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和应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二)
不久前董辅礽基金会召开内部的春季研讨会。会上谈到特朗普政府上台还不足百日,但是美国给世界带来了两个令人震惊的变化,一个是从启蒙时代以来的价值理性和文明尺度似乎被颠覆,另一个是二战以后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开始动摇解体。发言时我沿着这个评论追问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二者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特朗普个人的疯狂和特性改变了美国、冲击了世界,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将特朗普第二次推上美国的权力顶峰?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西方文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当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因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一时成为世界上没有挑战者的霸主,在哈佛大学知名学者福山已经开始谈论“历史的终结”时,同为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就清醒地看到,美国在20世纪末将如同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末时一样,“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在他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系列著述中,亨廷顿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世界已经开始发生各民族国家与文明力量对比的变化,强调虽然西方文明过去几百年中在全球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节节胜利,但其他文明从来无保留拥抱和渴望的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而非价值文明。因此富裕起来从而开始奢侈颓废的西方面临的中心问题是能否应对外部文明的挑战和制止与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当然“衰弱并不是成直线型的。” 欧洲的衰弱早已开始,美国的衰弱正在路上。“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他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移民。”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将使美国不再成其为美国和西方,谁是美国人即美国的国民性面临着的严峻挑战。当然,亨廷顿的观点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危言耸听,其文明冲突的说法也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同一种文明内也有剧烈冲突,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未必一定发生冲突。但不能不承认,他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指出的西方国家及其文明已从顶峰滑落是非常有远见的判断,而且正是他当时就指出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西方传统价值观之间因移民问题激化的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是推动西方文明受到根本性挑战的深层原因,而特朗普只是因为他毫不掩饰地高举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保卫西方传统保守主义价值的旗帜才走上美国的政治舞台中央。
第二个问题其实与第一个问题也有关联,80年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的瓦解当然也不是从特朗普开始。二战后,美国建立和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美国当时雄霸全球的经济实力为前提的。但是,随着旧的殖民地体系的瓦解,资本逐利的全球化导致资本、财富和科技特别是制造业向非西方国家扩散,美国的GDP从占全球的50%以上下降了一半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制造业产出更是从占全球的一半下降到今天的只剩15%左右。历史上大国兴衰和更替的过程表明,经济规模的持续攀升是在全球民族国家竞争中取得和保持优势的基础和最鲜明的特征。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新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排除了仅仅靠武力来扩张国家实力的地盘和经济规模的可能,经济实力本身的竞争更是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赛场。
在美国的经济实力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二战后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原有世界经济秩序就不再自然而然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早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就在一篇论文中指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其逐步从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产业,即便不考虑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自由贸易也不会像经典贸易理论所说的那样会使发达国家必然受益。从1993年开始,美国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不断扩大。2003年股神巴菲特撰文指出,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加,标志着美国对外负债从而美国资产越来越多地为外国所持有,这样迟早会出大乱子。
世纪之交由互联网兴起而开始的信息革命进一步加快了科学技术在全球扁平化的迅速扩散,发展中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得到强化。制造业的大量外移使美国和西方国家某些基础的供应链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受制于人。尽管美国传统的建制派特别是民主党人喜欢谈论软实力,但诚如亨廷顿所说,“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美国硬实力的不断下降导致与其原有的全球野心和国际布局与义务不再相称。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由欧洲发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第一个信号,2008年由美国发端的全球金融海啸则是西方经济加速持续衰落的一个新的拐点。
当然,亨廷顿并不真的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会失去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更没有认为西方文明将会被任何其他文明取代,而是试图警示和唤醒西方的旗手美国看到多极世界的潜在趋势,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调整战略和自我更新。因此他强调,“文明始终压倒一切的教训是,许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要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因为它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经济与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和唯一的源泉。“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不难看到,今天特朗普主义者宣称他们正是以这样的使命感在进行历史性的变革和世界秩序重建。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建制派在美国的衰落中感觉尚好、扬汤止沸、得过且过,让自我膨胀、反复无常而又极其厚颜的商人特朗普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似乎上帝只能靠这样的另类去拉响挽救西方文明的警报。但是,对于30多年后更加变化了的世界,全然不讲道义道德从而严重损害了美国软实力的特朗普主义者,真能推动重建美国的硬实力吗?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2023年底以99岁的高龄谢世的查理·芒格令人难以置信地早就看到了这个诡异的历史变幻。芒格2011年接受CNN财经频道采访中,在回答特朗普是否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时说,他也许相当果断,但他绝非理想的决策者或管理人。自己最不愿意看到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就是特朗普,因他的个人品质不适合担任总统职务,如他的虚荣和严重的浮夸等太多的不良品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的一年后,雅虎财经的主编采访芒格时问道,一年前我们谈话时你说特朗普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病态,你今天怎么评价他?芒格回答,我现在不想评论了,因为今天双方过度的仇恨没有好处,只会适得其反。我最近重读了一遍《罗马帝国的衰亡》,读完之后我对当前的政治环境感觉好多了。如果你也读一下的话肯定会对现在的世界有更好的感觉。我想今后会有一天,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会希望他回来。我不认为我会活到那一天,但是我确信那一天会来临。
那么,在特朗普首次上任的一年后,就以超人的慧眼预见到他会(离开后再)回来的芒格,他究竟看到了世人没有看到的什么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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