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下楼”重建我们与当下的连接

姜溪海

去年春上的一个阴雨天，我坐在南京出租屋的窗前埋头敲字，窗外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春景与我无关，我所关心的，是论文何时能发表，我何时能毕业，而至于毕业后的去向，更是在缥缈之中。我不知道一年后在哪里安身，但我知道唯有不停地敲击键盘，这条路或许才能逐渐清晰。键盘声犹如脚步，或是心跳，散乱又急切，与此同时，另一串脚步声和着叫卖声在窗下由远及近，引我起身张望。工作日白天的旧居民楼极为安静，蒙蒙春雨更为这份静谧添上一层令人心安的白噪音。一位老人拖着两轮小工具箱，缓缓走在雨中，口中唱着：“修雨伞……”“伞”字的尾音被拖得极长，音调一路缓慢攀升，在一个短促的降调中戛然而止。老人的身影在树盖间隐而复现，吆喝声在雨雾里升腾而后消散，终究远去。

在一个GDP排名前十的城市里，相较于修复，换新是更为普遍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把几块钱就能买到的伞呢？修伞老人在现代金陵雨雾中的游荡，犹如一种神示的意象，试图提醒人们，重建过去与当下的连续性，或许比永远生活于对“明天”的追求中更为明智。然而顾客寥寥。

“修复”，意味着痛苦地直面过错、破碎或困境，意味着人将以一种不可逃避的主体姿态整饬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换新”，则只需挥一挥衣袖，它的合法性自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为其辩护。项飙在多次演讲中提到一个例证：珠三角的年轻务工者们，工作换动频繁，其原因或许鸡毛蒜皮，但相较于解决问题，人们更相信“明天会更好”。“当下”在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中被悬置，一次次的转身而去后，人们在新城市里所踏下的足印变得模糊不堪，只有对“未来”的执着如梦似真。社会学家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悬浮”。

我也没有成为修伞匠的顾客，因为我还有论文要写，不能下楼。

但我感谢这位吟啸且徐行的老人，将我从“蜂鸟振翅”般的写作中拉回现实，第一次领略到江南春雨之美。这是一种熨帖的、怀旧的美感，无数文学名篇在我脑中萦绕，我仿佛与南京这座城市有了第一次共振。突然而来的审美体验，将我手中所进行的论文写作打断，二者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打断文学论文写作的，却是审美本身。说来惭愧，作为一名在南京求学六七年的中文系学生，我却对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熟视无睹，几乎从没走下楼去，走出校园，一览其风情。为数不多的几次游历，都是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成行。这可以说是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的失职，却也是作为初入门的文学研究者，在“文”与“学”的体制张力之间痛苦抉择的结果。“文”与“学”的辩证，在文学研究者的具身语境下，不仅仅指审美体验与理性思维间的调和，更是个人生命锻造与事功追求间的平衡。用最通俗的话说，文学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文学研究更离不开研究者对于现实本身的感知。但我在六七年里却与南京这座城市之间“相看两不熟”，悬浮于校园之中，层楼之上，这既是一个“进城者”的悬浮，也是一个“功绩主体”的悬浮。

这样的吆喝声我两年前在江宁是听不到的。那时我租住在一号线终点站一栋青年公寓的十八楼，因为是公司运营，甚至无需跟房东打交道。这里依托几个科技产业园和大学城而建，一切井井有条，年轻人之间充满礼貌但绝无多言。我待在十八楼苦熬，靠外卖生活，常常两天不下楼。“南京”这一概念对我而言如此抽象，这里的生活，更像是一种普遍化城市生活的标本，便捷却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充满联系却又毫无关联，出租屋即生活的边界，在其中坚守，奔赴明天成为生活的唯一意义。“生活”并未向我敞开，我也对其不甚关心，我认定这是进城青年的必经之路，唯有抛弃什么，才能获得什么。但无意义感也时时袭来，这样的生活，与我以前所经历的校园生活或是县城生活都太不一样。人们秉持着无菌病房里的原则，少接触，勤消毒，这里的一切都太讲规矩、太礼貌了，我对生活的感知，却只能来自书本。

一年前，随着伴侣工作的调动，我们搬到建邺区水西门外的茶南。这是一个以地道美食著称的老社区。街面上，商户们将餐桌摆满一条车道，对顾客吆五喝六，电动车和行人在丁字路口相互博弈，各凭本事过街。小区里，鸡犬之声与味相闻，邻里间或争至民警上门，或在深夜一声“和”中，伴随着搓牌声哈哈大笑。这样的混乱让我安心。混乱意味着界限的模糊或破除，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得以在缝隙中生长。曾经在新城区被城市规则的“二向箔”压缩至一维的生活，再次得到多维展开。这里的外卖更多更快，但我更喜欢下楼坐在路边吃面，既享受老板的一句“又来了”，又借着汽车尾气摆脱久居楼上的“冷气”。最令我惊讶的是，中国人对于祖先或逝去亲人的思念并未在此被城市所吞没。每逢传统节日，会有小贩在街口售卖香烛纸钱，居民们买来在墙根下烧化，社区广播则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用火安全”。在科学化的城市治理体系下，死亡几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剥离，被交给诸如医院或殡仪馆等特定的部门处理。但在这个老社区中，生活与生命保留了它最完整的面向。有幸的是，我的研究论题正是熟人社会中传统礼俗的文学表达，在茶南的“下楼”生活，不仅让我从一维的功绩追求中抽身，重建自己的生活模式，更让我在对人情“链接”的体悟中，摆脱了抽象概念套用的幼稚。用社会学的术语说，我找到了自己的“附近”。

茶南的魅力，对我而言，在于它的“县城感”，一个县城青年在城市中“再嵌”的安心与喜悦。去年，“县城文学”以影像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爆火。有趣的是，近年来，“文学”一词被带有情感表征色彩的群体性社媒表达多次征用，似乎正暗合着“文学”终结后“文学性”蔓延的论断。在县城文学的传播风潮中，三种不同的声音构成了县城青年情感表达的立体和声。思乡者谓之“没有县城，万万不能”；恨乡者坦言“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生在这个地方”；而怨乡者则反复吟叹“走不出，看不破”。事实上，无论何种声音，都是县城青年悬浮于城市之中无所着落的自我抒情。“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都市的倦怠与难以融入，让我们回想起“县城一碗汤”的温馨，但这种无法融入的事实，在与城市原住民的比照之下，却也正是“走不出，看不破”的县城身份所造成。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一位17岁的少年从韶山赴湘乡县城求学，将此诗抄呈父亲以明志，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中国“桑梓情深”时代的逐渐终结。然而，伴随着“立志出乡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执念，“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的悬浮感也宿命般地如影随形。对于这一命题，我无法回答，从我单薄的文学阅读与生命经验中可提取出的，或许是两个字——“下楼”。

在楼下，在城市中，重建我们的“乡镇”与“县城”。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学语文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