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贺怡第三任丈夫，意志软弱叛变，建国后因提出见毛主席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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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当解放南昌的炮火渐渐停息时，一个有些落魄的人，扭捏地进入了公安局。

他对民警说道：“我是贺怡的丈夫凃振农，我来自首。你们能把我送到北京吗？我要去见毛主席。”

接待他的民警吃了一惊。他知道，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而如果眼前的人是她的丈夫，那和毛主席就是“连襟”的关系。

贺怡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家族都是满门英烈，这个人却为何说自己要自首呢？他想要去北京，为何还要自己帮忙呢？

事实上，这个凃振农确实是贺怡的丈夫，只不过他们夫妻早已分道扬镳。他这次“自首”，不过是个自作聪明的馊主意。

两年之后，他就在北京被执行了枪决。之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下场，全是他意志软弱、叛变革命所致。

他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被处以极刑呢？

这些，还要从贺怡与他的婚姻说起。

贺怡是江西省永新县人，父亲是开明乡绅贺焕文。贺焕文有文化，曾经靠捐纳当了清朝的举人，也曾经当过县长，见识非凡。

贺焕文

当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贺焕文并不阻拦子女接受新思想。在红军开进井冈山之前，贺家的三位子女：贺敏学、贺子珍与贺怡，就都已经参加革命了。

贺怡不像哥哥姐姐那样著名，但是也是个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1926年，她这个刚刚15岁的小姑娘，便成为了妇女协会的委员。

之后，她又进入了赣西特委、永吉泰特委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在共同的理想感召下，贺怡有了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贺怡的第一任丈夫是刘士奇，两人是在1929年2月结婚的。刘士奇是个光明磊落的革命者，时任江西省委的秘书长。

刘士奇

他与贺焕文有工作上的往来，所以与贺怡的接触也就比较多。慢慢的，两人互生好感，并且共结连理。

婚后不久，刘士奇就率领红军，参加了反“围剿”战争。他在英山、太湖等地多次击败敌人，打了十几次胜仗。

但是，有人却嫉妒他的才能，在上级面前行诬告之事。刘士奇不愿连累妻子，就主动与贺怡离婚了。贺怡的第一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1933年，刘士奇被错杀。

就在贺怡因为婚姻悲剧而痛苦时，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走进了她的生活。

毛泽覃

当时，毛泽覃在战斗中受了伤，贺子珍特意指派贺怡来照顾他。由于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关系，毛泽覃与贺怡早就认识，此次相聚，更是让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1931年，毛泽覃与贺怡正式结婚。不过，由于革命形势的险恶，夫妻二人不得不长期分隔两地。1935年，毛泽覃为了掩护其他人而牺牲，贺怡闻听后悲痛欲绝。

两段婚姻，和贺怡留下的除了痛苦之外，还有刘子毅、贺麓成（毛岸成）两个孩子。当时，她还在敌后从事着地下工作，十分危险。

为了让孩子不至于受拖累，她将儿子们送到老乡家里抚养。但是，这种孤独的日子，终究是让人难熬的。

于是，贺怡在1937年左右又再婚了，丈夫正是前面提到的凃振农。

凃振农，也曾经是个英雄人物。他有文化，曾经是几家大报纸的编辑，也曾在旧军队中担任过书记官。

1924年5月，他正式入党，可算得是革命中的“老前辈”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经在江西省建设厅当科长，后来又担任了奉新县的县长。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他都有不低的身份。

1927年，蒋介石掀起了“四一二政变”，凃振农这样有着共产党身份的人，一下子成了通缉犯。

他扔下了县长的身份，主动到吉安地区寻找党组织。他不仅成功了，而且还在9月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

这之后，他先是前往上海，在法租界的一个支部工作，接着又前往香港，在我南方局主办的一家报社当编辑。

随着国内武装斗争的展开，大量干部开始回流中央苏区。1930年6月，凃振农来到了瑞金，成了江西省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11月，他成为了红十军的政委，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不过，他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所以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宣传和政治工作上。

时间很快来到了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

凃振农此时是红五分校的校长，因为未能和大部队一起行动，所以很快就再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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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想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来继续革命：他化名李平之，到上海参加了文化界的救国会。他用自己的笔，继续为党组织干着工作。

1936年1月，红军在陕北已经站稳了脚跟，凃振农立刻回归组织，并先后在政治局和地方干部工作科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凃振农担任了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处长，开始带领战士们打击侵略者。

可以说，在自己的前半生，凃振农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

他意志坚定，心思缜密，多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却又能多次回归，对革命态度始终不曾改变。这等经历和心志，可不是谁都有的。

1937年11月，贺怡来到新四军中任职，与凃振农相识。两人互相都很欣赏，所以很快就结婚了。

这之后，贺怡先后又生下了两个孩子：贺春生和贺海潮。夫妻二人的生活，似乎比一般的革命夫妻还要幸福些。

但是，随着一个叫郭潜的人出现，一切都变了。

那是在1940年，蒋介石在频繁地制造“摩擦”之后，开始将手伸向了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们。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两个弟弟，都在这一时期被杀害；而贺怡，也在韶关被敌人逮捕。

虽然经过交涉，贺怡和其他的一些同志被救了出来，但是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已经迫在眉睫了。

为了协调我党在南方的工作，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权力极大，可以领导广州、江西、广西等6个省份和地区的地下工作。

委员会的书记为方方，而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分别为郭潜与凃振农。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领导地下工作的组织，其内部竟然有国民党的潜伏人员。

在他们的通风报信之下，中统局特务突袭了江西省委几个同志居住的旅店，逮捕了几个核心人员。

这些人中很快又出了叛徒，在他们的攀扯下，大量我党同志被捕。在1942年6月之前，江西省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共有两千多人失去了自由。

但是，由于电台被破坏，江西省委无法向上通报消息，南方委员会对此情况一无所知。

关键时刻，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夫妇舍弃了9个月大的儿子，夜半越狱成功。他们步行上千里，用时24天，来到南方委员会报信。

委员会书记方方得到消息后，立刻发出紧急电报，命令所有人停止活动。但是此时，郭潜由于在火车上，未能及时获得警报。

结果他闯入了敌人布下的圈套，和其他几人一起被捕了。

郭潜本就是一个贪财之人，被捕后敌人稍加利诱，他就叛变了。

郭潜掌握着大量机密，他的叛变，引起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很快，南方委员会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就纷纷被捕了。

更可怕的是，由于中统方面的严格保密，郭潜的叛变并无人知晓。很快，这个人就将会带来更大的破坏。

1942年6月，郭潜带领特务们，向南方委员会的总部展开突袭。不过，由于谢育才的警告，方方已经开始指挥撤离，郭潜扑了个空。

但是，他很快就带人转向下一个地点：大埔县的高坡镇。高坡镇是一个水陆要道，郭潜认为，很有可能在这里发现南方委员会的人。

果然，他还真有收获，因为凃振农此时正好打算坐船撤离到潮汕地区。正是这次偶然的相遇，让凃振农被捕了。

凃振农曾经是个英雄，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变节。这次被捕之后，他也一度表现得很坚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不肯吐露半个字。一时间，中统的特务们也毫无办法。

为了尽快结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决定亲自出马，让凃振农低头。他先是让人准备好酒好菜，好好地安抚了一下凃振农，接着就去找他谈话。

徐恩曾（右二）

徐恩曾说：“涂先生，你们的组织部长郭潜先生都成了我们的人，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你知道吗？郭先生如今已经化名郭乾辉，加入了中统。

他得到了三万多元的奖金，整天风风光光，这样岂不快哉？我保证，只要你也能加入我们，不仅有的是金钱美女，而且还能用新身份生活下去，绝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过去。”

凃振农在监狱里，已经坚持了大半年，本就有些熬不住了。此时听了徐恩曾的话，他权衡了半天，终于故作痛苦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凃振农叛变了。

而且，他还干脆一条道走到黑，反过来帮敌人劝降廖承志、张文彬二人。廖、张二人才是真正坚定的战士，他们怒斥凃振农，并依然坚贞不屈。

廖承志

后来，廖承志被自己的母亲何香凝所救，张文彬则遗憾地死在了狱中。至于凃振农，则是成了贺怡一生中的耻辱。以至于在关于贺怡的历史材料中，都很难发现凃振农的身影。

不过，在叛变后的那几年，凃振农过得还真是“风风光光”。他原本就与国民党有渊源，此时更是趁势恢复了党籍，并且还担任了江西省的民运专员。

后来，他还被当作所谓“自新”人员的典型，到第三战区的皖南训练班当政治教员。在中统局中，他也有职位。

徐恩曾待凃振农如上宾，并且责成他来训练中统特务。这时的凃振农，简直和当年的大叛徒顾顺章是一个待遇。

一时间，他有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仿佛荣华富贵将永远不会改变。

历史车轮的转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抗战之后，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很多高官都想方设法，想要退到台湾去。

一时间人潮汹涌，船票、机票千金难求。凃振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却并无根基，关键时刻没人愿意管他。他最终被留了下来，在解放大军的压力下战战兢兢地生活。

1949年5月，南昌城迎来了解放。而凃振农，却变得更加紧张。

党组织对待叛徒的政策他是知道的，为了不陷入被动，他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直接去南昌公安局“自首”，在交代问题时避重就轻，争取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他想，自己和毛主席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又是贺怡孩子的父亲，算得上是主席的亲戚。看在这份薄面上，自己应该没有被杀的危险，甚至还有可能重新当上干部。

几天后，在南昌公安局的办公地点，就迎来了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凃振农真的以“自首”为借口，要求民警将自己送到北京去。

民警在听说他是贺怡的丈夫之后，还真的有些懵了，当时便将凃振农出现的消息传回了北京。

凃振农之所以敢“自首”，是抱有侥幸心理的。虽然他在叛变后，在中统的名气很大，但却用的是化名。知道他叛变的人，基本全部牺牲了。

凃振农感觉，自己应该是安全的。只要编一个理由，解释自己这几年的“失踪”，那么就有可能对付过去。

但是他忘了，有一个人曾经因为他来劝降而骂过他，此人就是廖承志。

廖承志（左一）

廖承志是革命先行者之一廖仲恺的儿子，母亲是社会活动家何香凝。他虽然是共产党人，可蒋介石却没有胆子加害，最后只能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将他释放。

廖仲恺回归组织后，立刻将凃振农叛变的消息作了通报。而在解放南京之时，解放军又全盘接收了党通局、也就是中统局的资料。

凃振农的大名，就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他根本抵赖不掉。所以，在他“自首”后没几天，一副冰冷的手铐就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这之后，凃振农的故事可说的就不多了。他在1950年被押解回了北京，在1951年被枪决，得到了一个叛徒应有的下场。

可惜的是，贺怡在1949年11月，为了寻找毛主席的儿子“毛毛”而出了车祸，牺牲了。她没能见证自己这个叛徒丈夫的下场，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涂振农词条

百度百科：贺怡词条

文史天地 王春山.“南委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