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在亚洲火药库的现实中

一、追溯亨廷顿事件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于一九九三年发表〈文明冲突论〉，一九九六年再撰成专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来，争议至今不断，相关评论不知凡几。

欧洲早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即在日内瓦举行主题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形式与趋势——文明、国力和经济：融合或冲突”的研讨会，批评亨廷顿。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亨廷顿的理论，原本属于国际政治学术范畴，可是其争议早已超越了国际政治学术领域，引发了文化界广泛的关注。这种情形，在国际政治学界中并不常见。

他认为后冷战时期世界的冲突将肇因于文化间的断裂，反对者则认为东方的文化价值可以克服文明冲突的危机，双方都凸显了文化因素在未来世界发展上的重要性。这种态度，与其言说内容同样值得重视。

而且，亨廷顿所引起的，不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争论，而更是一种“国际政治文化事件”。

因为它引发了学术圈之外许多社会效应：中国人指责他企图“妖魔化中国”，想在冷战体系结束之后，设定美国的假想敌；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也认为亨廷顿是西方霸权主义的代言人。

二、西方的没落

但批评者虽多，我却觉得似乎都不曾仔细通读其书，故所论大多与亨廷顿之见解不甚相干。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重点，并不是要强调甚或提倡文明冲突，更非以扩张西方帝国主义、防堵亚洲势力为职志。

恰好相反，他认为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全球扩张运动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整个西方，内部正逐渐衰弱腐化；外部亦面临世界新情势。非西方文明，又正逐渐摆脱西方的影响，故而形成了多元文明的世界新秩序。因此西方若不改弦更张，将来只会越来越糟：

一、西方最主要的问题，除了外来的挑战，便是能否阻止和扭转内部腐败的过程：在经济上，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富裕，但其经济成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偏低，尤其和东亚各国比更是相形见绌。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创造未来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考量。自然人口成长率很低，和回教国家比，尤其低落。比经济问题和人口更重要的是：西方道德败坏、文化自杀和政治不统一的问题。

经常被指为道德没落的表征包括：

（一）犯罪、吸毒和暴力等反社会行为增加；

（二）家庭衰退，包括离婚率提高，私生子女及未成年怀孕和单亲家庭增加；

（三）至少在美国，社会资本流失。换言之，义工机构的成员减少，和这些会员有关的人际信任降低；

（四）工作伦理普遍低落，个人放纵主义抬头；（五）对学习和知性活动的热诚降低，由美国学生的学业成绩低落可见一斑。

二、认为非西方人应接纳西方价值观、制度和文化这种信念，是不道德的。因为要实现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如果非西方社会再度被西方文化左右，必然是因为西方权力的扩张、部署和冲击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泛世界论必然的结果。

三、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贵，并非因为它很普及，而是因为它很独特。因此，西方领袖主要的责任不在试图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这已经不是其正在没落的力量所能为，而在保存、保护和重建西方文明独树一格的特性。

以及最重要的，承认西方干预其他文明的事务，也许是一个多元文明世界动荡不安和引发全球冲突唯一且最危险的根源。

以上引文第一段，表明了亨廷顿认为的西方危机，主要是一种文明危机。伦理精神上的衰弱，更甚于现实政治军事经济问题。

第二段，承认了过去西方世界将其文明与价值观强力推销到世界各地去的错误。

第三段，则是建议西方在新世界秩序中应采取的立场与策略。这种立场与策略是守势及弱势的，并非强势地想继续扮演世界秩序之建立者或维持者。而应只是：一、承认现今世界已经是个多元文化并起，千巖竞秀的时代，欧西文明仅是其中之一支；二、在多元文化的竞争环境中，西方应保存、保护与重建其本身之文明；三、在多元文化的全球新秩序中，文明与文明的冲突会越来越剧烈，因此西方应极力避免干预其他文明之事务。

被中国人强烈批评的部分，就出现在第三点。亨廷顿做了个国际形势的预测：中国与越南因南海问题开战，美国介入。印度趁中国被绊住的机会，攻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中国、伊朗被迫结盟，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卷入，形成大规模的反西方运动。日本则转而倾向中共，俄罗斯转向反中国。……终于导致一场全球战争。

这场大战，事实上已有据以编成小说的文学作品《龙战》问世，更令人对亨廷顿描述“中国的兴起及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玩家’越来越专断的行径，将在廿一世纪初对国际安全造成严重的压力”感到不安。觉得他是在鼓吹“中国威胁论”。

但实情并非如此。亨廷顿乃是以此推测，来说明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的冲突，希望西方能够避免这场大战：

如果读者觉得这种场景似是天方夜谭，也有好处。我们也希望不致于发生其他版本的全球文明战争。

这种版本最可能、也最令人困扰的地方，则在战争的原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介入另一个文明核心国家（中国）和那个文明小国（越南）的争端。

对美国而言，这种干预因可维护国际法律、逐退侵略、保护海上航线畅通、取得南海油源、及防止某个国家跃居东亚强权而有其必要。

对中国，这种干预绝对无法忍受，是西方主要国家典型试图粗暴羞辱和威吓中国的伎俩，在其合法势力范围内鼓动反对中国，同时拒绝让中国在世界局势上扮演适当的角色。

简言之，未来要避免重大的跨文明战争，需要核心国家的克制，不要介入其他文明的冲突。

这个真理，美国等国可能不易接受。但这项鼓励核心国家避免干预其他文明冲突的“排除条款”，却是多元文明、多极世界下维持和平的第一要件。

第二要件则是“共同调停条款”，由核心国家彼此谈判，以围堵或停止他们文明中不同国家或团体间的断层线战争。

不干预其他文明的事务；承认西方价值只是世界众多文明中的一支，并不特别伟大，所以也不必要求其他文明非得依循其标准与道路不可。这两点，才是亨廷顿认为最能符合欧美国家利益的地方。

三、反省现代化

亨廷顿这个观点，主要是对反于“现代化运动”而说的。

现代化运动，基于一套特殊的历史观，认为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已由“传统”转变为“现代”，形成种种生产形态、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行为模式的大变动。这种变动，先发生于欧洲及美国，使得这些国家率先成为现代强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诸国若要摆脱穷困与落后，也必须要进行向现代的转化。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开始热情地推动这项工作，亚洲等地各国也自觉或被迫积极投入这个运动中。打破传统、改造社会，企图建立一种民主、自由、科学以及工业发达、财富增加的新文明。

这项长达百年的运动，不知牵动了多少仁人志士的灵魂，带来多少现实政治经济的变迁。但亨廷顿回顾来躅，却觉得这是个错误的经验：现代化“既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文明，也未能产生非西方社会式的西化。”

他的意思是说：一般人以为整个世界的现代化，代表了单一文明的胜利，西方已成功地将其社会模型及价值观，随着它的政治军事力量扩张到了全世界。其实不然：“非西方社会可以现代化。完成现代化之后，未必要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来全盘采取西方价值观、制度和措施”。

所以，一方面，现代化的结果，增强了那些（原本可能较为衰弱的）文明，使得西方文明相对地降低了强势；另一方面，则各文明本身的非西方因素越来越得到发展后，终究形成了文化本土化的非西方文化之复甦。

西方势力逐渐消退、非西方文化力量逐渐崛起，便构成了世界新秩序。

西方独大，主导世界情势的时代业已过去了。西方应该体认到“变动中的文明均势”，不再心存独霸或普及其文明于世界之念；并转而效法亚洲文化本土化的做法，好好维持并拯救自己的西方文明。否则未来世界必将冲突不断。

在这个观点下，世界目前的冲突，即被解释为是非西方文化复甦，挣脱世界单一西方文明格局的过程。

批评者大多没有仔细理解亨廷顿的理论，对于“现代化”或许也仍存着迷恋，所以一看见他描述现今多元文化以及因不同文化而形成的冲突时，便觉得它碍眼，说它在“制造黄祸”“提倡反亚情结”“认为儒家、佛家和回教无助于现代化”……等。其实均与亨廷顿的说法不符。

但我不是替亨廷顿辩护，我想说的是：一、亨廷顿的理论有其特点，他指出现代化运动业已失败或已过去，认为西方力量正在消退。这种讲法，在理论层面，固然可以有许多争论，但此一思路，却是西方反省现代化的路数之一。

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之纳入整个西方文化下反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脉络中去观察。观察这样的思想脉络，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在世界文化上的定位。

二、亨廷顿对于西方力量消退的反省，虽然兼顾了内在因素（例如人口、经济、道德、伦理精神等），及外部情势（如政治、军事、亚洲文明本土化等），但毕竟囿限于国际政治学的格局，偏重在对外部的描述，亦即对世界多元文明并列竞争情势之形成，着墨较多；对西方在伦理精神上应如何重建，尚少探究。而这一部分，便是我们可以进而申论的地方了。

三、亨廷顿认为西方消退之后，亚洲文明复甦，中国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他对于亚洲情势的推测，是否合乎事实？亚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真的大于亚洲内部的冲突吗？

四、现代化之后

资本主义发展迄今，西方对其文化状况本身即有极多反省，而且强调现今世界已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断裂者，大有人在。

例如“后现代”的种种理论跟一些勇于作大胆假设的社会学分析，都有十分相似的理论说法。不约而同地报告了一项崭新的消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踏进一个新的里程。

这新社会的名号众多，从“后工业社会”到第三波、消费社会、传播社会、信息社会、电子社会、高科技社会等，不一而足。

信奉这些理论的社会学家，在意识形态上有明显的倾向：他们都觉得有责任提出种种论据，证明当今的社会组织和构成已经不再依循传统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

例如不再以工业生产为其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统摄社会生活的总体方式；其文化状况、美感方式也均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对于这种文明断裂观，某些人并不赞成。如经济学家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便将资本主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巿场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主义下的垄断式资本主义，最后才到我们所身处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称为跨国资本主义时期。詹明信自己在对文化分期作阐述时所提出的三分法（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正是从曼德尔的三分模式中得到启示。认为现今这个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的形式。

纵然如此，主张目前已迈入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仍然注意到了它与帝国主义垄断式资本主义时代毕竟已不相同，而且这种不同也必导致国际政治上的变动。

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激发了国家民族主义的抗拒，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面对跨国资本主义，另一种对抗形式是什么呢？一个由国家民族主义转化发展出来，以对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文化冲突模式，并不难由此脉络被架构起来。

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此认为“后现代”是个新的文化帝国主义时代，美国仍然是这个时代的霸权。

他们据此沿续发展其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思路，例如詹明信即表示：“全球性的发展倾向，直接因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或者从由来已久的阶级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

换言之，由马克思主义来看，跨国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状况，乃美国的经济等下层建筑力量在全球扩张的结果。而目前此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改变，又导致了历史阶段性的变动，世界由“现代”步入“后现代”。

亨廷顿则显然不采这个进路，而是从文明的断裂观，来说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已随其政经及道德力量之式微而不可继续。现代化之后的新世界蓝图，乃是由各国家民族主义转化发展出来的各个文明圈重新画定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伊斯兰教复兴”与“亚洲的自我肯定”。

五、东亚新世纪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亚洲正被西方势力宰割时，即不断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

泛阿拉伯主义（Pan Arabism）也在一九三０年代即正式形成，由叙利亚、埃及大力推动，主张自伊朗边境至大西洋，所有说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应结合成一政治实体，共同面对外在敌人（这些敌人，包括了基督宗教、英法美殖民及经济帝国主义）。

发展至今，不但促进了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兴起、助长了巴勒斯坦分离主义、也形成阿拉伯联盟，并激发了泛叙利亚主义（Pan-syrianism）及伊拉克伊朗的国际争霸事业。

因此，亨廷顿所说的，其实并非一新兴现象。只是在过去，现代西方文明普世化的想法充斥于人们脑际，所以这些现象仅被目为逆流、保守势力、激进分子，不予重视罢了。

而事实上，在西方势力笼罩下，这些观点与做为也确实少有进展。现在，西方既已没落，这些东西遂逐渐获得登上舞台中心的位置的机会。

与亨廷顿之说适相呼应的例子很多，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即为其中之一。他在一九八六年出版《二十一世纪中日韩领先世界》，谓二十一世纪是东亚世纪，日本、韩国、台湾则为其核心，“西方的没落已难挽回，世界经济的重心全盘移动，东亚三邦领先世界”。

他认为：过去马克思、韦伯都认为儒教文化会阻碍现代化、亚洲社会是停滞的。但东亚现在却已现代化了，且比西方更为成功，可见儒教文化有其优越性。将来这种优越性将继续发挥，所以“结语：二十一世纪是东亚的时代”。

中岛岭雄此书并非严谨之学术论著，但其思路甚可注意。他另编有学术性的《东亚比较研究》（一九九二，日本学术振兴会）等书，继续阐发此一观点。合并起来看，实启亨廷顿之先声。

亨廷顿说：“非西方社会可以现代化，完成现代化之后，未必要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全盘采取西方价值观、制度和措施”（第三章）“东亚各国认为，他们的经济起飞并非来自西方文化的输入，相反地，是来自对本土文化的坚持。他们辩称，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和西方不同”（第四章），简直就是对中岛岭雄这类论点的再阐释。

中岛岭雄论亚洲新世纪时，偏重于「儒教文化圈」的说法，也在亨廷顿的论述中得到呼应。

六、亚洲悲喜剧

但西方人重新与非西方文明邂逅的眼光，和东亚诸国、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认知之间，毕竟不全然相同。

西方人看东方，着重它与西方之整体大区别，因此往往在东西对比的架构中，把东方视为“一个”文明，或略分为“亚洲”“伊斯兰教世界”两大块（略如远东与中东之分）。就像我们也常把整个欧美社会笼统称之为西方那样。亨廷顿式的处理即是如此。

可是站在西方内部看，谁都明白所谓西方其实是个大杂脍，内中异质性因素多得不得了。同理，由亚洲内部看，亚洲也难以视为“一个文明”。

东亚是世界上民族最复杂的地区，东南亚尤甚。

早期中国南方民族迁徙至该地区。十一世纪以后，缅族成为缅甸历史和文化的主角；越南越族势力及其文化南下，占人则逐步退缩；在泰国和老挝，泰人和佬人也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曾经是扶南和昊哥王朝统治民族的高棉人的统治地域，则逐渐缩小到相当于现在的柬埔寨的范围。故民族关系的变化、发展，是使得古代东南亚文化发展显得较为复杂的重要因素。

这些民族文化，与外来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错综重组相乘以后，变得更加复杂，难以究诘。

例如越南北方在十世纪建立独立国家，并在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

缅甸则在十一世纪出现了由缅族人建立的蒲甘王朝，此后南传上座部佛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影响遍及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

接着，泰国、老挝、柬埔寨也在十三～十五世纪基本上完成了小乘佛教化的过程。

可是十三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十五世纪出现了强大的伊斯兰教王国马六甲，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已成为印尼群岛和菲律宾南部各王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十六世纪后，由于西班牙入侵，天主教又成为菲律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些宗教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各国文化的发展，使得东南亚各地文化上的差异性也迅速扩大。

这一情况又与东南亚民族众多、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东南亚文化的发展明显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

故日本学者梅棹忠夫说：东南亚“不存在占绝对优势的、有代表性的民族。出身不同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民族相互并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言语、风俗习惯、宗教都各不相同”“所谓共同的东南亚生活方式或者统一的东南亚文化，是不存在的”。因此，东南亚“难以称作一个统一的文明圈”。

东北亚的情况稍为好些，但基本状况并无二致。“儒教文化圈”固然可以涵盖许多领域或区域，但佛教、道教之涵盖面颇与之重叠，彼此也并非毫无冲突。日本战后许多学者认为东洋世界可说是由四大支柱（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组成的。但韩国便排斥汉字文化。

佛教与儒教，在日本也有不少矛盾。甚至连日本神道也与佛教有所冲突。

在镰仓后期即出现主张「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也称度会神道）。室町时期之吉田神道（又称唯一神道），也主张神为主、佛为从。

德川时代一些儒者将朱子学与神道结合，创立了神儒融合的神道学派，有林罗山、中江藤树的古儒家神道、吉川惟足的理学神道、山崎阁斋的垂加神道等。

从元禄年间（1688—1730）到德川末年，由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宜长而至平田笃胤又完成复古神道体系。儒家神道、理学神道、垂加神道的学者均认为神儒一致。

熊野蕃山则在《宇佐问答》《三轮物语》中说日本是「神国」，但在佛教盛行后，神领田被佛教寺僧占领，把佛的地位置于神的地位之上；故对佛教的“佛为本地，神为垂……菩萨为释迦弟子，诸天是佛使者。以应神天皇为菩萨，以素盏鸟尊为牛头大王。以日本之王为天竺弟子，以日本神为天竺佛之使者”的“本地垂”理论批评甚力。

所以整个东亚地区，实在很难如亨廷顿所说，是以“一个核心国家及其同心圆方式所形成的文明秩序”，更不能说它曾是或将是“大中国及其共荣圈”。

恰好相反。在东亚，说大中华经济圈或儒家文化圈，在许多地方都是忌讳。且日本并未放弃成为主导亚洲发展之核心国企图，东协国家迄今亦仍不愿意放弃其主导权。对于华人跨国界的经济活动，一般也视为加速国家冲突的因素。

故与其艷称东亚文明新世纪，不如务实些，正视这个地区中复杂且多元的因素，进而考虑如何协调差异、面对冲突。

亚洲若非“一个文明”，这个文明是否已“崛起”了，似乎也值得商榷。中岛岭雄之类宏论，事实上建立在当时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础上。倘若东亚经济忽然变坏了，一切论据便将嗒然若丧、爽然若失。

而东亚经济结构实际上尚极脆弱。像泰国，除了要应付货币及股巿危机外，还要应付军方及更迭内阁人事的多重压力。类此之重大政治问题显然在东南亚地区十分普遍。

此外，历来东南亚各国政府都倚赖经济的快速成长，来弭平国内之种族及宗教摩擦问题，舒缓民众对政府贪渎、滥权及腐败的指控。但是由于货币及股票重挫，导致政局的经济趋缓，加上预算缩减、失业率上扬等麻烦接踵而至，东南亚各国控制政局的工作更形困难。

过去，经济快速成长减轻了地区内的贫穷问题，但也制造出新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如有些族群未能享受成长的好处，而有些族群则愈来愈富。

从绝对理论角度观之，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已骤减到不足百分之廿，但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成长，也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因为小规模企业及传统贸易商人并未在这波成长中得到应有的好处。所以假若未来经济成长趋缓，社会忍耐的缓冲空间必逐渐丧失。政局之稳定都会成问题，更别说成为世界的新核心了。

东北亚的日本，经济状况也已不如从年那么辉煌。韩国奇迹，光芒亦大不如前。台湾奇迹，更是令人无语。社会蓝绿积怨、台湾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割裂，也见诸社会政治等各层面。这个时候，若还来高谈“东亚新世纪”“儒教文化圈”“大中国及其共荣圈”，殊觉可笑。

再从国际形势来分析：西方衰退亦并不代表东方即将崛起。

一九六０年瑞典经济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冈纳．缪尔西写过一本名着《亚洲的戏剧》，副题是“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讨论东南亚十一个国家的发展。

借用它的名称来说，现在东亚仍然是一齣戏，许多国家仍然未脱离贫困。而且因某些国家已现代化、已富裕了，某些正在富裕、正在现代化，某些仍然贫困尚未现代化，因此区域内部的不平衡十分严重。这种不平衡，固然可能有助于建立区域内部分工体系，达成互补，但剥削与冲突亦甚。

换言之，纵使如亨廷顿所说，西方强权已在亚洲逐渐消退，可是亚洲内部的冲突反而增加了，且已将东西对抗格局渐次转为内部之对抗与冲突。

南海、台湾海峡，是举世公认的冲突海域；东协国家、日本、中国则成为区域霸权的竞争者。儒教文化圈与泛阿拉伯主义，又在印尼群岛和马来半岛上交会了，「儒回对话」之出现，其实正是因为两者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印度西藏佛教文化、新疆中亚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汉文化的冲突，更是人所共知的。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战争，不只存在于西方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或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更存在于亚洲内部。

另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新纪元”乃是“一个多极多元文明的世界”。多元的社会将更稳定和平，抑或更危险更多冲突呢？

亨廷顿主张是后者，遭致了不少批评。但这一点可能他反而是对的。

肯尼士、瓦茨《国际政治体系理论解析》即曾抨击传统权力平衡论者“两极系统不如多极系统稳定”的典型观点。他认为：两极系统的军事互赖程度相当低，多极系统的军事互赖程度则相当高。

在多极系统中，一旦碰到危机或战争，主要国家必须要能取得盟邦的支持。盟邦支持与否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两极系统的情形便完全不同，因为任何一方有国家变节都不致影响两大超强的对峙局面。

另外，从现实上看，每个国家都努力避免受到他国的宰制，故济弱扶倾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并非如此单纯。

甲国或许认为“虽然本国和乙国都受到某方面的威胁，但我宁可先袖手旁观再做决定。”如果乙国能够应付过去，甲国便是捡到了便宜。但如果乙国应付不来而向威胁屈服，则甲乙两国都将蒙受重大的损失。而且在多极系统当中，某些国家受到威胁，其他国家就很有可能拿不定主意，因为国家数目越多，诸如“谁在威胁谁”“谁会得到好处”“谁会被人宰割”等问题的答案也变得越不确定。因此，多极系统不但较不稳定，反而更容易引发冲突。

从这几方面看，亚洲是否在西方力量消退之后即能跃登世界舞台中心，尚多疑问，其内部之冲突反而极为巨烈。

故日本樱花综合研究所环太平洋研究中心所着《亚洲新世纪发展构图》就对亚洲的命运拟了两个版本：喜剧版与悲剧版。

若冲突扩大、合作受挫，亚洲的命运便会成为悲剧，东亚新世纪终将成为一场短暂的美梦。反之，只有真正了解冲突的存在，具体面对问题，朝向区域统合的方向去发展，方能创造一个新而富裕的亚洲。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前几天，美国、菲律宾才在南海不消停；这几天，印度、巴基斯坦又打起来了，中国军工虽因此大放异彩，却可能与埃及、伊朗等国被迫形成军工同盟，与美法俄产生强烈竞争。福兮祸兮，谁也不能逆料。身处亚洲火药库中，我们更须要自谋多福。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九十多种。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龚鹏程国际学刊》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