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市“禁红事件”背后：一种特殊的中国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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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博士

近日，三河市因为“商户招牌禁用红、蓝、黑三色”的行政指令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媒体和自媒体纷纷进行了批评。最新的消息是，地方纪委宣布介入调查。这使得问题开始错上加错，所以有必要就此多谈一点。

其实一个地方的行政部门或者行政领导，就城市发展的某个细节进行指导、指点，再到指指点点，最终用长官意志统一标准，比如统一门头、统一颜色，这种事情在国内各地并不少见，不过很多城市的这种做法未被曝光而已。

类似现象之所以广受批评，而且一冒头就引发群体的反感，根源在于在民主法治成为发展主流的社会里，人们厌恶过于集中的市长权力对于多元社会生活的直接干涉，并进行标准的统一，所以，其本质是权力意志和民主民意的冲突。

一、事件暴露出的中西部“市长困境”

但是这个城市现象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当下中西部城市正在面临的一个“西部市长困境”。之所以强调是中西部的困境，因为更多发生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变得少见了。

这种困境在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想模仿东部地区曾经大刀阔斧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做法，却在当下遭遇了已经成长起来的网络舆论的严厉狙击。而这种舆论狙击和舆论监督，又开始受到上级部门的极大认可，这意味着市长做法常常不得不紧急刹车。

对于中西部城市来说，城市样貌的改观，不仅仅是个城市发展的问题，更深的意义在于，通过城市的推倒重建和推陈出新，以物理的变化来倒逼多年来故步自封的城市精神面貌和深层观念的改变，从而推动思想的解放，打破传统思维的约束，最终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也为招商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打下观念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市长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城市文化和民众观念常常较为传统，如果市长敢为人先、有所作为，必能带动地方的发展。他们在追求政绩、追求上级和社会认可的激励下，常常会以大手笔对城市进行改造，常常带来城市面貌为之一变，市民的精神领域也如春风拂过。犹如将一辆老车重新套上马鞍，推上马路继续前进。至于类似统一店头、统一颜色等类似做法，我的看法是，这种做法固然不太妥当，但是如果城市能够带来更大的好处，舆论适当进行批评、地方干部知错就改就好。这是整体和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

但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浪潮中，类似曾经的宿迁的仇和、大同的耿彦波那样的强势市长，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后果就是，很多城市快速进步的可能性，也因此消失了。

一方面，是法治建设开始强化，权力被收进法治和舆论监督的笼子，一举一动都追求有章可循；另一方面，是公共舆论空间变得发达，市长的权力行为一旦有所逾越，会在第一时间遭遇舆论的迎头痛击。就是说，一旦发展进入正轨，所有权力行为将被套上笼头，城市因此失去了狂飙突进、野蛮生长的时代机遇。

不能否认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强势市长留下的深刻印记。就以仇和曾经主政过的宿迁市和沭阳县来说，更多百姓依然感念老领导当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奠定了今天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基础。即便仇和当年受到了《南方周末》等传统媒体的聚焦，也引发了批评，不过在传统媒体时代，危机的管理是简单的，很容易通过上级和官方的支持而安然度过。

但是在今天，在网络舆论监督之下，强势的市长已经很难出现了，即便出现，也会遭遇舆论的群起而攻之。

二、中国网络空间里特殊的舆论环境

但是中国在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传统媒体衰落了，自媒体时代来临了。这带来了媒体领域的巨大变化，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舆论格局。一个影响、制衡和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这就是公共舆论的监督力量。

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传统媒体以支持和肯定的舆论宣传的影响力，大为降低，而以监督和批评为主的自媒体，他们的影响力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权益未受关注的弱势群体，几乎都被新媒体和自媒体吸引了过去，并成为后者的粉丝，新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内容上，展示了更多的负面信息、群体愤怒和情绪化的发泄。这就是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网络舆情的发展现实和舆论后果。

新媒体和自媒体发展到今天，已经推动中国的网络空间，成长为了一个巨大的公共舆论空间。这本身就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个公共舆论空间，在以前也有，但是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个有限空间，空间里存在的几方力量，主要是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和极少数的公众人物，他们生产并决定了社会舆论。这种舆论主要是官方的观点，也因此是单一的，也易于管理的。

但是今天的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舆论空间，已经实现了极大的扩容，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各方，依然留在空间里，但是涌进了更多的内容生产主体，而且其复杂斑驳程度，超乎所有想象，如挟粉丝群体占山为王的各种意见领袖、直播网红、数千万的自媒体、国际组织、境外媒体、驻华使领馆、学贯东西思想多元的学者、境外水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国网络空间不再是中国人的空间，而成了一个国际化的空间，除了交流工具的简体中文是传统的，其余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全球性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疆域，在现实的国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超越了国境线的网络空间。

这个空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空间涵盖了中国地理国土，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其中，也存在发展较为悬殊的东中西部的梯次发展格局，但是网民都共享了一些统一的网络思想，如网络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弱者即正义”观念、权力监督观念等。即便是发展落后地区的网民，也理解并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这使得网络居高临下的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可能，成为对于现实社会的降维打击武器。

在这样的空间里，每个人都在生产观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见市场。意见有古有今、有中有外、有对有错、有左有右、有上有下、有敌有我……每种意见都试图在争夺网民心智和认知，从而形成了观点的博弈。一旦某种意见和观念收获越来越多的粉丝，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网络舆论。与之制衡的网络舆论也常常随之出现，也会开始吸引粉丝，当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出现粉丝群体的决战和决裂，社会撕裂就出现了。由此可知，这个空间里面的舆论博弈，是相当激烈的，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的难度何其之大，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当下已经成型的这种网络舆论环境，是非常特殊的，既有别于其他国家，更有别于传统社会，是中国社会各种特色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网络空间的治理，一直挑战重重。经过多年的探索性的网络治理，到今天可以说取得了初步的有利的治理局面。我的看法是，这种局面可以部分地概括为，网络舆情的合理合法地位受到了确认，网络监督获得承认，并被纳入体制内的日常工作渠道；正能量为主、兼容并蓄成为舆论的治理风格，但是政治安全、社会秩序、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不容挑战，也构成了网络治理不容冲撞的底线和红线；支持主流媒体实施媒介融合和创新发展，并在十年之后继之以系统性变革为发展话语，持续推动正能量、主旋律占领思想和舆论制高点等。

三、特朗普如何助力中国完成了网络治理？

在网络治理的过程中，中美激烈的国运竞争，意外促成了网络治理出现巨大利好，但也因此出现“双刃剑”效应。

在特朗普2016年首次上台、并在2018年前后对中国企业进行极限施压之后，激发了中国网民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潮，这种热潮不光形成了网民同仇敌忾的舆论格局，也极大地压制了网络右派、投降派、中立派的势力，“公知”群体就此沉默，投降派失去民意基础，中立派空间变得狭窄，常常被迫左倾以策安全。爱国成为主流，连带传统媒体的“理中客”风格成为网民嘲讽的靶子。

网络就此变成爱国思潮的星辰大海和万里坦途，爱国流量汹涌澎湃，爱国大V闻风而动，肆意收割。天时地利人和，诸多要素无不具备，这使得网络形势一马平川，网络治理一帆风顺。官民携手，共同完成了网络治理的向好发展。

备受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变得越来越有利。

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数亿人解决温饱问题并转向发展问题，已经推动中国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上。再加疫情防控中的突出表现，“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出现“东学西渐”的转向。最近两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接连取得突破，各种国之重器接连曝出，表面看是中国数十年的科技规划开始收获成果，背后是国家发展和国运势头不可阻挡，已经进入了科技实力陆续爆发的阶段，并在deepseek横空出世之际达到了新高度。Deepseek的深层意义在于，不光打翻了美国的AI霸权和国运押注，也间接地瓦解了拜登苦心孤诣建立的西方价值观联盟和意识形态防线。

至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意识形态“东升西降”基本成型。特朗普及其政府对华的各种严厉做法，背后是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首次整体转入守势，出现了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极大担忧。

四、爱国流量导致了巨大的“双刃剑效应”

但是上述网络形势出现了“双刃剑效应”，并带来了深远的发展隐忧。

这种爱国主义热情的大爆发背后，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合流，再加社交软件的深入人心和主流舆论引导的乏力，今天中国网民的社会心理和群体情绪，处于激情和愤怒叠加的不稳定状态，在爱国主义爆发的同时，网络舆情出现了持续反腐、要求社会公平的强烈诉求。任何社会的基层社会和普遍心理一旦被动员、被激烈情绪唤醒，本身就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根源。这使得官方希望持续深入推动改革开放、支持民营经济繁荣发展的愿景，相当程度上遭遇了来自网络群体情绪的重重阻力。

值得反思的是，在开展针对美国施压的舆论宣传工作过程中，媒体和自媒体不恰当地使用了唤起民族情绪和群体愤怒、对于信息真相实施片面传播等舆论武器，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大面积蔓延和自媒体“仇美反日”情绪的过重渲染，由此塑造了很多网民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重塑了网民群体的情感认知。后果表现之一，就是任何个体只要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就能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在网络通行无阻，为荒谬反智行为披上爱国合理外衣。网络流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为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成长留下空间。发生在南京的“战马行动”、出现在杭州的网红“铁头”，莫不如此。

去年出现的几起极端事件和报复社会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和网络根源极为复杂，但是类似极端行为和作为爱国流量“副产品”的反智主义，如何脱得了干系？极端行为是反智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结果。如何正本清源，在爱国流量汹涌的时候，将其引导到理性爱国、科学发展的轨道上，现在看来是个极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今天的网络形势，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也有风险挑战的一面，具有可能影响深远的隐忧。

但是无论如何，网络公共舆论空间的出现，都可以看做是中国数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网络舆情洗礼留下的重要成果。即便在这个空间里充满了各种风险挑战，但是它毕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各种观点和意见上网，进入这个公共空间，在多方博弈之下，最终持续一两个优势性的观点和意见，从而成为网络舆论，从而客观上成为网络民意的表达形式。这种网络舆论并无对错之分，但是它背后站着相当规模的网民群体，这使得它具有了代表性，成为政策制定、舆论引导、社会治理的一个民意坐标。这在传统社会和线下社会，是很难出现的一个社会成果，可以视为网络时代给中国带来的时代红利之一。

五、中西部市长的出路何在？

网络公共舆论空间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网络舆论监督。尤其是来自中西部的市长们，正日益成为这种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对象。不像东部地区的同僚们，已经在过去数十年的舆情洗礼中接受了足够的教训。

中西部的市长们和其治下的网民，往往在网络认知上出现一定的偏差。如上文所言，欠发达地区的网民，和发达地区的网民已经共享了很多网络先进思想，如监督权力思想、民生思想等，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官员一旦掌握了权力，尤其是握有重要权力的市长和领导干部们，反倒在这个认知上变得被动落后，成为认知中的薄弱环节。或许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真的会蒙蔽心智，伤害人的心智。一旦大权在握，中西部的市长们因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雄心，同时又缺乏舆论监督的观照意识，或者缺乏敬畏之心，常常大刀阔斧地推动工作，甚至权力变得任性，常常和网络舆论监督遭遇短兵相接。

问题还在于，今天的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监督，其正当性、合法合理性已经获得体制的认可。任何一件网络舆情爆发后，相关部门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处理，必要时问责干部和负责人，希望尽快安抚民心，挽回民意，消除负面影响，从而在网民和市长、舆情和权力的博弈中，前者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当下的“西部市长困境”，一方面要出成绩、要有城市发展亮点，为此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开展了工作，又常常发现下属官员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跟不上雄心勃勃的市长理念，一些市长就难免急躁冒进，给部下下达严厉指令和不切实际的指标，结果就导致了“破门亮灯”“统一门头”“统一颜色”等做法；另一方面，网民时时刻刻都在巡查着现实社会的角角落落，一旦发现有悖道德直觉和朴素情感的权力乱作为事件，网络舆论监督就快速启动程序，以负面流量直逼地方城头，以“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倒逼地方尽快修正路线，改正错误。

所以说，“中西部市长困境”，是在网络舆情发展到今天之后，权力遭遇了严厉的舆论监督的结果。一些大刀阔斧、大拆大建的发展措施可能被约束，一些寄托了政绩理想的大型项目可能会搁置，城市可能会因此失去某些发展的先机和机遇，也给一些市长留下施政的遗憾。这是由东、中、西部的网络舆情洗礼的差异性所决定的，舆情爆发规律，在时间上存在先后顺序、在空间上存在梯次格局。这导致了这样的时空景观：已经走过舆情暴风雨洗礼阶段的东部地区，开始了更高层面的转型，而正在陷入舆情风暴漩涡的中西部地区，市长们正处于权力政绩和舆论监督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但是中西部因此只能裹脚不前了吗？显然不是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化危为机的钥匙，依然握在权力的手里。如前所述，权力指令“统一颜色”引发众怒的根源，在于网民和市民感受自己被无视，本质是民意和权力的冲突。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市长在出台一个政策之前，需要增加一道民主的“保险带”，就是问计于民，政出于民，通过专家座谈、居民代表、社区利益相关者等民主环节，将权力意志最大程度地化为民生民意，获得他们的认可。一旦获得大多数的通过，政策就获得了合法合理性，即便舆论再来炮轰，你也不用怕了，只要做好解释沟通工作即可。

问题在于，如何在中西部市长的决策思维里增加这样一道“民主程序”和风险审查，反倒是个难题。从实际看，这更多是来自网络舆情的倒逼，很少有自觉增加这个民主的环节的。

六、为何说纪委出面反倒恶化了事态发展？

但是在三河市的事件中，当地方的纪委部门出面之后，我的看法是，这会将事情导向更为不利的一面。

我在此前的文字中反复表达过一个观点，那就是纪委部门作为权威部门、实权部门，每次官宣调查行为，都是一个重大的新闻时刻，都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事件，也是一个重要权力的行使路演过程，本身也会引起围观和监督。这个权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次行使都需要慎之又慎，不能为了迎合当下网民心理需求，而随时祭出权力之剑，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即便统一门头、统一颜色遭受了舆论的纷纷批评，但是它终究属于公共政策范围，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失当欠妥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审美偏差行为，需要严格将其限定在政策批评、舆论批评、以公共批评督促其改善的范围之内，它并没有严重到应该受到纪委调查的程度。当然，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中有不当利益的输送和其它权力腐败行为，那纪委是需要调查的。如果在没有证据之前，直接官宣介入调查，我认为是有失纪委工作的严肃性的。

纪委宣布介入调查，网民自然会欢迎的，但是后果也是严重的。这样一来，地方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立即归零，社会心理的“破窗效应”导致地方负责人接下来工作难以推进，甚至“腐败落马”的社会期待心理会出现自我推动、自我实现的结果。重要的是，这会导致“寒蝉效应”，不干事不出事、多干事多出事成为一种心理导向和重要教训，其他领导干部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就此躺平也未可知。这对中西部发展，是个负向引导。

所以总结起来，那就是面对地方不妥当的政策，今天的网络舆论肯定会进行舆论的监督，这将倒逼各地的领导干部吸取教训，提高舆情素养。这得益于中国网络出现了公共舆论空间。但是在政策舆论领域，纪委部门行使权力，反倒需要慎之又慎。

作者简介：

1. 燕志华 博士（yandaxia66）

2. 资深媒体人/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