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心爱之物”中找到自己？

书籍、艺术品、手机、汽车、服装、音乐，乃至自然，万千世界中，人们似乎有很多热爱的事物，有时是“一见钟情式”的激情，有时是长久的迷恋，但是人真的会爱上某件事物吗？当我们谈起所爱的事物时，实际在意指什么？这些“心爱之物”，又在如何影响我们？

原文作者 | 阿伦·阿胡维亚

《心爱之物：热爱如何联结并塑造我们》

作者：[美]阿伦·阿胡维亚

译者：谭咏风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25年4月

1950年，雀巢公司的速溶咖啡在美国的销量令人失望。当询问美国女性为什么不买雀巢咖啡时，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口味问题。但盲测表明，事实上，与当时市面上大多数人喝的其他劣质咖啡相比，雀巢咖啡的味道还不错。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雀巢公司请求消费心理学家梅森·海尔帮忙找出答案。他发现，拒绝雀巢咖啡的女性几乎总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她们告诉自己：“我不喝速溶咖啡，因为味道不好。”但通过深入挖掘她们的感受，海尔发现，这些女性看不起购买速溶咖啡的人，认为他们懒惰、挥霍、无组织，最糟糕的是婚姻不美满。想必她们认为，婚姻幸福的女性会花时间为丈夫冲泡一杯“真正”的好咖啡。作为消费者，我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某种事物（比如咖啡）的原因很简单（味道不好）。但是，身份认同问题——成为某种类型的人的愿望（在上述雀巢咖啡的案例中是，不要成为一个懒惰、挥霍无度、婚姻不幸福的人）——往往在我们买什么和爱什么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寻找和追随内在真实自我的

颠覆性力量

与过去的任何时候相比，今天，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导致目前状况的变化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带来服装价格的大幅下降，最终使得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为了让大家对这一现象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作个类比，在工业革命期间，布料价格下降的速度比数字革命期间计算机电源价格下降的速度还要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工业革命的文章指出，拥有一件亚麻衬衫，这种曾经只属于富裕阶层的物品，在当时已成为社会的必需品，即使对收入最低的劳动者来说也不例外。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房子里开始堆满了各种物品，物品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况在上层社会中发生得更早，现在，除了最贫穷的人之外，这些物品已经渗透到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中。当我听到因纽特人有许多不同的词来表示“雪”这个概念时，我有时会想象一个因纽特人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词来描述各种衣服、汽车、电器和商店。

《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但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远不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物品。日益增长的财富还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逐渐增强的个人主义。为什么？个人主义意味着，如果我们面临一个抉择，即做我们内心的渴望告诉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做家人、朋友、社会、宗教或传统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时，我们会遵从内心的渴望。我们拥有的钱越多，其他人对我们的控制力就越小。因此，有了钱，我们就更容易成为个人主义者——不去理会别人希望我们做什么，而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渴望。

这个变化力量强大，但却是渐进发生的。欧洲和北美花了数百年时间才使之变成今天的个人主义文化氛围。在欧洲，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向个人主义转变始于一场名为“浪漫主义”的社会运动。浪漫主义运动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真实自我”（接下来我将使用“真实自我”这个词，因为这是这一观点的常用说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浪漫主义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唯一的、真实的内在自我，我们应该一直听从它。因为事实远比这更复杂），我们应该“找到自己”（即找出那个自我），过上一种忠于内在自我的生活，即使这需要挑战我们的父母、社区或社会习俗。这场运动影响深远，以至于历史学家将1800年至1850年前后这一时期称为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关于真实内在自我的观点对婚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认为，爱情是由遵循内在自我的声音，找到正确的结婚对象，而不是听从父母的意见去选择应该结婚的对象。由于“爱情决定婚姻”的观点在浪漫主义时期广为流传，恋人之间的爱被称为——你猜对了——浪漫之爱。而且，这种忠于内在自我的观念远远超出了婚姻范畴。

想想那些对身份认同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比如我们住在哪里、我们的朋友是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性别、我们爱谁、我们如何着装以及我们与谁结婚。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前，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不受个人控制。绝大多数人都遵循着狭隘的性别角色，居住在出生地附近，在宗教、饮食、音乐和服饰方面遵循着社区传统。他们还从事家族职业，与父母认可甚至为他们选择的人结婚。但是，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做出的选择。

《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浪漫主义运动不仅允许我们做出这些决定，而且为我们应该如何做出这些决定提出了一套哲学。浪漫主义主张忠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因此，当我谈到对事物的浪漫之爱时，我指的并不是性爱，甚至不是激情之爱；我指的是爱某件事物，因为你认为它反映了你的内在自我。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沉浸在浪漫主义的爱情观中，可能不会想到还有其他思考方式。爱情难道不总是来自你对某人或某物的内在渴望吗？事实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我记得在新加坡采访过一名女士，她告诉我，她很喜欢自己在一次大型社交活动上穿的一件礼服。尽管她并不喜欢这件礼服的样子，但她觉得那真的是“她”的衣服。她解释说，在她的身份认同中，爱家人和帮助家人要比她的衣着品位重要得多。在这场大型社交活动上，她妈妈的朋友们告诉她妈妈，她的女儿看起来有多漂亮，品位有多高。这让她妈妈觉得脸上有光。在这名女士看来，她的真实自我就是做一个爱父母、孝敬父母、尊重家人的人。这件衣服帮助她实现了这一身份。因此，这件衣服就是“她”，无论她对其礼服的样子有什么内在感受。

这名女士就是研究者哈泽尔·马库斯和北山忍所说的“相互依存的自我概念”的完美范例。他们的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真实自我是由他与其他人的联结（你的家人是谁，你的朋友是谁，你在哪里工作，等等）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的品位和信仰所决定的。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通过我在强调经济成功的亚洲文化中进行的访谈，我开始怀疑，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爱情观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一趋势部分归因于这些文化中日益增长的财富，而财富也带来了个人主义，就像其他地方一样。

《走走停停》（2024）剧照。

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将浪漫主义时期的衰落时间定在1850年左右，但“忠于内在自我”的核心理念却从未衰败。在随后的每一个时代，对真实内在自我的信念都在不断增强。例如，女性主义就植根于同样的基本理念：女性应该关注自己真实的内在自我，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即使这与关于传统女性角色的观念相冲突。在过去的250年里，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寻找和追随内在真实自我的颠覆性力量。正如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孩子”拒绝遵循传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们需要的不是

“非此即彼”的决定

今天，人们既可以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必须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被两种或以上的身份认同吸引，而我们又认为这些身份认同相互冲突时，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变得更加困难。例如，请看下面《凯茜》漫画的创作者凯茜·吉塞维特的评论：

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是我十岁那年圣诞节收到的两件礼物——一个新娘娃娃和一列电动火车。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我想要这些东西。它们就像是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因为它们与我当时的性格和当时爱的东西完全相反。

电动火车就是我的样子。我喜欢一切机械的东西，我希望自己是个男孩……新娘娃娃是我浪漫的一面，我觉得它并不那么明显，但它代表我和妈妈一起做娃娃衣服时共度的时光。

无论好坏，这两面都是我内心“精神错乱”的冲突，它几乎推动了我所有的创作。如果你看看《凯茜》的历史，它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写出来的。

吉塞维特女士在这里描述了一种典型的身份认同冲突。在她的心中，有两个“完全对立的”身份，即“我是谁”和“我爱什么”。她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冲突，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假小子身份和女性身份互不相容。

要解决这些身份认同冲突，有几种并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法。一个糟糕的选项是选择其中一种身份，抛弃另一种身份：只做假小子或只做小公主。第二种糟糕的选项是在两种身份之间寻找折中方案。例如，吉塞维特女士可以在假小子和小公主之间选择一个性别中立的角色。但是，在这种“和稀泥”的妥协中，人们往往会失去他们喜欢的相互冲突的身份优点。一个更好但仍不太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我具有多种身份”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你接受自己具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身份，硬把这些身份拼凑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意义，你只需忍受它。比起放弃一种身份认同或做出令人模糊的妥协，我们许多人更愿意这样做。但是，这只是部分解决办法，因为人们喜欢自己的身份认同感觉上是连贯且有意义的。

《蒂凡尼的早餐》（1961）剧照。

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保留这两种身份认同，但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使两种身份认同不再相互冲突。例如，如果吉塞维特女士发现一种方式使自己既可以是百分之百的假小子，又可以是百分之百的小公主，并且不会产生冲突，那会怎么样？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决定，而是“兼而有之”的选择，让他们“鱼与熊掌兼得”。吉塞维特女士喜欢火车和洋娃娃礼物，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她同时拥有假小子和女性化的身份认同。在她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份不同的礼物，每种身份各一份。但是，如果她找到了一件心爱的物品，向她显示一种重新思考这两种身份的方式，使之不再相互冲突，那会怎样呢？哦！现在，这可真是个好办法！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称之为“原子之爱”。在原子反应中，原子各部分之间的张力得到释放，产生巨大的能量。在“原子之爱”中，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中相互冲突部分之间的张力得到调和，产生巨大的情感力量，创造出特别强烈的爱。

我访谈过一名女士，名叫帕姆，她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上流社会的老派女性气质。她在伦敦海德公园附近长大，“和外交官的孩子们”一起上学。据她回忆，这使她进入了上流社会：

对（我的父母）来说，受邀参加秋季舞会是常有的事……

我的父母经常在晚上带我出去玩……那时候他们还不信任保姆。

她的父母强化了她的上流社会身份，并送给她符合这种生活方式的礼物。尽管她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内化为那种参加伦敦名媛舞会的人，但她的生活最终还是远离了这种身份。我访谈她时，她20多岁，住在芝加哥一个廉价但具有嬉皮风格的社区，正在努力成为一名电影配乐作曲家。她的主要身份认同可能被描述为前卫、波希米亚、文艺和知识分子。然而，她并不想完全放下在她记忆中的上流社会名媛形象。她想用某种方式将过去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

她心爱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Lucite的透明树脂手袋收藏帮她做到了这一点。在见到她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种手袋。在Lucite刚问世的时候，它被认为是一种高端材料，被用来制作奢侈品手袋。她收藏的第一个手袋是她母亲送给她的礼物。帕姆说：“她送了我一个非常漂亮的包。这是她和我爸爸第一次约会时买的包，一个漂亮的香奈儿黑漆包。”后来，她又买了更多这种款式的包。这些包包也非常适合她充满艺术气息的波希米亚身份。它们高贵典雅，非常“不同于主流”，而且在旧货市场很便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包包既能完美地代表她童年时期的上流社会女性气质，又能完美地代表她后来生活中的艺术气息和波希米亚女性气质，而且两者都不需要互相折中。难怪她会爱上这些包包。

《时尚先锋香奈儿》（2009）剧照。

我访谈的另一名女士辛迪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牧场长大。但她也来到了芝加哥，成了一名成功的管理人员。辛迪在农村牧场主（夏天在拖拉机上度过）和城市精英（住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里）之间经历了身份认同冲突。她深爱着从牧场带来的家传乡村古董。幸运的是，这种风格的古董在她的城市朋友中也非常流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类似的家具，尽管他们与这些家具并无私人联结。辛迪之所以喜欢这种家具，部分原因在于它让她既能保持自己的牧场主身份，又能提升自己的都市成熟女性身份，两者兼得，互不影响。

最后一个例子：劳力士和类似的手表在新加坡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商人中很受欢迎。这些商人面临着一种身份认同冲突。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华人后裔，而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认为，勤劳、耐心、舍己为人的人才是好人，同时也是明智的未来投资者。许多华商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反映这些价值观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与西方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通过展示自己的成功来获得荣誉。而一个人的成功，最有说服力的体现方式就是佩戴昂贵的身份象征物。这就造成了节俭的投资者身份认同和显而易见的富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一个成功的商人会怎么做？

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典型国家，劳力士和类似价格在1万美元以上的手表大受欢迎，使这些地区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奢侈手表市场。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奢侈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解决方案，解决了身份认同冲突。当我和别人谈起他们的劳力士手表时，他们总是告诉我这是一项多么好的投资。“是的，这很贵，”他们会说，“但它已经升值了。”

在新加坡，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手表是可靠的投资。一名因没有佩戴劳力士手表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的男士说，人们经常试图劝说他买一块劳力士手表，并强调这是一项多么好的投资。这种“劳力士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的信念使人们得以调和他们身份认同中原本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他们看来，购买一块价值1万美元的手表并不意味他们是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是精明的投资者，做出了明智的长期决策。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展示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并赢得随之而来的荣誉。

本文选自《心爱之物》，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作者：阿伦·阿胡维亚；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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