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张家驹与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

张家驹的生平与史学

虞云国

张家驹（ 1914―1974），广东广州人， 1914年1月31日出生于广州高第街张府，时为正月初六。其父张祥熙出身前清秀才，民国初年在马来西亚创办中学，自任校长；后在广东地方政府担任过秘书类的文职官员，与广州政界、学界与商界交往广泛。

因父亲办学南洋，幼年时代的张家驹随祖母长年留居广州。 1935年4月，他在本科毕业论文上题写献辞：“敬以此文纪念先祖母张陈葵姑”；自序则说：“文甫成之日，方持此诣文如师归，即聆祖母之丧，时月之十日，距祖母之死，旬又四日矣。祖母之与我，固又有与诸弟妹不同者，今未能见余成立而竟去矣！因以此文为纪念，并志此以示不忘。”1此序足见其祖孙情深（序中说的“文如”即其导师邓之诚）。

张家驹是张府第三子，少时家境富足，生活优越，常随其父出入名士之间，学会了吹箫弹琴，演剧绘画，他日后自填履历在“爱好”栏里多次填写：“爱好戏剧、音乐、美术”，“略懂中国乐器演奏及话剧导演和演出。”据其好友说，他还灌制过粤剧唱片，故有诗说他“粤乐灌片传，粤港享盛名”。张家驹的学历教育严格而规范， 1931年高中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也许受其入读燕京大学英文系二哥的影响，这年他也考入了这所名校。

燕京大学历史系 1935届仅招三名学生，即周一良、刘选民与张家驹。张家驹听过系主任洪业的“初级历史方法”与“高级历史方法”，邓之诚的“中国通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等课程。这些名师大家的讲授与训练，对他后来的史学研究大有影响。

张家驹的史学研究起步于燕园。他列举自己的研究成果，首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合编）”，这部引得是他们这届在大二时集体完成的，由周一良负总责并撰写序言， 1933年由洪业创办的引得编纂处出版。引得属工具书，张家驹接受了史料搜集编次的基本功训练。

1933年，张家驹升入三年级，因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引发了浓厚的兴趣，写出了《宋代分路考》。这篇读书报告在宋代政区研究上颇具开创性，大获谭其骧青睐，推荐刊发于 1935年第4卷第1期《禹贡》上，还附录了师生往返论学的书札，成为他的史学处女作。

1935年，张家驹以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获得文学士。本科毕业当年，他就进入大学研究院历史部攻读研究生。然而，次年便肄业南归，原因或是时局变动而其父失业，无力供他读完研究生。返穗以后，他失业半年，随后在广东省长途电话管理委员会任科员文书，与所学专业了无关系。 1937年4月，他与杨淑英在广州结婚，其妻晚他一届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38年夏，广州沦陷在即，他辞去文书之职； 9月起受聘为香港培英中学高中史地教员。

居港三年，教学之余，张家驹依据在燕园与粤港积累的史料，着手起草《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1940年春完成上篇。下篇主体部分写于日占香港的最初两月之内，余下两宋以后部分在1942年3月逃难故乡时才续完最后两章。

回到广州，张家驹在沦陷区的中山县警察局任职半年，管理户籍及水上警务。这年岁末，听闻培英中学在澳门复学，他即赴澳履职；次年 8月，该校内迁国统区，他又辗转前往继续执教，兼教务主任。抗战胜利，他随校迁回广州，指导学生演过话剧《万世师表》。

1947年7月，张家驹应原燕大师长顾颉刚的电召，离穗赴沪，协助其地图编纂与出版事宜，先后聘为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华夏史地学社与亚光舆地学社的编辑；同时兼任粤东中学教员，教授高中史地与语文。《新世界地图》（上海舆地学社 1951年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新图》（亚光舆地学社 1952年版）的图说都由他撰稿而经顾颉刚最后改定。据顾颉刚日记，两种图说“综计约四十万言，诚一大工程” 。

1950年，张家驹参加中学教育系统的上海市文史生物暑期教学研究会，任研究干事与第三大组副组长，研究高三历史教材。 1951年下半年，他在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兼课；次年秋，改任粤东中学专职教员。 1954年2月起，他被上海中等学校教师业余进修学院聘为兼任教师，主教《外国经济地理》。他在沪二十七年，但最初七年并未回归宋史研究。 1954年夏，张家驹奉调新成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后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师范学院），先任中国古代与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后为历史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他认真准备讲义，讲课朴实无华；就自己的教学重点写过《我对“宋辽夏金元”一段教学的几点体会》，对这一时段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生产经济领域的成就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教学建议。他还为高年级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的选修课，这是他研究有得的领域。次年暑假起，他重新投入耽误十余年的史学研究，短短数年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四种专著。 1959年起，他参与了新版《辞海》的修订工作。 1961年，他当选上海历史学会理事。谭其骧与他原为师友知交，其时正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便邀其加盟。他受邀后每周赴复旦大学协助工作一整天。1963年，他评为副教授。张家驹在上海师院时期的史学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继续燕园时期与粤港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迁移说。其二，宋代抗金斗争与农民起义的研究。这一方面刊布的成果有《宋代的两淮山水寨》，未刊稿有后来收入《张家驹史学文存》的《论南宋的忠义巡社》与《“乾淳之治”与农民起义》等。其三，两宋人物的研究。 1958年，张家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赵匡胤》；次年，出版了专著《赵匡胤传》。《论赵匡胤》是其整个赵匡胤研究的精华版，《赵匡胤传》则是这一研究的终结版。这册传记在剖析宋太祖立国规制优劣成败的两重性上，辨证透彻而见解。其后，他转入对沈括的研究。 1961年，刊发《沈括治学的艰苦踏实作风》以纪念沈括诞生九百三十周年；次年，推出了专著《沈括》。这部传记与胡道静的《梦溪笔谈》研究珠联璧合，共同奠定了沈括与《梦溪笔谈》研究的坚实根基。张家驹选择开国定制的赵匡胤与科技巨人沈括作为研究对象，其眼光识见毋庸赘言。尽管其后有多种赵匡胤与沈括的传记著作问世，但他的《赵匡胤传》与《沈括》却是全面论述这两位宋史人物的首部学术性传记。他还结合上海地方史，先后为宋元之际上海劳动妇女黄道婆撰写了《黄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的同题论文与著作。其四，与时世相关的戏剧史论。包括《也谈武则天》（1959年）、《从〈卧薪尝胆〉谈到历史剧创作的几个问题》（1961年）、《〈澶渊之盟〉是一出好历史剧》（1962年）与《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1965年）。最后那篇是在讨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被要求写的论文，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仍将其作为学术问题在讨论。

1965年11月25日，上海市社联与所属历史学会召开座谈，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许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家驹也在参会发言之列。这年最后一天，《文汇报》再次举行座谈会，讨论吴晗的“自我批判”，邀请参会的有沪上文史两界知名人士，张家驹也在其中。他的两次发言分别由《文汇报》专文或摘要刊出。

“文革”初期，张家驹先是遭到批斗、抄家与殴打，继而发落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劳动改造。他每天六时就从虹口家里出门，以便赶上七点半“早请罪”的点名，直到晚上八点半才放行，回家已经十点，睡眠严重不足；兼之患有老胃病，自带一小热水瓶的面条权充午餐，健康大受摧残。 1969年，传来了唯一的爱子在广东非正常死亡的噩耗，他独自默默承受丧子的剧痛，工作一如既往地，从没对人诉说过这击垮其肉体生命和精神支柱的悲哀。

1971年，“二十四史”标点工作重启。张家驹因宋史专长最早调入《宋史》标点组，担起通读全书的重任。他开列了标校必备的一千三百余种调书目录，拒绝照顾，与大家一起搬书；为便于标点校勘，他为《宋会要辑稿》编出简目，注明页码。盛夏酷热，他一边挥动蒲扇，一边通读书稿，从不晚上班早下班。由于健康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做了部分胃切除，但病情急遽恶化。据程应镠回忆：

1973年他动了一次大手术，出院之后，在家休息，仍手不释卷地做通读工作。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因手术后的综合征，他已卧床不起了。在标志着大不幸即将到来的一片凌乱中，首先进入我眼帘的，还是他和他手中的那本书——百衲本的《宋史》。

1974年3月17日，张家驹辞世，年仅60岁。

他的助手认为，张家驹的学术生涯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期，延续到 1942年；第二个高峰在上海师范学院的1956年到1962年。1962年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已很难进行研究工作了。”第一高峰期跨度约十年，约有过半岁月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最后因外敌压境而被迫中断。第二高峰期仅有短短六七年，但彻底夭折。

1954年7月，在“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的“业务情况”栏“今后拟研究什么？对今后工作的志愿”等问题下，张家驹郑重填写道：“继续研究宋史，希望编写一本断代的宋史。 ”毫无疑问，这是他毕生最大的愿望；然而，这一宿志却因时世播迁而终成虚愿！

本文摘自虞云国为《南移》一书所写导言“张家驹与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转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