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古典乐坛边缘人

翻阅唱片出版日程时，一个提示映入我眼帘：2026年将属于哈弗加尔·布莱恩（Havergal Brian）。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别慌。这是一位写下了32部交响曲的英国作曲家，有人宣称他的这些交响曲能够吸引观众重返音乐厅。此类信徒并非孤例。在古典音乐界的边缘存在着某些信仰团体，为鲜为人知的作曲家摇旗呐喊。单单在英国，巴克斯（Arnold Bax，1883-1953）、班托克（Granville Bantock，1868-1946）、伯克利（Lennox Berkeley，1903-1989）、布利斯（Arthur Bliss，1891-1975）、博顿（Rutland Boughton，1878-1960）和巴特沃斯（George Butterworth，1885-1916）都拥有各自的同好协会，致力于推广其作品，而这还只是姓氏以B开头的那部分。

哈弗加尔·布莱恩（1876年1月29日-1972年11月28日）

我曾经有次被人困在商务舱座位上足足两个小时，听他宣扬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1681-1767）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比巴赫和亨德尔更胜一筹。泰勒曼是一位18世纪的管风琴家，曾先后在汉堡的五座教堂任职，他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其为拥有最多编号作品的作曲家，最新统计数字已经超过3000。

前几天我偶然听到了一首泰勒曼的长笛协奏曲。他的作品感觉都不是那么重要，认为这位来自汉萨同盟地区的“音符制造者”能够写出一首与《马太受难曲》中的“求主垂怜”或《弥赛亚》中“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相提并论的作品，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那并不会让我们的泰勒曼乐迷们灰心丧气，他们正计划于2031年泰勒曼诞辰之际，在全球兴风作浪。

被不公正忽视的作曲家（可缩写为UNCs）的支持者并非都是怪人。好几位指挥家——威尔瑟-莫斯特、比契科夫和法比奥·路易西——都曾试图让我接受弗朗茨·施密特（Franz Schmidt，1874-1939）的交响曲，这位渴望成为安东·布鲁克纳的作曲家，曾经在马勒执掌的乐团里拉大提琴，他了解如何创造出所有正确的声音，但并无任何新知。施密特指责乐评人扼杀了他的作品。但愿如此。现在执掌柏林爱乐的基里尔·佩特连科也是施密特的信徒之一。

区分伟大作曲家和陪跑者应该很容易。例如，每个北欧国家都有一位巨人。挪威有格里格，丹麦有尼尔森，芬兰有不朽的西贝柳斯。瑞典是个例外，除非你算上阿巴乐队（AbbA），或者是阿兰·佩特森（Allan Pettersson，1911-1980）。

阿兰·佩特森

佩特森曾在斯德哥尔摩拉中提琴，根据其维基百科条目，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经常被人与古斯塔夫·马勒相提并论”。这足以让你学会相信维基百科。试听佩特森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往往以一个令人信服的想法开篇，后来却变成了含糊不清的喃喃自语。他的《第七交响曲》震撼人心，但他还写了另外16部交响曲。处于边缘地位作曲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不知道何时该停手。莱夫·塞格斯塔姆（Leif Segerstam）是一位身处芬兰的佩特森音乐崇拜者，直到去年去世前他写出了371部交响曲。

已故作曲家同好会成员们经常会引用马勒，认为他们所追随的作曲家的作品也能同样复活，如同马勒的音乐从舞台上消失了半个世纪后才迎来了复兴。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马勒早已名垂史册，当他在世时，他的音乐已经被广泛讨论，但却被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扼杀。没有哪位已故作曲家能够一夜之间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英雄人物。然而希望永存，信徒们永远不会放弃。

这又使得我们回到哈弗加尔·布莱恩这个棘手案例。这个来自工业城镇的工薪阶层小伙，结婚后育有五个孩子，然后又让一个女仆怀孕，再生了五个孩子。当地有位赞助人一直为他提供乐谱纸。他在1907年创作的《英国组曲》曾经登上过逍遥音乐节，但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响动。1940年布莱恩退休，搬去海边居住，当他在世期间，每年都会写一部交响曲；他于1972年去世，享年96岁。凭借他的第一交响曲《哥特》，布莱恩两次上过新闻，这部作品时长两个钟头，需要三个管弦乐队和两个合唱团的参与。1961年有一群业余音乐家首演了这部交响曲，五年后在阿德里安·博尔特爵士（Sir Adrian Boult）指挥下重演，此后每年都有人不断催促BBC将其纳入逍遥音乐节。当BBC于2011年让步时，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门票销售一空，因为这座巨大场地的一半都被数目庞大的参演者占据。当乐评人们离开时，他们嘴里嘟囔的是“垃圾”。

哈弗加尔·布莱恩第一交响曲《哥特》在2011年逍遥音乐节演出现场

那场逍遥音乐会的指挥马丁·布拉宾斯是哈弗加尔·布莱恩协会的会长。布拉宾斯刚刚录制了他的第六和第十二交响曲，并有望在门槛颇高的Hyperion唱片公司出版一套完整全集。我仔仔细细地听了，却并无启发。有些段落可以说足以与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最后几部交响曲或马尔科姆·阿诺德的《第一交响曲》媲美，这可是不小的赞誉。布莱恩为木管、铜管和定音鼓创作时信心十足，但为弦乐创作时则略逊一筹：首席来一两段独奏倒也不会出错。

这部《第六交响曲》时长18分钟，名为《悲剧》，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对比，其次是贫血的英国风格，第三个也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缺陷是，并未能表达出悲剧性。我的心弦毫无所动。不过我确信，随着哈弗加尔·布莱恩协会再次开始游说BBC，这部作品已经列入明年逍遥音乐节的备选名单了。

这种操作也没啥坏处吗？让我困扰的是，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与此同时重要的西方经典作品却被认为需要添上噱头才能吸引观众。我们曾在伦敦南岸看到过马勒交响曲被装点得灯红酒绿。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要演奏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话，必须加入类似于弗洛伦斯·普莱斯（Florence Price）和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的多元化元素后才能获得认可。

边缘作曲家应当有一席之地，它就该在边缘地带。我们不该鼓励虚假的救世主。泰勒曼和彼得森的百年诞辰应当得到庆祝，也应当为弗兰克·马丁（Frank Martin，1890-1974）、欧内斯特·约翰·莫兰（Ernest John Moeran，1894-1950）、阿雷·梅里康托（Aarre Merikanto，1893-1958）和尼可莱·米亚斯科夫斯基（Nikolai Myaskovsky，1881-1950）留有空间，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同好会，但也不必太纵容他们。交响乐是西方音乐的巅峰。它已经拥有一套经典，在混乱的时代，更需要人们集中关注。余下的部分，就留给布莱恩这样的日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