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 | 钱沛杉
从直播间24小时带货的“数字人主播”到电商平台批量生成的“AI名人推荐”，从影视作品中“复活”已故明星到社交平台泛滥的换脸恶搞视频，“AI数字人”滥用已从娱乐领域蔓延至商业、社会活动。当技术应用突破虚拟与真实的伦理边界，如何系紧治理缰绳，已成为当下的必答题。
一边是“AI数字人”技术操作的低门槛与低成本，一边是相关方权责模糊让“真人”受害者陷入维权困境，数字人侵权事件频发，暴露出治理方式的滞后性。
从法律层面看，现行著作权法对AI创作内容的定性相对模糊、民法典对“深度伪造”侵权的规制尚未形成完善的闭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停留在原则性框架层面……面对深度伪造技术的快速迭代，法律法规在技术认定、侵权主体追溯、跨国追责等环节仍需持续升级完善。由于开发者、平台、用户的全链条责任体系尚未建立，中小平台因成本压力对伪造内容“选择性失明”。受害者时常面临侵权主体隐蔽、跨国追责困难等维权困境。
破解治理难题，应避免陷入“以技术对抗技术”的单一逻辑，建立技术、法律、伦理协同的治理机制。通过数字身份认证、内容溯源等方式，推动“AI数字人”滥用等问题治理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防范；推动形成覆盖算法开发者、内容分发者、终端用户的全链条责任共同体，压实各方主体责任。
技术进步不应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代价，充分发挥与技术发展相匹配的治理智慧，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行驶在服务人类文明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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