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歪轮

【爷叔们】是路明在笔会的专栏

枕套长一尺四，宽九寸，藕色涤棉面料，绣的是金鱼、牡丹、山茶、鸳鸯戏水。针脚绵密，缝纫机一脚一脚踩出来。一对卖13元。这是他坐了三天三夜硬座，再换几路公交，辛苦带来的。皮鞋在四川北路进货，橡胶底，猪皮鞋面，7块6角5分一双，市面上较便宜一种。此地卖12元，相当于年轻职工小半个月工资。他说，那时候的物什，都是打算用好多年的。

枕套和皮鞋一抢而光。算了算，刨去来回车费，略有盈余。晚到的几个怏怏然，嘱咐他下次多带点。他笑笑。不晓得还有没有下次。

1980年元旦，昆明日日晴朗。秋芳卫校毕业，分配在一家郊区医院上班。他从上海来看她，同几个放射科男青年挤一间宿舍。上下铺，木质毛巾架，水泥地上摆几只塑料壳热水瓶，写字桌咯吱作响，用一块红砖垫着。窗外是连绵青山。隔壁有一家技校，他托人去图书馆借来几本外国小说，天天闷在宿舍读。他最喜欢《三个火枪手》里的达达尼昂，风流侠义，又带一点恰到好处的俏皮和虚荣。他想象自己也是一名火枪手，为了心上人万里不辞。

他和秋芳是上海68届初中生，一道插队云南。火红的三月，他们被送上知青专列，先到昆明，再爬上卡车后斗，一路颠簸到澜沧县。彼时两人尚不相识。一千多名上海知青，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屁事不懂，下放到八个公社。女生大多留在坝子里，男生去山里的寨子。坝子是山间平地，傣族、哈尼族居多，种水稻，种甘蔗，“头顶芭蕉，脚踏菠萝”。山上是拉祜族和佤族，种苞谷。头一年，知青每月领三十斤口粮，其中六成是谷子，需要自己舂成米，剩下全是硬苞谷。苞谷难以下咽，他拿去跟村民换洋芋，炭灰里捂熟，剥了皮吃。下饭有酸腌菜和苦菜汤，猪肉一年吃一回。吃饭的时候，猴子在丛林里远远张望。半夜，小臂粗的蛇从房梁上“嘭”一声掉下来，随即支起身子，领导一样环视四周，再从容地游走。村民说，梁上蛇是家神，打不得。有天他去山上放羊，刚好发生地震。他看见群山颤动，烟尘滚滚，像大地粗重的喘息。晚上他不敢睡觉。刚好寨子里新打了两口棺材，他跟同舍阿旺一人睡一个。被子垫一半盖一半，上边留条缝，一觉睏到大天亮。

从高处望，寨子如一星黯淡的灯火，飘落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莽莽群山。比吃不饱肚子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贫瘠，对未来的迷茫与无助。他想念在上海的老娘，想念学校、图书馆和游泳池。无数次地，他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九年后，在探亲的火车上，他一眼认出邻座的秋芳。秋芳明显晒黑了，一头利落短发，笑起来稚气未脱。那时他已上调思茅地区，在供销社当一名营业员。秋芳读卫生学校。过年回家的兴奋，抑或插队多年，有了不少共同话题。半夜，火车轰响，他不觉靠在秋芳肩头睡着了。醒来，看见一张羞得通红的脸。

过完年，老娘眼睛动手术，他多陪了半个月。再回云南，风云突变，知青返城大潮汹涌而至。昆明到澜沧的盘山公路上，迎面开来几辆卡车，知青们坐在高高的行李上，兴奋地朝每一辆过路车大喊：我们回家啦！他心里不是滋味。严格来讲，他和秋芳不再是知青身份，不符合回城政策。老娘尚在养病，他心如刀绞，真想不顾一切回去。可如此一来，丢了思茅的工作，也无法落户上海。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单位，没有粮食关系，等于死路一条。他只有把满腔的愤懑与苦楚倾倒在家信里。老娘回信，说回来吧，家里总有你一口饭吃。他晓得，老娘是因为太想念他，才把眼睛哭坏的。他攥着老娘的信，对着逶迤的无量山坐了一下午。起身那刻，他下定了决心。

回到故乡上海，他成了“盲流”。来不及哀怨，生存是当下第一要务。为了赚钱吃饭，他摆过菜摊，卖过水果，做过菜包子和水发笋，去医院捡来青霉素药瓶，冲洗干净，卖到乡下兽药厂。他说，像他这样的回城青年有好几百人，因为落不了户，随身带一张户口迁移证明，叫“袋袋户口”。

干得最久的，要数“开歪轮”。我问，啥意思。他笑，就是轮子歪掉了，再开一开。我怀疑源自“wallet”，赚点外快。“开歪轮”的地点在河南路桥，事先从宁波路服装市场拿一批“富春纺”衬衫，冒充真丝。一大早，他搬两个纸箱到桥上，术语叫“上田”。七点半一过，路上行人多起来。左右侦察一番，一切如常，于是吆喝：走一走来瞧一瞧，真丝衬衫便宜卖——买一件十五，两件十二！两三个女青年——也是“袋袋户口”——假扮路人，反复翻看衬衫，讨价还价，叫“撬边”。不远处，有人来回走动，负责把风。公安局来人叫“青头”，工商局来人叫“老K”。“老K来了！”几人抱起纸箱，分头逃窜。

一般情况，身边顶多带二十件衬衫，卖光了再补货。有人静坐红光医院候诊室，脚下一只大旅行包，里头塞满衬衫，叫“捂包”。除了防备“青头”和“老K”，有时还要跟人抢地盘。好几次，双方剑拔弩张，眼看要打架。他找来桥下的船民，一声“辣块妈妈”，对面退缩。运气最好的一次，一个外地妇女一口气要了180件衬衫。他反复询问试探，确认对方不是“倒钩”，再带到宁波路，找到负责仓库的“坑子”，一件件数给她。卖掉一件衬衫，每个参与者可分到三角钱，剩余利润归“坑子”。除了衬衫，女青年自发组织，做成枕套、沙发布、小人绒线衣裳，交给他们售卖。就这样，大家相帮着，度过了最难熬的几年。

秋芳来信，说想好了，准备结婚，要跟单位打报告。他没忍住，告诉了老娘。老娘欢天喜地，张罗着要把房间腾出来，接下来，托人买樟木箱，买手表买自行车，置办被褥被面。他心中浮起不祥的预感。他对老娘说，先不急，八字没一撇的事体，再等等，再等等看。

果然，下一封信语气冷淡，讲最近排班多，身心疲惫，结婚的事只字不提。末尾写，春节回沪探亲，有事当面谈。

他哪里等得到春节，赶紧排队买火车票。发车前几个小时，脑筋一转，去趟四川北路，采购皮鞋若干。

昆明住了三四日，两人见面不多。秋芳来去匆匆，一味说忙。在食堂吃过几次饭，秋芳一脸憔悴，他只好把想好的话咽下去。这天中午，秋芳收拾饭盒，起身要回科室。迟疑了一下，对他说，晚上我值班，你来寻我。

从宿舍到急诊，要穿过一道花廊。月光无声洒下。值班室门半掩，他迈进半步，闻到医用酒精的味道。秋芳穿白大褂，正坐着翻看病历。看见他，秋芳点点头，说，你坐。他局促极了。秋芳说，坐呀。他挨着她坐下。秋芳说，食堂的饭菜，吃得惯吗？他说，蛮好，洋芋饭里有火腿丁。秋芳不看他，轻声说，上个月，我跟单位打结婚报告了。他说，嗯。秋芳说，阿爸晓得，大为光火，打电话来，把我痛骂一顿。姆妈穷哭。阿哥阿姐也来信，讲我糊涂透顶。他说，宪法规定，婚姻自由，别人无权干涉的。秋芳说，阿爸讲，投机倒把，早晚捉进去，到辰光，我怎么办。他不响。秋芳说，阿爸还讲，随便怎样，寻个有上海户口的，有正当职业，过几年，我可以工作调动回上海，难道一辈子在外地吗？他嗫嚅，政策会变的，我一直在争取，讲不定今年有希望落户……秋芳转过头，怔怔地看着他，忽然眼里涨满了泪水。秋芳说，我怕我等不及了。

后来，没有后来。后来是离合聚散，老生常谈。他回到上海，继续开他的歪轮。五年后，政策终于变化，他重新成为一个上海人，进入国营灯泡厂。上班下班，成家生子，酱醋油盐。听人讲，秋芳一直没结婚。又过几年，说秋芳嫁到新余，爱人也是上海知青。他想起医用酒精的味道，鼻腔猛地抽紧。不谈了。

日脚一天天过。老娘走了，单位分了房子。领导讲，接下来国企要改革。他想，跟我无关吧。除了儿子调皮捣蛋，不肯好好读书，灯泡么烫得要死，他对生活很满足。

时间长到需要动用四个字成语的地步，比如白驹过隙，或者岁月荏苒。再见到秋芳，是在一次澜沧知青聚会上。彼此都有了儿孙，也失去了牙齿。秋芳退休后回到上海，在社区医院当临时工。那次聚会的气氛相当好，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家伙们，齐唱哈尼族情歌，手拉手跳《阿苏寨》，三跺脚，又互相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他想，一把年纪了，还顶着个知识青年的头衔，不大合适。无悔也好，有悔也罢，这辈子就这样了，多讲有啥讲头呢。还是吃老酒吧。让烈酒灼烧喉管和记忆。

第二天他睡到中午，手机响了。他抓起来说，喂。对面说，喂啥喂，我秋芳。他说，哦，秋芳，你好吧。突然感到头痛欲裂。秋芳咯咯笑，你现在，真的变成一个老头子了。他也笑。寒暄几句，秋芳说，晚点，身份证号发给我。他说，做啥。秋芳说，我手上有些体检名额，喏，送给你和太太，有空来检查。秋芳挂了电话。他愣在那里，手机嘟嘟响。他想，糟糕了。又不知该怎样对秋芳讲，他不喜欢医院，平常尽量躲着走。他讨厌酒精的味道。

原标题：《【爷叔们】开歪轮 | 路明》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来源：作者：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