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季度报告发布，高培勇 黄汉权 杨瑞龙 卢锋 闫衍 伍戈 于泽对当前经济形势展开联合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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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5年第一季度）在京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联合主持，聚焦“积极进取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自国内政界、学界、企业界著名经济学家高培勇、黄汉权、杨瑞龙、卢锋、伍戈、于泽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联合解读。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题为《积极进取的中国宏观经济》的CMF季度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新特点与未来展望

二、“中国创新模式”推动产业升级

三、政策建议

本报告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一季度经济回升向好，实现开门红。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需和政策效果的持续显现。在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的情况下，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仍需稳固。

第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以时间换空间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尽快完成国内新旧动能转换，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紧紧抓住国内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新动能逐渐摆脱政策依赖，开始形成内生发展模式。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第二阶段的核心支撑力量是中国创新模式初步形成，为产业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第四，进入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需要破解两大堵点：消费空间创造和市场动态出清。我们建议未来工作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特征和国际不确定性新情况，基于经济参数发生的新变化，建设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新思路实施好超常规宏观政策，抓住消费空间创造和优化供给两个关键点，推动我国从债务模式走向产业升级新模式。

一、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新特点与未来展望

维度1：外需和政策支撑超预期开门红。

首先，实际GDP增速持续回升向好。2025年一季度经济延续了2024年四季度回升向好态势，显著超越市场预期，实现开门红。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制造业增速同比增长6.8%，达到近年来当季最好水平。房地产行业连续两个季度保持了当季正增长，从2024年拖累经济增长0.12个百分点，到拉动0.07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一季度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2%，折年率4.9%。

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的背景下，一季度仍然面临GDP增速与价格增速不断背离的问题。GDP平减指数在2023年为下降0.49%，2024年下降0.73%，2025年1季度下降0.77%，缺口持续增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平减指数2023年下降2.51%，2024年下降1.81%，2025年1季度下降2.41%。我国季度GDP统计采用生产法，而价格更多反映销售端的情况。因此，中间形成的缺口衡量了供需两端的错配程度。当前主要表现为生产强于需求，总需求不足带来价格紧缩效应，这是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体感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需要重点关注企业经营情况。

其次，出口保持高位，政策支撑内需。今年一季度出口保持高位，1-3月份，以美元计价，我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5.8%，比2024年同期上升了4.33个百分点，延续了2024年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对经济增长累计同比贡献率上升到39.5%。一季度依然存在“抢出口”逻辑。对美国出口为4.5%，比2024年同期提高了5.8个百分点。一季度出口的良好表现也意味着，面对未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压力将随之增加。

从内需来看，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力量是一揽子宏观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在投资方面，“两重两新”项目带动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领域的电力、热力等行业投资是主要推动力。1-3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4.2%，较2024年增速上升了1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率下降到8.7%。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总体稳定，但分化更为严重。1-3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同比增长5.8%，比2024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7个百分点。水利管理业投资加快，2025年增速保持在30%以上，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提高的重要力量。包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广义基建增速为11.5%，比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2.31和2.75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说明基建投资逐渐从传统项目向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转移。这一方面支撑了广义基建的增速，另一方面意味着基建对经济增长的传统带动效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制造业投资保持在高位，1-3月份累计同比9.1%，与上年增速基本持平，但是比2024年同期下降了0.8个百分点。在“两重”政策推动下，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始终保持在高位，1-3月份累计19%，比2024年同期和全年提高了1.4和3.3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持续深度调整，1-3月份累计同比增速-9.9%，从2022年4月份开始持续成为严重拖累因素。关于房地产投资是否能够实现止跌企稳，今年的判断指标应主要集中在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上，房地产投资的企稳会滞后于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的回稳。因此，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大概率仍将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行业没有企稳。

在消费方面，政策助力消费实现开门红。1-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4.6%，比2024年加快1.1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累计同比贡献率回升到51.7%，带动经济2.79个百分点。“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是消费的重要动力，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6.9%、21.7%、19.3%、18.1%。但从更为广义的服务零售累计同比增速来看，消费的内生动力还不充分。

最后，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效益显著上行，显示了供给侧的强劲态势。伴随着政策和外需的推动，在总需求呈现回暖态势的背景下，供给端更加强劲。在工业方面，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从当月看，在宏观政策效果显现、低基数影响和出口有力支撑下，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7%，加快0.5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在有出口的39个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4.1%。

在服务业方面，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年全年加快0.3个百分点。3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3%，比1-2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1-2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比上年全年加快1.0个百分点。

维度2：经济主体宏微观体感差距较大。

从总量来看，一季度通过外需支撑、政策推动以及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供需两端均实现了回升向好的态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体感仍存在一定差距。这一问题在2023年后非常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微观主体更多感受到名义端的需求变化，而近年来名义增速的下滑幅度远大于实际增速。因此，宏微观体感差距问题依然突出。同时，宏观往往关注的是一些参数的差，微观感受到的是参数的和。例如，宏观中出口减去进口的净出口比较重要，但是在微观中，出口加上进口的进出口总值更为重要。

首先，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改善，但消费者信心和预期偏弱。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就业保持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企稳回升，2024年以来高于经济增速。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但是，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等三大指数，相比2019年12月水平显著下降30%以上，缺口分别为38.2%、34.3%、40.9%。消费者的就业信心仅为74，处在低位运行态势。稳预期是迫切的任务。

其次，企业经营压力依然较大。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3%，降幅收窄3个百分点。但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53%，同比下降0.14个百分点。企业回款压力加大，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74.9天，同比增加4.5天，资金运行压力不断增加。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同比增长5%，负债同比增长5.4%，资产负债率57.4%，保持在相对高位。在未来外部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运行与宏观数据体感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的力度。

最后，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仍然双下降。2025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1%。其中，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5%；非税收入同比增长8.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2.2%。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1%。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12.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5.9%。3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当月同比0.3%，由负转正。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为-2.2%，降幅收窄，反映经济景气度的改善。

维度3：财政、金融政策持续发力。

在财政方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4.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8.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3.6%。3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为5.7%，增速明显回升。民生领域是2025年财政支出的重点发力方向，投资于人加速显现。社保就业、教育支出增速分别为9.0%、7.9%。卫生健康、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改善，同比增速分别为4.5%、2.4%。

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大幅回升，支出节奏明显改善。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1.1%。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67.6%；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0%。3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27.9%，大幅回升。新增专项债主要投向仍是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占比为30%左右；其次为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占比为13%左右。总体而言，在一季度财政收入面临一定压力的背景下，财政支出依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速，助力稳定经济增长。

在社融方面，金融体系对经济运行保持了强有力的支撑。3月，新增社融同比上年多增10544亿；社融存量同比增长8.4%，较上月进一步回升0.2个百分点。从分项来看，社融同比多增主要受到政府债券融资和人民币贷款的拉动。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5500亿，主要是企业短期贷款的支撑。3月财政存款多减49亿，这也反映了财政支出加速。

维度4：新动能持续向上。

一是工业升级态势明显。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增速较1-2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33.7%，较1-2月份提高1.7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增速较1-2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一季度，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增速较1-2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

二是现代服务业展现蓬勃动力。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2%。1-2月份，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9.1%和8.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0.9和0.5个百分点。1-2月份，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9%，其中旅行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28.9%。

三是高技术产业投资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5%，增速比全部投资高2.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0.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8.5%。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34.4%，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1%。

四是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动能强劲，我国的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连续4年保持增长势头，一季度继续增长10.8%；专用装备出口连续9年增长，一季度增长16.2%。我国的新能源产品继续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季度，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电动汽车等出口分别增长43.2%、18.8%和8.2%。传统产业升级，不断推出“新品”“潮品”“爆品”，推动竞争力“焕新”。玩具、服装等行业，通过小订单、多批次、快速反应的“小单快反”模式，将交货周期从原来的1个月大幅压缩到1周以内，显著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变化，我们要理清中国经济的逻辑。判断中国经济未来趋势需要关注 “稳定三角形”，即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将如何演进？二是总需求内生动能不足是周期问题为主还是结构问题为主？恢复节奏将如何变化？三是政策效果持续度有多强？后续政策力度和空间有多大？政策传导是否通畅？

如果对这三个问题的判断较为保守，则对今年经济增速的预期会偏向悲观；如果对三个问题的判断均较为乐观，则会认为今年经济增速整体上能够保持较好态势。在“稳定三角形”框架下，无论未来形势如何变化，保持中国经济稳定需要在三个方面“积极进取”。一是在大国博弈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我为主；二是国内宏观经济治理要有新思路、新框架和新举措；三是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其中，核心在于如何加快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近年来，从供给端来看，经济增速主要来源于新旧动能的占比差和增速差两个维度，如果不能快速弥补这两个差距，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确定性来对冲不确定性。

在短期中，宏观政策需要持续发力，更加奋发有为。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使用。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加力支持实体经济。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

在中长期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需要考虑政策可持续性问题。国际贸易领域积极进取的战略目标不能是持续获取更多的贸易顺差，而是构建新的互惠性规则体系，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若以“积极进取” 三角形为出发点，实现“以时间换空间”的关键在于：一是能否尽快在国际贸易中抵消外部冲击；二是能否加快推动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这两个条件而言，未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极高的。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征收关税的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第一任期中，关税主要集中于中间品，而此次不仅延续对中间品加征关税，更加大了对最终消费品征税的力度。导致这一结构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在本任期内将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从单纯的回流到全面重构逻辑。这一重构逻辑既包括美国国内经济循环的重构，也涵盖了以美国本土利益为核心，对全球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安全体系的重构。如果进行简单类比，可以认为特朗普当前的政策更像是里根与尼克松的结合体。在国内政策方面，其政策精神与里根较为相似，只是由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在具体手段上并不完全一致。在对外政策方面，则与尼克松时期有较强的相似性。因此，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全球重构逻辑。

从稳定的角度来看，将长期追求贸易顺差增长作为核心战略目标在当前全球重构背景下难以实现。未来，在大国博弈和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需要通过自身努力，重塑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基于上述提出的“稳定三角形”和“积极进取三角形”分析框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以时间换空间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尽快完成国内新旧动能转换，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紧紧抓住国内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创新模式”推动产业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动能增速放缓，新动能处在萌芽期，还需要依靠政策着力培育。在此阶段，经济主要特点是增速快速下行，同时经济运行规律还是旧动能模式。第二阶段是新动能逐渐摆脱政策依赖，初步形成内生的发展模式。在此阶段，经济中存量调整加速，市场出清压力不断加大，导致经济增速波动较大。同时，由于新旧行业分化，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特征将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经济关系不断解体重组。第三阶段，新动能全面占据上风，新的循环模式巩固稳定，市场完成出清，恢复到常态化阶段，经济增速较为平稳，稳定呈现出新的经济运行特征。

我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2024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8%。我国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依据是我国的经济参数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经济实力取得突破。我国2021年人均GDP为12556美元，超越世界平均水平。2024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大约在14000美元，我国还差500美元左右触及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叠加庞大人口的因素，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超大经济体。规模效应在宏观经济中非常重要。前沿技术具有规模依赖性，更高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单位成本，实现规模收益。同时，我国经济规模对应充分的分层市场，一个行业划分为多个分层市场。企业往往是从低产品质量和低技术复杂度的市场入手，通过干中学，逐渐进入到中等质量和复杂度的产品市场，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

二是资本丰裕度引领多要素密集型经济。1980年，劳动力是我国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22.4%，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目前，资本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生产要素，2018年后占全球比重为26%。与此同时，我国呈现出多要素密集的格局，为国内全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要素支撑。若从单一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容易引发产业大规模外迁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独特的多要素密集特征，叠加多层次的国内市场体系，为完整产业链及其升级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和要素基础。

三是从人口数量红利走向人口质量红利。我国大学毕业生到2032年前每年增加50万人。工程师总量从2000年的521.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765.3万人，年均增速为6.3%，工程师占整体劳动力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0.71%上升到了2020年的2.23%。每年工科毕业生总量超过世界工科毕业生总数的1/3。高质量人口与产业深度结合，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大批90后青年人才将不断涌现。

四是人口转型蕴含消费空间。首先，在“十五五”期间，大部分60后人群将步入退休年龄，规模大约在2亿人左右。60后群体是完整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60后一代在退休后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购买力，呈现出“有钱、有时间、身体好”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银发经济将真正迎来商业化发展的时代。

其次，95后群体出现即单身化倾向，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家庭数量可能上升。消费量与家庭数量密切相关，每个家庭需要购买一定的日用品，因此家庭数量越多，对基础消费的支撑作用就越强。在单身化趋势的推动下，家庭数量不会因人口数量的下降而同步下降，这为稳定消费提供了第二个重要基础。然而，单身家庭的消费场景与传统核心家庭存在显著差异，但当前的供给体系仍以核心家庭为主要逻辑，这就导致了供需之间出现错配。所以，本轮调整中需求的变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供给的变化速度，市场失衡将短暂加剧，传统产品和商业模式可能会快速下滑。因此，要把握本轮消费结构变化带来的机会，将供给端优化作为核心着力点。

在以上四个经济参数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创新模式已逐渐形成。整体来看，中国创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以学习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吸收再开发阶段，即通过优化工艺流程等方法放大产能、降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创新。目前，我们来到了第三阶段，三大支柱分别是完整制造业产业链、与制造业高耦合度的研发、新型举国体制。

从完整制造业产业链来看，制造业在经济中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不能简单和三次产业并列。根据我国投入产出表，制造业每1元产值可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如物流、金融、信息技术）约2.35元增加值。制造业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总量的72.3%，其中通信设备、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领域占比超40%。美国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国内制造业增加值乘数为3.6。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失去制造业主要是由于生产率上升；生产经济会被服务经济自然取代；低工资、低成本的生产者不可避免的取代成本较高的生产者；不要担心失去商品生产，国家会保持生产高价值先进技术的领先地位；创新和生产不同，即使生产分布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依然存在等等。实践证明，对于制造业的这些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制造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一旦复杂价值链被打乱，就很难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

我国是与制造业高耦合度的研发模式。美国的创新模式是管道创新模式和延伸管道创新模式。前者将发明和创新描绘成始于研究投资，然后被注入创新管道，最终形成新产品；后者是指政府推动创新在每个阶段移动，不仅仅支持前端研发，而且支持每个后续阶段，从先进原型到论证、实验平台，甚至进入初始市场创建。两种创新模式有共同的假定即制造业必定自然转向低成本生产商，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知识含量相对较少，且容易复制。生产所需的知识仅会通过跨国公司从外部流入，信息技术革命能够把制造业与研发、产品定义、设计、品牌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割裂开来。这种模式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前提是制造过程呈现分布式生产模式。但是这个前提往往是不成立的。制造业主导创新认识到生产和创新是相互联系的，生产是创新的关键特征，经济创新浪潮源于制造技术和流程的突破。所以，以企业为主体，实现研发与制造的高度耦合，成为中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特征。

从新型举国体制来看，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统筹协调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力量，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重大战略性问题的创新组织模式。在运行中，由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协调，专项基金（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平台为支撑。美国研发与制造分离的过程中，背后一个重要推手是金融体系。美国以金融回报率作为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核心逻辑。在此逻辑下，母公司以专利和轻资产运营为主，较少关注产业链的整体协同效应。而我国的模式以“链长+链主制”和耐心资本为特点，核心逻辑是以产业发展为主导，金融体系服务于产业逻辑。基于这三大支柱，中国的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未来，中国的创新发展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持续推进。

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已进入第二阶段，虽然在这一阶段可以看到许多良好的基础，但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转换过程仍需时间推进。此前的CMF报告曾指出，这一轮转换具有四个前所未有的特征，即前所未有的超大经济体转型、前所未有的超大体量房地产市场下行期的转型、前所未有的人口与社会转型中的经济转型和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和“逆全球化”组合叠加背景下的转型。因此，我们保持需要耐心，努力破解新旧动能转换第二阶段面临的两个主要堵点。

第一个堵点是消费扩张。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经济史看，产业升级需要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革命结合在一起，影响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信息、健康、医药以及工作环境等，才能形成良性互动，真正形成新发展模式。但在当前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若干问题。一是在消费下降背景下，收入分配结构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底层50%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顶层10%的收入份额持续上升。顶层10%收入份额上升了0.155，其中0.116（75%）来自于底层50%，0.041（26%）来自中层50%-90%的阶层，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突出。二是如何扩大消费场景。美国主要通过民生商品化来实现消费扩张，但是会导致民生成本上升。三是以文化定义商品。不能仅以物理时间或物理属性定义商品，这是产业与消费结合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只有当商品被赋予文化意义，才会加快其更新速度，使商品从单纯的生活必需品转变为文化必需品，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但目前在这方面的体系构建尚未完全实现。

第二个堵点是动态市场出清机制。产业升级过程必然是存量调整，市场不断动态出清的过程。我国目前市场的动态出清机制还不完善。市场化改革一直以“加法”为主，未来需要“加减”动态调整。因此，未来亟需推动在动态调整中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政策建议

以两个堵点为切入口，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创新逆周期政策思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第二阶段，财政政策阶段性进入“以支定收”模式，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加大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全面支持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展新质生产力，扎牢社会安全网。货币政策以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为核心方向，进一步全面降准置换MLF，稳定流动性的同时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消费端以服务消费为重点方向，“创造”消费为核心着力扩大内需。政策端注重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扩大政策空间。

第二，用好改革红利，突出重点深化改革。一是进一步推动正式制度建设，以法治化、国际化推动市场化的深入；发挥好市场功能，特别是进一步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助企帮扶，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三是激发金融体系活力，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逐步探索高收益债券的发行。四是推进注册制改革，真正实现股市功能的转型。五是推动长效化解地方债。六是进一步构建好社会安全网。

第三，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型。一是加大地方政府加杠杆力度。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推动城市更新。三是坚持以市场化为主导构建多层次房地产供给体系，尽快实现从“保项目”逻辑向“保主体”逻辑的转变，推动房地产主体的全面重组与活力提升，构建起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体系。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季度报告，与会嘉宾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展开联合研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认为，从研判未来经济运行的新逻辑角度来看，有四个方面的认识需要深化。第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深刻变化，当前我国内需不振、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说明经济问题呈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第二，宏观调控目标设计逻辑的深刻变化，过去的调控目标具有单一性，而当前必须兼顾内需不足、预期偏弱等多元目标。第三，宏观调控手段配制逻辑的深刻变化，面对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目标，仅依靠短期政策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稳定预期，需要将改革作为根本手段。第四，宏观调控着力点选择逻辑的深刻变化，传统扩张政策着力于投资和项目，即投资于物，而当前强调投资于人，从投资拉动经济转向消费拉动经济。

基于此，在以积极有为作为主基调的前提下，必须高度重视对未来经济运行新逻辑的研判，不断深化对经济运行新规律的认识。同时，应充分认识到预期管理在当前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正日益加强。经济运行固然依赖于一系列客观条件，但主观因素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亦不可忽视，需在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对经济规律的研究与理解。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指出，关税战将对我国今年GDP增速造成较大冲击。在量方面，按照现有测算，若关税水平维持在145%左右，出口降幅可能达数千亿美元，预计GDP损失在1万亿元以上，增速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同时对就业也将产生影响。在质方面，关税战加剧了国际产业链的脱钩断裂，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受损，效率下降，并对科技、人才和知识交流造成不利影响。

为应对关税战的冲击，首要措施是将消费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来看，一是调控方向从供给侧发力转向更加注重需求侧求解。当前地方政府和财政体制仍以生产激励为主，需要通过调整激发地方政府抓消费、促消费的动力，改善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失衡问题。二是宏观政策从侧重生产端转向注重消费端。过去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但同时伴随着内卷式竞争，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需要通过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推动财政和金融政策向支持消费倾斜，促进我国向消费强国转型。三是投资重点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围绕人的需求扩内需，针对不同收入和年龄群体精准施策，重点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域加大投资，补齐短板，提升居民福祉，以实现可持续的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我国一季度经济增长开局良好，但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将成为影响今年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曾经历至少两次较大外部冲击，分别源自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危机的背景与当下关税战不同，但都造成了外需冲击。因此，比较两次历史案例影响与应对经验，对理解目前形势或有启示意义。

相比于前两次冲击，当前的情况发生变化。从政策空间来看，在常规宏观调控政策空间方面，货币与财政政策都有显著空间，但与前两次比较明显收窄；在投资和消费政策空间方面，投资和消费都有显著空间，然而资本回报与投资利润回落，说明大规模工业产能投资刺激不再是合理选择，消费短板提示通过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潜力较大；在结构性改革政策空间方面，最大需求释放潜力蕴含在改革领域，例如我国公共部门大约掌握了每年创造财富的45%左右，长期以来大部分通过投资主要用于提振供给侧能力，在目前供强需弱的背景下有必要且有可能重新配置，适度增加收入提振消费。基于此，我们要对外两手反制关税战，认清规律、坚持原则、回应挑战以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并与国际社会联手抵制美方关税战和逆全球化政策冲动。同时，对内要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入手，特别是针对内需不足和消费偏弱补短板，着力推进我国经济再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强刺激政策效应的发挥离不开地方政府，宏观刺激政策不仅要上强度，更要关注效率，其中必须重视如何发挥地方政府放大政策效应的功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动机，并且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方面有很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自发制度创新的动力，通过竞争改革优先权构建制度高地，形成特有的政商关系，激发企业投资。

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收缩效应对宏观刺激政策抵消作用。一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功能收缩，经济发展动力减弱。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功能收缩，可支配收入减少，投资能力下降。三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能力收缩，直接影响投资与消费。四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收缩，非税收入的增加对企业投资有挤出效应。因此，对冲特朗普贸易战冲击的刺激政策离不开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我们要重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需要对称化，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摆脱地方政府的“窘境”，提高地方政府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提升地方的市场化融资能力。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外部关税冲击，还包括内部周期性的深层次问题。尽管实际GDP数据表现不错，但价格、微观主体预期等指标仍在走弱。从外部环境来看，近期特朗普民调支持率整体下降，仍明显高于上一任期，所以预期关税政策在短期内会有战术性调整，但难以出现战略性转向。与以往美国加征关税不同，本轮加征关税后，美元未显著升值，反而出现了贬值，反映出美元的避险货币地位出现了明显弱化。但人民币汇率调节空间有限，当美元走弱时，人民币难以通过跟随美元波动的方式进行顺势调整。因此，本轮关税战不仅影响当前贸易规则的改变，还可能引发背后金融规则的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政策强度和政策抓手都至关重要。从政策强度来看，应真正落实超常规举措，推动逆周期调控和改革两方面协同发力。从政策抓手来看，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信心和养老社保等因素相关，具有内生性强的特征，整体上是一个慢变量，短期内难以迅速应对外需冲击等快变量变化带来的挑战。因此，在坚持以消费为主导的长期转型方向的同时，需要在当前合理配合投资手段，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投资。政策节奏上建议越早越好，通过预调和微调的方式，使经济运行更加平稳，避免集中发力带来更大的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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