美的符号，每个人都是在新旧交界中挣扎、成长的鲜活个体。

正如春夏在《人间若如初见》收官后所写，她最爱菽红的那句台词：“乌鸦也许有不叫的时候，但我们秋红小姐总会想出办法来。”

要是做新女性太难，做想出办法的女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