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路都不能堵上

防走失，电梯直达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刘捷

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没什么留学生，明清以前是因为外邦比我们蒙昧多了，没啥可学，之后则是因为闭关锁国。但是“防细作”这事儿倒是一直有的。

大唐年间，国势鼎盛，万邦来朝。长安被称为世界之都，大量外国人来此经商和交流，有些就长期居住了下来。

有胡商，来自中亚和南亚为主，也有欧洲人经丝绸之路而来；有各国使节，有僧侣，除了佛教道教，当时有祆教（也叫拜火教，来自波斯）、景教（来自叙利亚的东方基督教分支）、伊斯兰教、摩尼教（要说是《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大家就熟悉了）都在自由传道；还有各种艺人，技术型工匠，以及来我国留学和交流的学生，就像日本遣唐使，等等。

一度长安的外国人口达到了10%，买房买地，经商甚至做官。这个国际化程度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现在上海的外国常住人口也只有不到1%。

那么，当时的长安是不是很乱？社会治安其实也还好，唐朝对外国人既不高看一头，也不特别欺负打压，一视同仁。那么有没有大量间谍或者敌对人士潜藏在其中，进行窥探和破坏？的确有的。

契丹、突厥势力一直有探子跟随商队来刺探，张九龄在《论东北军未可轻动状》文中就说“契丹等翻覆，或往或来”，要防止“假商贸之名，窥我虚实”。

对其他各国呢，李德裕《论译语人状》特别说要防范翻译人员勾结外邦的风险，选翻译要严格审查社会资质。可见有关情报工作的案例是一直在发生的。

例如在《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有吐蕃商人借传教之名绘制长安城防图，被一举截获，在敦煌《沙洲图经》里也记载了阿拉伯商人牵扯到传递唐朝藩镇情报的案例。

那么唐朝是怎么应对的呢？一是严格执行户籍和关津制度，后者可以理解为护照和海关管理；二是入住后的登记和职业核查；三是地域管控，皇城、官署、重要工坊等敏感区域禁入，《卫禁律》上有“阑入罪”的条款，四是监控贸易，防止违禁品例如地图、兵书、公文类的流通。

总之，以日常规范管理为主，辅之以重点破案、震慑宵小，外松内紧，但是从来没有因为一起案件而兴起歧视驱赶外国人、中断交往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奉行类似的策略，一方面是为了要体现上国风范，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年一篇雄文的影响。

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发现一个阴谋，说郑国修建溉渠是为了大量消耗秦国的国力，进而劝秦皇把所有不可靠的人都赶出去，特别是六国籍贯的、曾久居六国的人，都有问题。

于是，李斯就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历数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代引进了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人才，方有如今的强秦。“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否则哪有现在的局面？如果只对六国的丰茂物产和音乐文化感兴趣，却敌视驱逐六国的人才，“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想复兴吗？想强大吗？那就把人才引进坚持下去。

嬴政接受了这个建议。说起来李斯自己就是楚国人，大将蒙骜原籍也是齐国，嬴政因能用天下之才，方有天下之地。李斯反过来却对各国用尽了反间计、离间计，赵魏楚燕都中过计，因为各种防范猜忌而疏远甚至清洗了可用的人才，国运之衰无可挽回。

因此历朝历代对人才和知识一般都持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姿态，只是在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上会有疑虑和防控。

那么明清两代为什么要闭关锁国的呢？一开始是为了防走私，防外敌和海匪侵扰，例如倭寇。清朝禁海之初是为了防郑成功，后来随着西方列国陆续崛起，发现更加要严防死守的是一些宗教、文化思想和科技产品的流入，那会给朝廷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方停滞不前甚至有所沉沦，另一方高速发展高歌猛进，而这种对比的状态单纯靠阻断剂是没有用的，就像堰塞湖和大洪水前的堤坝，越高就越薄、越脆弱。

后面百年风云激荡，咱们从祖爷到父辈再到自己，都看着或感受过了，再不明白的，说了也白费口舌。

总之，对于外患或者细作，要从制度上防、从案例上抓，而谁说要用堵的、封闭的策略，做不到时就很可笑，真做到了就很可怕。

还有另一条路也不能堵，堵了危机同样严重，那就是个人发展和阶层提升的路。

这条路径的通畅，是所有人对美好生活可能性的预期。经济学上“预期”是个极重要的概念，向好的预期可以推动经济提振，向下的预期也会造成踩踏效应，加速经济下行。

而最可怕的是没有预期。

一个没有预期的社会只剩冰冷的桎梏、麻木的混吃等死，被框死的行动范围就是一眼到头的人生，而所有试图打破框架的行为，其副作用都会带来动荡和灾乱。

春秋时期，以竹简为书，能获取知识传承的人只有少数贵族。但是鸡鸣狗盗之辈依然可以成为宰相的座上宾，破落子弟如果有机会读书也能走上朝堂，只因为人才实在太稀缺！范蠡隐退能成陶朱公富甲天下，因为商业和工业人才也稀缺！因此春秋有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虽战国乱世而人才不绝。

汉朝从秦的军功爵制度转为察举制，由地方根据品德和才能推举人才，辅之以皇帝或地方官员自行征召的征辟制、高级官员推荐子弟的任子制和太学子弟做官的养士制。

我们现在简单看就会发现弊端：地方推举谁，地方豪强和巨商话语权一定很大，谁能上太学也肯定靠家里的资源，再加上官员子弟直接能当郎官，这样有个几十年整个机制就会很固化了。往后三国曹丕的九品中正制，魏晋时期的门阀垄断，都没改其本质，反而变本加厉。

东晋有个王澄，“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琅琊王氏的子弟，王导的堂弟。历史记载是少小当官，一出生就是有级别的官。

奈何此人只爱清谈、放纵不羁，担任荆州刺史时完全不管实务，流民作乱时要么害怕听任，要么纵杀激乱，就像医生上了手术台要么撒手不管、要么挥刀乱切。

这样的官员竟然碍于其背后的家族威势还罢免不了，最终他是死在同族的王敦手里。

从汉末到晋四百多年的时间里类似的人和故事简直数不胜数，而这也是那数百年乱世的根源之一。而且乱世还断绝了平民家庭勤劳致富或者外出经商的可能，因此那也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预期的时代。

西晋刘毅就曾上书痛陈九品制度弊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认为一定要打开从寒门乃至平民中选拔人才的通路，他可谓是最早的吹哨人。

于是，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就成为国家一等一重要的大事，因为它让人才选拔和晋阶回到了量才录用的路子上。

唐朝有一年旱灾，有人建议说京城粮食都不够吃了，停一年科举吧，别让人来了。韩愈连忙上书说那些人都是带着钱来的，不是消耗，是好事儿。何况“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一则人士失业”，天下人会惊惶，人才断了进身之路，这才是大害！只有坚持进行科举选拔人才，“必能辅宣王化，销殄旱灾”。可见这条通路在明君贤臣的眼里有多重要。

即便看起来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有权有钱者依然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手法夹杂其间，防不胜防。昏庸的皇帝往往不闻不问，高官贵戚做点手脚也只当看不见，那些朝代大多危机溃乱不断。

也有一些有警觉性的皇帝看得出这不是小事，是足以动摇国本的大事，因此严查科举舞弊事宜，务必要确保这条通路还存在。

中国最后一个被腰斩的人叫俞鸿图，他就是犯了这个事儿而气坏了雍正，被砍完以后爬着写了七个“惨”才死。

而单单依靠科举还不行，因为凭借门第也还是能做官的。唐宋明清一直都有“恩荫”“荫补”的制度。起初就算大家都是一样的基层职务，人家有背景有路子，事儿办得又快又好，到处有人帮衬、说好话，甲爹照看乙的儿子，乙爹关照甲的侄儿，人家那升职的速度能和你一纯靠科举考出来的普通小人物比吗？即便才华有点出入，差距也没那么大吧。

于是，普通小人物就不甘心了呀，正道拼不过，只有靠钻营投靠、玩弄权谋了。长此以往，官场现形，劣币驱逐良币，良币主动成为劣币，明清颓势难挽。

古时视商贾为贱籍，李白就因为这个出身连科举都参加不了，而且一般人想致富也离不开官场。现代人的个人发展除了官场，还有职场、学术场、文艺场、商场，但无论哪个场都有既得利益和位置的人，他们也多少拥有一定的能量，后代也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这一点无可厚非，出身就没有公平一说，也不应当去较劲。

但那些人也务必要记得，不能把后来人的路都堵上。

社会大众没有了良好发展预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而想创业或自由职业的人，他们的预期来自清明公平的法律环境、可控的房地租和税赋，以及活跃的经济世面，那又是其他话题了。

一条用人的路，一条凡人发展的路，那都是国家社会的动脉。两条路，都不能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