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读《林长民集》的两点感想

《林长民集》，陈学勇、于葵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迟暮之年读书往往有两大特色，一曰杂乱，二曰随意。这两点其实也可以说乃是一回事，没有任何被动勉强的意思，潇洒自如，如行云流水，流到哪里，就在那里补充一点能量。这种近乎庄子之所谓“逍遥游”的境界，非有一把年纪不易达到，长寿的优越性即在于此。

我现在读书也正是既没有功利目的，也没有什么计划，往往只因为对某一方面忽然有了点兴趣，或来了一个什么偶然的机缘，就捧起一本书来很有兴致地读下去，好处是既获得营养，又激活思想，足以防止固步自封或老年痴呆。

最近读了一本《林长民集》（陈学勇、于葵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版）就颇有收获。过去只知道林长民（1876-1925）其人是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动家（也有称之为政治家或政客的，其义相通，只是褒贬有异），著名才女美女林徽因（1904-1955）的父亲，未及“知天命”就忽然死于非命，至于他的具体情况则不甚了然，更没有看过他的文章。读了这本书以后才可以说，在这一个领域总算是与时俱进咸鱼翻身了。

感想主要有两点，其一，爱国主义不能狭隘化。

林长民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翻译过一部《西力东侵史》，激励国人勿忘国耻。当时他是一位典型的爱国青年；后来误入政界，希望通过议会政治来促进中国的进步，这其实是做不到的，好在他的爱国热情始终高昂不衰，对帝国主义列强一向采取强硬立场。1919年他在担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期间，听到巴黎和会应日本方面的力争，准备把战败国德国过去强占去的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的信息以后，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文章，严正地指出，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又从法理上分析说：

……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九百十八之年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晨报》1919年5月2日，《林长民集》123页）

合理合法，有根有据，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当时的北洋政府非常差劲，态度软弱，无所作为，于是两天后学生走上街头，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就此爆发。五四运动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林长民担任外交委员本来就干不成什么事情，至此愤于政府之不作为，干脆抛弃公职，并将辞职书在报端公开发表（《自请罢免以谢日本人》，《晨报》1919年5月25日，《林长民集》124-125页）。其文义正词严，读来令人神旺。官可以不当，爱国的原则不能丢！

值得注意的是，林长民是一位清醒的爱国主义者，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仅自己努力学外文，稍后还带年龄尚小的女儿林徽因去欧洲游学，后来更把她送到美国去学建筑和美术——《林长民集》中有一批书信日记涉及此事，是第一次面世的，非常好看。像他这样来培养下一代，在当时相当前卫，效果也非常之好。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把自己的国家搞强大，这正是清醒有效的爱国。

和林长民同期留学日本的鲁迅更是一位清醒的爱国者，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形势日趋严峻的1934年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我们还是要学习日本的长处，他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他又说：“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听有人说要学外国的优点就斥为“汉奸”，这种老毛病大有糊涂虫的气息。

清醒者都是同样清醒，而糊涂虫则有种种不同的糊涂。林长民虽然已经离世一百年了，其人的格局也无从与鲁迅相提并论，但他们确有相通之处，多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感想之二，编注近现代文献很有难度。

整理出这本《林长民集》来相当不易。原始材料往往散见于各路报纸杂志，有些冷僻一点的报刊很不容易找到，能见到的或已残缺不全；至于手迹、书信、日记的访求尤其费事，能看到的又往往漫漶不清，辨认不易。近代人的文字多有文白夹杂好像不大通顺的地方，行文的语气同现在通行者也多有异同，要为之加标点有时竟相当为难。文本中涉及到的背景、人物不易出注，由于材料不足，也没有工具书可用，有些地方简直无从下手——凡此种种都是整理一般古籍时碰不到的难题。远有远的难处，近有近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

《林长民集》的整理编辑工作多历年所，中间一度停顿，最后集合了多方面的艰苦努力才终于胜利面世。轻松愉快的读者如我辈在树下乘凉，非常感谢辛勤栽树的劳动者们！

来源：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