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坛上的两位复古大师：何景明与李梦阳的同道与分歧

明代文学史上，＂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打破了明初百年间＂台阁体＂的平庸局面，为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这场运动中，李梦阳与何景明作为领军人物，虽然都打着＂复古＂的旗号，但在具体理念和实践方法上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何景明，他的复古思想不仅有着明确的改革目标，更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精神。本文将从何景明的文学思想出发，探讨他如何在坚持复古的同时，又突破了简单模仿的桎梏，为明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明代文坛的困境与复古运动的兴起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随后的百余年间，明朝文坛笼罩在一片平庸的氛围中。这段时期，从永乐到弘治年间的文学创作，几乎可以用＂粉饰太平、平庸芜弱＂来概括。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台阁体＂文风，虽然有李东阳等代表人物试图振兴，却难以彻底改变其积弊已久的状况。

台阁体是什么样的文风呢？简单来说，就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缺乏真情实感，形式僵化，内容空洞。这种文风与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有密切关系，它强调＂天理＂，抑制＂人欲＂，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缺乏个性和激情，过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

面对这种局面，弘治年间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人，他们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大旗，试图通过回归古代经典来革新文坛。何景明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很快加入了李梦阳的阵营，成为＂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之一。

其他＂前七子＂的成员还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徐祯卿和王廷相等人。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明代文风开始发生变化，摆脱了台阁体的陈词滥调，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何景明的文学史观与复古理论基础

何景明为何会坚定不移地走上复古之路？这与他的文学史观有着密切关系。

在何景明看来，三代（夏、商、周）以后的诗歌已经失去了古诗的精神和风格。他在《海受集序》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三代之前的诗不可称，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后，言治者不谈诗，就等于没有治道。诗歌之所以式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将学问视为小道而不重视，二是创作者过分受当时流行风气影响而不懂得追求高远的理想，从而导致锋芒和气势都消失了。

针对宋元诗风，何景明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宋诗表面上看起来苍老有力，实际上却内容空洞；元诗看似秀丽犀利，实则浅薄俗气。在他眼中，只有盛唐诗歌才能称得上是典范，尤其是杜甫和李白的作品。他特别欣赏杜甫诗歌中的＂陈事切实，布格沉着＂的特点，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模仿。

然而，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和个人风格的逐渐形成，何景明对复古理论进行了修正。他发现杜甫诗歌虽然内容丰富，但缺乏＂流转＂的音律美感，也很少有抒发男女情感的内容，因此称其为古诗的＂变体＂。在进一步探索中，何景明转向更早期的汉魏诗歌，他认为汉诗仍保留着古风，而到魏晋六朝时期，诗歌风气已经开始衰败。

通过这种文学史的梳理和评价，何景明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诗歌标准：既要有浑厚典雅的＂称颂＂之音，又要有流转自然的＂风＂之调；既要博涉世故，言之有物，又要抒发情感，富有寄托和联想。这种标准实际上融合了先秦诗歌的精神与后世诗歌的技巧，展现了何景明在复古中求变的思想倾向。

＂改制＂：何景明复古运动的实质目标

与历代文学复古运动相似，明代＂前七子＂的复古并非单纯为了模仿古人的语言和形式，而是通过回归古代经典来改革当代文学。何景明的复古思想包含着明确的＂改制＂目标，这种＂改制＂主要针对两个方面：八股时文和台阁体文风。

在何景明生活的年代，科举考试已经确立了八股文的考试形式，这种形式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甚至题解稍有差错或文法略有疏漏，就会被列为劣等。这导致读书人必须沉溺于四书注解和应试技巧的学习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学问。何景明在《师问》一文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

他将师者分为四类：道德师、经师、诗文师和举业师，并明确指出当时的举业师是最低贱、最可耻的一类。这些举业师只会执经投书，分章截句，拼凑格式，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然而，何景明也认识到，这种现象并非教师个人的问题，而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病。

何景明并不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因为这是当时读书人升迁仕途的唯一途径。他自己也正是通过这条路获得了仕进的机会。他要改变的是科举制度中僵化的八股文形式，希望通过复古来恢复先秦时期注重＂明伦＂、＂尽性＂的教育理念，使读书人能够真正理解圣人之道，成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才。

除了针对八股时文，何景明复古的另一重要目标是改变台阁体文风。在台阁体统治文坛的时代，文学创作被理学思想所束缚，作品或宣扬教条化的伦理观念，或为应制而作，缺乏真情实感和个性表达。何景明与李梦阳等人通过提倡学习秦汉文、盛唐诗，希望借助古代文学的精神来为明代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使文学摆脱理学的桎梏，恢复其本真的面貌。

＂舍役达岸＂：何景明复古理论中的创新精神

尽管何景明与李梦阳都是复古运动的倡导者，站在同一阵线上，但两人在复古的具体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道扬镳。

李梦阳的复古更注重对古人＂格＂与＂词＂的模仿，强调形式上的相似。而何景明则提出了＂舍役达岸＂的理念，追求在借鉴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论诗书》中，何景明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君子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取其精华。古今诗人如曹植、刘桢、阮籍、陆机，以及李白、杜甫等，虽然风格各异，却都能成就一家之言，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

何景明用佛家的＂舍役＂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复古观。＂役＂指的是古人诗文中已经多次使用的内容和创作规则，＂岸＂则象征着创作的成功与目标达成。在何景明看来，古人的诗文内容和形式确实值得学习，但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模仿，而是要通过学习达到自己的创作目标。就像渡水一样，船只是工具，上岸才是目的。一旦到达彼岸，就应当舍弃船只，不能永远停留在水上。

在实际创作中，何景明强调＂富于材积＂和＂领会神情＂的双重要求。＂富于材积＂指的是个人生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领会神情＂则是理解和把握古人作品的精神实质。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何景明主张发挥个人才华，创造性地运用古人的艺术手法，不拘泥于形式的模仿。他在《述归赋序》中表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体会古人作品的宏伟气势和超旷境界，而非拘泥于具体字句。

正是这种复古中求创新的思想，使何景明无法接受李梦阳对古人＂格＂与＂词＂的严格模仿，进而导致了两人的分歧。李梦阳过分注重形式的相似，而何景明则更关注精神的传承和创新的实现，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态度。

何景明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何景明的文学思想对明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与李梦阳等人一起，打破了明初＂台阁体＂的沉闷局面，为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与李梦阳不同，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中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创新精神，这使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复古范畴。

首先，何景明强调诗歌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认为诗人应该＂上达＂，即通过文学反映社会问题，为民请命，这体现了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文风，主张文学应当切中时弊，有利于社会进步。

其次，何景明在复古的基础上追求创新，提出了＂舍役达岸＂的理念，这为后世文学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文学发展路径。他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形式，主张在学习古人精神的同时发展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思想对明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后，何景明对八股时文的批判反映了他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思考。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明伦＂、＂尽性＂，培养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才，而非只会应付考试的技巧型人才。这种思想对于理解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教育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总的来说，何景明的文学思想融合了复古与创新、传统与变革、学术与社会实践等多种元素，展现了一位明代文人对文学本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明代文学和文化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结语

何景明作为明代＂前七子＂的领军人物之一，其文学思想和复古理论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复古路径。他不满足于简单模仿古人的语言和形式，而是通过复古来追求文学的本质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创新。他的＂舍役达岸＂理念反映了他对复古与创新关系的深刻思考，为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今天，我们回顾何景明的文学思想，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也能够从中获得关于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启示。面对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在传承传统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依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话题。何景明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和发展。

何景明与李梦阳的分歧也提醒我们，即使是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也可能因为艺术追求的不同而产生分歧。这种分歧本身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成为促进思想碰撞和文化多元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或许是我们从何景明身上可以学到的又一宝贵经验。

参考资料：

• 金荣权：《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2期，1998年4月。

• 《何大复集》，李淑一等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陈书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