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遗址背后的古滇文明 | 河泊所遗址考古的三个价值

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地方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公元前109年，汉朝在此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西南夷列传》）。

从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开启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

日前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泊所遗址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实证所在。而关于河泊所遗址的考古价值有几何？项目负责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进行了全面解读。

1956年，晋宁石寨山金质“滇王之印”出土轰动考古界。伴随着一些精美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古滇国揭开了神秘面纱。

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石寨山古墓群先后进行4次发掘，清理墓葬50座。其中，在1956年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滇王之印”，石寨山古墓群因此被认为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1958年，考古工作者发现河泊所遗址，认为其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其时，贝丘遗址高出地表8米，因该遗址发现大量同心圆纹盘，故而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由于石寨山墓葬出土遗物和河泊所遗址中发现遗物的不共存，考古工作者错失了发现真相的机会，导致同心圆纹盘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错误认识存在半个多世纪之久。

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部分小件器物。

蒋志龙记得，2008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盆地进行了调查，发现了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从遗址规模大小和出土器物来看，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逐渐构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铜文化及年代序列。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从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通过金属制品的科学研究，将该区域青铜年代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比以往认识的青铜时代开始时间提早了500多年。结合测年数据、地层序列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将滇池盆地青铜时代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确定为三个阶段：青铜时代早期（早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遗存）—青铜时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晚期（汉文化进入后的文化遗存）。

考古工作者清理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上发现纪年文字，从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横跨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前后共298年。与此相关的各种官员代理制度、刑法制度等，共同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迁。”蒋志龙说，河泊所遗址基本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深化了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应该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人们从文献中得知，“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而当时的郡治在哪？

经考古发掘，目前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该区域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而在上蒜镇第一小学发掘区，蒋志龙和其他考古队员发现柱洞、散水和活动面，还出土大量的板瓦和筒瓦等建筑遗物，出土的瓦数量达几十吨。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

这些柱洞外方内圆，边长在1米左右，经过夯筑，比较坚硬，中间为圆形的柱子，残留有木桩的朽痕，尽管这些柱洞的分布规律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些地方应该有建筑，在这些建筑旁边的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封泥和部分残断的简牍，这些封泥中既有官印封泥（如滇王相印、收靡令印），也有私印封泥，由此可以推测这些建筑应该是官式建筑。而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发掘区存在5处，应当可以确定这里就是益州郡内的衙署。加上发现的城墙、城壕、大型木构遗迹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应该可以作为准确确定益州郡治的考古实证。

也就是说，上蒜镇第一小学附近可以确定是益州郡郡治所在。

从空中俯瞰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

这里出土的简牍中有关秦汉时期“郡、县、乡、里”的发现，填补了秦汉时期郡县制考古实物记录的缺失，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层组织提供了考古实证。

蒋志龙认为，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滇相”与此前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等相互印证，表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文明之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对研究秦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考古研究发现，古滇国及其文化并没有突然消失，而是慢慢融入了中央王朝及其文化之中。”这是蒋志龙这些年研究得出的猜想。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除发现大量封泥和简牍外，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现象。这些遗迹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先滇文化时期，这里主要是有着干栏式建筑的村落；滇文化时期，出现半地穴式、地面起建的房屋基址密集聚落；汉时期，出现土著聚落和中央辖郡等形态共存于一体的复杂融合。这一变化说明，古滇文明汇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过程是渐变式的，是相互借鉴、互相融合型的，而不是替代式、你死我活型的，总体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点。

考古工作者在检查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

此外，蒋志龙也发现，先滇文化时期和滇文化时期，当地的建筑规模较小，随葬品多以陶器、青铜器等本土物品为主；汉时期，当地开始出现大型建筑和一定规模的道路，随葬品也出现五铢钱、砚台等物品。这表明，多元汇入一体，也加速了当地的发展。并且，这一过程不是全然被动的，而是不少人对先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主动拥抱。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串联起古滇国和汉代两大历史阶段。古滇国时期，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遗存生动再现了石寨山文化独特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结构，印证了《史记》中“滇王受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凸显了西南边疆多元的文化特质。汉代郡县制时期，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王朝开启了对云南的正式管辖。双重行政制度并行的格局则体现了西汉中央政府“因俗而治”“柔性羁縻”的政治智慧，推动西南边疆稳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蒋志龙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