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荣丨东山春深

东山春深

文/丁建荣

值此东山学校百卅校庆，谨以记忆的碎片拼凑这份光阴手札。愿红楼灯火永远温暖寒窗，愿便河清波时刻濯洗初心。

古木弦歌

东山学校的清晨总是带着历史的沉香。晨光折射在书院正殿“公诚勤俭”的牌匾上，朱漆映着微光。明代石碑的“实事求是”刻痕里，仍能摸到光绪年间的凿印温度——这所比京师大学堂还早三年的新式学堂，曾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撼动了千年科举制度。

1910年秋，少年毛泽东挑着书箱过石桥的身影，永远映在便河水面。我们读书时，楠木林里还能找到他刻在树皮上的《咏蛙》残迹。那些三人才能合抱的古树在1976年深秋突然老去，金黄的落叶在夕阳里打转，树皮渗出的树脂像凝固的泪珠，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

红楼印记

高（四）班的教室位于1958年改建的红砖楼的三楼，雄伟挺拔的红砖楼与少年毛泽东读书的青瓦房相邻，阳光透过拱形窗格洒成菱形。常见同学蜷在墙角背公式，冻红的手指在《测绘学讲义》上呵出白气。窗台的野菊是从东台山下砖窑边挖来的，焦黄花瓣沾着煤渣，像那个年代的特别印记。

当时的课程充满时代特色：早读《曹刿论战》后要去涟水河堤劳动，防空洞里默写化学公式，校办工厂里搬石灰桶。记得1972年冬天，朱苍福老师用自制线圈做实验，蓝色电火花在飘雪中闪烁，五十四名学生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师道峥嵘

魏作飞老师上数学课像指挥打仗：“解方程先消灭外围未知数！”寒冬夜里，他把自己宿舍的煤炉搬到自习室，炉火照着小黑板上的几何题，“算不出来谁都不许走！”我们搓着手演算，直到北斗星爬上窗户。

黄河老师讲《捕蛇者说》时，把我们垦荒遇蛇的经历说得活灵活现。当收音机里传来他给中央广播电台写的长篇通讯，我们在田埂上屏息听着“东山师生”几个字，惊飞了稻田里的白鹭。

陈寿康老师带领我们在南阙房熬化肥，氨气熏得人流泪。他突然抓起白色粉末撒向阳光，屋里顿时像下雪。多年后才懂，那些刺鼻的颗粒里，藏着他两次考大学的执着。

李芝芬老师总穿着呢绒裙教英语。有次我逃课挖防空洞，被她打着手电找到。月光下，她膝盖上的《农用机械英语》教材，比任何批评都让人羞愧。

潘长青老师的体育课很特别：男生扛杠铃练运输，女生甩沙包学包扎。县运会夺冠那天，他举着破纪录的成绩单在雨里奔跑，摔进泥坑还高举秒表，像举着火炬。

天命之约

2022年冬雪初融时，我们这些白了头的老同学，踩着五十年前的脚印回到红楼。在校友室褪色的课桌前，有人掏出泛黄的作业本，有人摸着当年刻在桌角的“书山有路”。不知谁起了头，沙哑的《浏阳河》在皱纹密布的唇间流淌，跑调的歌声惊起便河锦鲤，涟漪荡碎了水中的倒影——那波纹里叠着十六岁的晨读、二十岁的远行、六十岁的回望。

周今奇老师做的黏土中国地形沙盘，边角处指纹已模糊成岁月包浆。当年他举着测绘仪喊“比例尺就是良心”的模样突然清晰，原来那些测绘课上的坐标点，早把我们的人生锚定在祖国经纬：涟水堤坝浸透的青春汗渍，戈壁发射架上的凌晨守望，三尺讲台积年的粉笔灰，芯片实验室不灭的微光……

薪火长明

如今的校园，老树新芽共生共长。奠基石下的天山石依旧滚烫，萧三先生捐赠的《国际歌》手稿在恒温箱里低吟，玻璃房中紫光催发的太空幼苗，正舒展着比我们当年更青翠的叶脉。新建的“特立科教馆”内，1972年沾着陈寿康老师掌纹的试管，与长征五号模型并肩而立，试管口的积尘闪着星芒，火箭尾焰的辉光里跃动着我们熟悉的眼神。

走过便河石桥，指尖抚过年轮般的刻痕：从“经世致用”到“强国有我”，百年的誓言在花岗岩里生根。春风掠过便河两岸垂杨柳的嫩枝，把桥墩上的心跳声，译成又一代少年听得懂的密码。

作者简介：

丁建荣，湖南湘乡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国防科技大学原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政治委员，大校军衔。现任湖南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省直分会会长。有300多首诗词作品在《中华诗词》《湖南诗词》等多家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