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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双十》为什么很快就改名为《浙江新潮》?

这道理是 容易了解的，开始筹备的时候，参加的人互不了解，只在爱国反日 和反对军阀混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这个刊物定在10月10日 出版，这一天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所以定名《双十》,这是可 以理解的。

可是一出版，大部分文章都已经超出了“爱国反日”的 范围，而且也真有点“锋芒毕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新潮》 发刊词上公开宣布的本刊的“四种旨趣”。

“第一 项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与进化；

第二 项旨趣，就是改造社会；

第三项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 合；

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

从这篇发刊词可以看出，在我们这二三十个青年中，最少也可 以说，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从民族、民主革命前进了一步，开始认 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而“知识阶级里面觉悟 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 致”了。

谁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在青年 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有很大影响，像我自己也只不过是激于爱国热 情、不满现状，莽莽撞撞地想寻找革命的道路而已。

因此，对于上 述的那一篇分明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写成的发刊词，由俞秀 松在同人讨论会上宣读时，尽管后来事实证明，参加这个小集团的 人并非完全同意，可是在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全体一致，连那位年 仅十六岁，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的阮毅成的弟弟，也一致赞成了 的。

这份刊物，只出了四期，发行量很小，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是很 难找到了。今年春末，得到杭州大学陈坚同志的帮助，好容易找到 了几份。现在看来，指导刊物的是十月革命的影响，而不是无政府 主义的影响，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了。

举例来说，在第一期上就 转载了日本《赤》杂志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 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

因此，三四十年代有人写文章说 《双十》是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刊物，无疑是错误的。至于后来成 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沈玄庐支持过这份杂志，这也是周知的事实。

在这份杂志(《双十》和《浙江新潮》)上，我曾用沈宰白的笔名， 写过几篇现在看来是非常幼稚的文章。记得一篇是批评杭州四家 日报的文章，两篇“随感录”,内容也是批评杭州报纸和反对检查新 闻的(从这件事看来，我后来当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而乐此不疲， 也许可以说是有一点内因——或者因缘的)。

在《浙江新潮》的同 人中，我年纪较小，这份刊物也没有明确的分工，除了“初生之犊不 怕虎”,敢于乱写文章之外，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每次刊物印好之后， 在浙江省教育会楼下的小屋子里，装信封，写地址，贴邮票而已(和我一起干这工作的是那位姓阮的小兄弟)。

由于《浙江新潮》上发表了施存统的那篇当时驰名全国的《非 孝》,立即在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界引起轩然巨浪。

“忠孝节义”一 直是“天经地义”,要“非”它，当然是犯了天条。我和施存统不熟， 但在开会的时候也常见面，据傅彬然和我说，施存统本人是一个事 母甚孝的孝子，他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反对他父亲的残暴。可 是在那个时机，作为引火线，这篇文章立即在教育界引起了剧烈的 斗争。

杭州各中学校长中的旧派人物，也就是当时的所谓“校长 团”,就以《非孝》为罪名，还加上了所谓“公妻”、“共产”之类耸人听 闻的胡说，勾结最反动的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对代 表新派势力的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其实，这 场斗争已经酝酿了好久，旧派要打击和赶走经亨颐，主要是因为他 在“一师”采取了一些仿效北京大学的进步措施，深得学生拥护；更 重要的是其他学校的学生都想根据“一师”的先例，要求作同样的 改革。所以旧派抓住了《非孝》这个题目，只不过是作为“反经运 动”的借口而已。

那么,为什么发表在《浙江新潮》上的文章可以成 反对“一师”和经亨颐的借口，这除了施存统是“一师”学生之外，还 有一个理由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浙江新潮》的广告上写了“本 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的缘故。

在这场斗争中，还有一个插曲，就在《非孝》发表之后，“一师” 的一个名叫凌独见的学生，也办了一张和《浙江新潮》同样篇幅的 周刊，名为《独见》,专门与《浙江新潮》为敌。

凌独见这个人我不认 识，也未听说过，据说此人是个独眼龙，眇其一目，所以“独见”二字 有双关的意思。

凌独见写的文章中说，这一刊物上的所有文章都 由他一个人执笔，表明一切文章都由他个人负责；但是事实是很清 楚的，办这份刊物的决不是一个人，所谓“独见”也不是他一个人的 见解。看到这份刊物的人都知道，“校长团”就是凌独见的后台。

《非孝》、《浙江新潮》出了两期就被禁了，这是1919年11月15日 的事。

由于《浙江新潮》的被封是突如其来的事，我们事前没有准 备，等到警察把我们正在印和未发完的报纸全部抄走之后，我们才 约集了几个人开会，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

派人去问了夏丐尊先 生，夏先生说，可以换个名字再出。但是，印刷所早已接到了通知， 未经省府批准的报刊，一律不准承印，于是就把这一期还未印完的 报纸停下来，临时拆版，加登了一条“本社特别启事”。

这条启事是 宣中华起稿的，全文如下：

一、本社在杭州受警察厅的压制，不能出版!所以第三号 只得到上海印刷!!以后只要我们有机会，总要出版。

二、本社系少数学生所组织。和各学校并没有关系。

事实上，这条“特别启事”就等于停刊宣言。

当时，因褚保时已去上海，准备去北京，所以就说了将在上海重新出版，但是没有成 功。至于特别启事的第二项，则因为当时已经盛传要向“一师”、 “一中”开刀，所以加上了这个声明。

登有一条“特别启事”的《浙江 新潮》第二号，据我所知，只在杭州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份“孤本”;这 期的主要文章是汪馥泉的《改造监狱》、褚保时的《为什么要反对资 本家》、锡康的《圣诞日感想》。我用宰白笔名写的两篇《随感录》, 则发表在11月1日出版的第一期上。

我仔细看了一下，觉得有一 件事值得一提，就是这份才出了四期(包括《双十》)的小刊物，在全 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发行网。这份报纸中缝登有一条“本 刊代派处”名单，从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四马路启新图书局、四 马路中华书局内姚漱梅君起， 一直到武昌中华大学校中学部新声 社， 一共有三十多处“代派处”,地区范围很广，远及日本、黑龙江、 北京、湖南、湖北……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贤江君”,都在其列。

《浙江新潮》被禁止了，但新旧斗争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转变成了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夏敬观为了《浙江新潮》通信处(《双十》 更名《浙江新潮》后，通讯处改为“浙江杭州贡院前第一师范转”)问 题，几次派人到“一师”去查讯，但终于找不到任何“支持过激党”的 证据；于是，先是延长暑假，不让学生回校，后来在下一年(1920 年)2月，乘学生寒假回家之机，下令将经亨颐免职，并且指定所有 原任教员，都要经过新任校长重新聘任。

这办法的目的是很明白 的，就是不仅要去掉经亨颐，而且要赶走“四大金刚”和改组整个学 校。这件事，引起了浙江教育史上有名的“一师风潮”。

“一师”学 生和同情他们的其他各校学生联合起来，从反对“驱经”发展成为 “反夏”,而且得到了北京、上海、广东各地学生的支援。反动派恼 羞成怒，终于在3月间闹出了军警包围学校、殴伤学生的流血事 件。

“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的很突出的事件，全国学 联和海内外爱国团体都支援了这场斗争。学生罢课继续了两个多 月，由于全国舆论的支持和学生们的团结奋斗，浙江反动派终于采 取妥协态度，任命了一位得到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同意的新校长， 暂时平息了这场斗争。

当然，在这种情势下，经亨颐和“四大金刚” 都不得不离开了杭州。经亨颐后来到广东参加国民党左派，与廖 仲恺、陈树人齐名，成为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政策的中心人物。

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到了上海，就在这一 年，通过苏联归侨杨明斋的介绍，和国际代表取得联系，和陈独秀、 李达、茅盾(沈雁冰)、李汉俊、沈玄庐等人组成了上海的中国共产 党小组。

和《浙江新潮》有关的人中，施存统参加了组党的筹备工 作，但不久就到日本去了，没有正式参加。俞秀松在上述的人们中 年龄较小，所以决定由他负责，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 团。

我的参加《双十》和《浙江新潮》,完全是五四运动的激流卷进 去的，虽则当时也读了一些进步书籍，但是既无选择，又无系统，反正只要提倡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礼教的书，什么都读，的确也 “不求甚解”,同时，也颇有一点偶有所得，便欣然忘食的意思。

由 于读了这些书，看见别人写文章，有人劝我也可以写，于是我也就 拿起笔来。当时办同人刊物，还没有编审程序，于是我在《双十》上 写了一篇批评杭州四家报纸的文章，这篇文章有点火气，但内容是 很一般的，想不到在《非孝》发表之后，陈独秀却在《新青年》上写了 一篇《随感录》,对施存统和我的文章，作了热情的鼓励。

这件事， 对我是一种意外的感动和鞭策。

随感录 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 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

《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 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

《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 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 《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 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

(一)我祷告我这班可 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 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 折。

(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 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

(三)各省 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姊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 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独 秀

(见《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出版) 附带一说，我那篇文章中为什么提到《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

这是因为《双十》出版之后不久，由于当局的造谣压迫，和一部分学 生家长的听信了“杭州学生联合会”中有过激党的谣言，特别是社 会上一些头面人物，主要是有地位的士绅，勾结官府进行破坏，因 此成立不久的杭州学生联合会，就从内部发生了分裂。到我们筹 备出版《双十》的时候，这份联合会周报的一部分编辑权，已经掌握 在保守派手中了。

1919年夏天，由于教育厅下令提前放假，同时，我又受了《浙 江新潮》号召的第四种旨趣的影响：“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 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所以我就利用这段时期，得到学校的同 意，到我过去当过学徒的泰兴染坊去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

当时 我已经学了两年染色，调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了解劳动界的生 活”之外，更想知道的是旧式染坊的做法，和新式染色(也就是我正 在学习的染色工艺)的差别。

这时我已经是一个中专的高年生了， 所以不仅一般工友，连老板、管事也对我特别客气，而且不让我干 重活脏活了。不过很奇怪，好像是老板交代了的，单单不让我去接 触那几口旧式的“靛青缸”,他们每天一早就要在靛青缸里加石灰 水，然后搅拌，可是当我走过去，他们就把竹叶编的缸盖子盖上了。

直到后来，才有一个小伙计告诉我，他们认为现在新式染坊行时， 旧式染坊就要关门了，惟一“洋人”不会干的，就是中国最古老的 “元靛”,因此老板吩咐，只有这一门，不能让“洋学生”知道。

上了 年纪的人也许会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用的外来染料绝 大部分是德国货，欧战中，德国染料断绝了来源，这才使一部分囤 积德货的商行大发洋财。

由于当时“阴丹士林”还不流行，绝大部 分农民还是欢喜不褪色的土靛，于是“土靛染法保密”,就成了旧式 染坊苟延生命的“秘方”。

这一个月的调查，我写了一份《泰兴染坊 底调查》,发表在1920年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上。事 隔六十二年，最近在“浙大”八十五周年校庆时看到，真有不胜今昔之感，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文章，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写的第一篇“报 告文学”,当然，“文学性”是谈不到的。

1920年夏，我该在“甲工”毕业了，考试的成绩是好的，在染色 科我还是名列第一，可是由于参加了学生运动，特别是在《浙江新 潮》上写文章，因此“品行”不及格。

这一件事在教务会议上似乎有 过争论，因为“品行”列入“丁”等，是不能毕业的，但是这一关终于 勉强通过了。据说由于当时学生运动还未平息，恐怕为了不让一 个成绩优良只是因为参加了运动的学生留级，又会引起风波；同 时，也有人说，像这样“不安分”的学生，还是早点送走为好，所以我 还是顺利地拿到了毕业文凭。

毕业后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和孙敬文、汪馥泉商量过，当施存 统去上海之前和我告别，我也问过他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第一个 想法是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施存统表示赞成，并说到了上海可以听 听陈望道先生的意见。但是，拿了毕业文凭回到严家街，意外地发 生了一出滑稽剧。

一进门，正厅当中贴着一张差不多有丈把长的 黄榜，上面写着：“捷报：沈府少爷乃熙，民国九年庚申八月高中第 一名毕业……”

我一进屋，附近的邻居也一拥而入，向我母亲作揖 道喜。有人说，中学毕业，等于考中了秀才，“甲工”比一般中学高， 因此这次“高中”可能相当于秀才和举人之间。

这件事真有点啼笑 皆非之感。幸亏我哥哥出来辟了谣，说：皇帝推翻了，科举制度早 已废了，今后根本不会有秀才、举人之类的称呼，好容易才把凑热 闹的人们送走。

客人走了，剩下母亲、哥哥、嫂嫂和我，很自然地问 题就提出来了。老问题，“毕业后怎么办”?

我心里想的“勤工俭 学”,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不能提出来的，上大学，想也不敢想，学费 哪儿来?留在乡下种田，当作辅助劳动力，母亲当然会反对的。

沉 默了好久，哥哥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去和许校长说说，留校当‘太 保’吧!”(当时，毕业后留校当教职员，外号叫“太保”。)

我尽摇头，有话说不出口，品行“丁”的人，肯定是不能当“太保”的。这时，我 看见母亲用手指轻轻地拭了一下眼角。

我振作了一下，站起身来， 用坚定的口气说：“娘，放心，天无绝人之路，我去想办法。”

过了几天，我去找了二姑母家的表兄李幼甫，他也在这一年中 学毕业，打算到日本去。我谈了我的打算之后，他完全同情我，说 你是学工的，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正好，不仅可以学点本事，还可以 呼吸到一点世界上的新空气。

可是真的要走，也是不容易的。我 在杭州的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先后走了。要找门路，最少得到上 海，施存统也曾和我说过，可以到上海去找陈望道。但是到上海的 旅费哪儿来?

幼甫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约我到清河坊去走走。 回到羊坝头，那里有一家很有名的“爵禄”鞋店，鞋店的小东家是幼 甫的同学好友，他说你这双鞋也该“毕业”了，不能让它去上海。

于 是，给我买了一双直贡呢面的新鞋。在回后市街的路上，他对我 说，他妈妈给了他一笔钱，置备服装行李去日本，看来钱是有多余 的，所以到了家，就把包好的十块大洋交给了我，连个借字也不说， 反而问，到上海来回够了罢。这是绝处逢生，太突然了，我激动得 几乎流下泪来。

我瞒了母亲，说到上海去“寻生意”,假如不成功，一个礼拜就 回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到上海。

想 得太天真了，一下车就按着施存统抄给我的地址去找陈望道，也许 是地址抄错了，走了两次都碰壁，一次是说不在家，第二次又说根 本没有姓陈的。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只能碰运气了，一封又一 封地给我认识的或知名的人写信，写给陈望道的没有回信，写给俞 秀松的退了回来，附条批了“此人已离去”五个字。……

偶然在《民 国日报》上看见一篇吴稚晖写的文章，我就冒冒失失地给他写了一 封信，他在当时是个知名之士，我很喜欢他写的文章，所以先恭维 了他几句，然后表示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

说也怪，就在这封信寄出的第三天的傍晚，一个穿白夏布长 衫，胖胖的中年人到旅馆来找我了，问了我的姓名，就说：“我就是 吴稚晖!”

这一下，简直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大名鼎鼎的 人物，居然会凭着一封简单的信，亲自到小旅馆来看望一个素不相 识的青年人?

可是他的形象，我是在登在报上的照片中看见过的， 不会错，讲的又是无锡话。他挥着一把蒲扇，随便地在我床上坐下 来，慢慢地说：“你的信收到了，写得很好，我同情你，可是这件 事……到法国去念书的事，我管不着，那是李石曾管的，他不在上 海……”

这当然使我失望，但对他亲自来访，还是非常感激，我说不 出话来，露出了惘然的表情。

吴当然感觉到了，站起来说：“机会总 是有的，法国方面还是要人，等一下吧，你……先回杭州，我遇到李 先生的时候，可以和他说说。”

我恭恭敬敬地写下了我在杭州的通 讯处，他看了一下就塞在衣袋里，我送到旅馆门口的时候，他忽然 说：“一起去散散步，看看上海这个花花世界。”

我跟着他，从四马路 到爱多亚路，一直走到大世界，沿途讲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 觉得他的芭蕉扇不断在挥动。

我们在中国青年会门口分手，他最 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年轻人，不要怕失败!”

这是我和吴稚晖的 惟一的一次见面，当时，我的确是把他当作一个革命老前辈看的。

到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门司的时候，才知道，他和邹 鲁、张继们一起，已经成了国民党右派的头目。人是会变的，人是 要变的，生活朴素也好，平易近人也好，也可能都是假象，而这一偶 然事件，我是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