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深刻把握“四个变化”，研判宏观经济运行新逻辑

高培勇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高培勇在CMF季度论坛（2025年第一季度）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52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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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积极进取的中国经济”。其中，“积极进取”至少蕴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要主动作为；二是不固守原有的宏观调控模式，不简单搬用以往的老思路、老套路、老做法，而是根据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新思路、新对策、新举措。相对而言，第一个层面的意义我们已经解决，第二个层面的意义需要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深入思考、认真探索。

近期，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为例，大家普遍认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按常理出牌”。然而，这并不代表特朗普的做法没有自身逻辑，只不过其逻辑与我们熟悉的范式迥异。至少自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也在发生变化，其背后的逻辑也与我们以往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深植于认知体系中的“惯性思维”亟需重新审视，并在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对当下与未来经济发展更加契合的解释逻辑。

从研判未来经济运行的新逻辑角度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需要深化。

第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深刻变化。按照以往的认知，经济运行就是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一旦经济出现下行，就可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基于这种思维模式，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单一的，宏观调控就在于围绕扩大需求和校正社会总供需失衡而推出相关举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当下面临的问题集中概括为“内需不振、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这表明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甚至多重的，简单运用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的对策难以奏效。因此，在研判宏观经济运行逻辑时，我们必须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修正，系统梳理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为例，今年一季度为124671亿元，同比增长4.6%。从疫情以来近十年的变化来看，疫情发生后的五年间（2020—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速为3.49%；而在此之前的五年（2015—2019年），年均增速为9.43%。因此，尽管2025年一季度实现了4.6%的增长，但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基于此，许多从事宏观经济分析的专家指出，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消费需求不足。这显然是对头的。问题在于，当前的“消费需求不足”与以往的“消费需求不足”之间有无不同？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解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的构成方式。该指标本质上是“价格×数量”，即各种商品和服务消费数量与其单价乘积的加总。从各项数据可以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价格下降所致，数量并未出现大幅减少。而且，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反映的价格下滑并非市场机制下的正常波动，而是因居民收入下降、收入预期转弱所致。出于谨慎考虑，消费者更倾向于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与服务。

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背后有“新故事”，而“新故事”必然伴随着“新逻辑”。以往的惯性思维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我们必须跳出原有框架，结合新形势，重新梳理宏观经济运行的新逻辑。

第二，宏观调控目标设计逻辑的深刻变化。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当问题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供求失衡时，宏观调控目标便是扩大需求，所有政策资源配置需要围绕“如何扩大需求”这一核心内容展开。这种目标设计逻辑显然是在问题单一背景下形成的。例如2008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通过1.18万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带动了4万亿元的投资，进而显著推动了经济发展，其背后体现了“扩大需求”的单一目标。

然而，面对当前内需不振与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宏观经济运行新格局，在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同时必须考虑添加“稳定预期”这一新的目标。新目标的加入意味着在选择与配置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时，其逻辑关系也会随之变化。不仅要判断各类政策工具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联性，还需明确其与“预期”的关联程度。基于“对症下药”的基本原则，复杂化的目标设计逻辑已成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现实，也是研判未来经济运行新逻辑的重要切入点，我们要在双重乃至多重目标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中识别出“新故事”和“新逻辑”。如果片面执着于某一目标而忽视其他维度，则难以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也难以取得宏观调控的实质效果。

过去五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扩张力度是空前的，如何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政策资源有效配置到双重甚至多重目标体系之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首次提出“四稳”，即“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因此，在配置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时，不能仅围绕“扩大需求”这一个目标，而必须系统考虑多重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积极塑造良好的社会预期已成为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若忽视这一点，就有可能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从而削弱整体调控效果。

第三，宏观调控手段配置逻辑的深刻变化。根据惯性思维，我们通常将宏观调控等同于逆周期调节，即宏观调控主要依赖于政策调整。当面对的问题日趋多元且复杂，宏观目标设定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便不能再简单将调控手段局限于政策调整。政策调整在短期刺激需求、拉动经济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不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难以实现稳定社会预期的目标。例如，发放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措施，虽然能够拉动当季的消费需求，但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收入预期。

因此，当前应避免将兼顾多重政策目标的宏观调控简单等同于逆周期调节。要立足长远，注重宏观调控的可持续效应。除了继续运用政策调整工具外，要将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改革是应对长期性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政策调整则可用于解决短期性与周期性问题。

第四，宏观调控着力点选择逻辑的深刻变化。宏观调控着力点的选择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按照惯性思维，尤其是在扩张性政策的框架下，宏观调控通常以“投资拉动”为主，主要体现为“投资于物”。而如今，随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进，调控的重点正在向“投资于人”转变，即宏观政策的着力点转向居民个人，推进“消费拉动经济”而非“投资拉动经济”。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转变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至少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而言，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对于其背后蕴含的新故事与新逻辑，需要我们深入总结和理解。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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