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一季度经济开局向好，但仍有三大新题待解

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第77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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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开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筑底企稳态势，从1-2月的经济数据看供需均有结构性亮点，其中生产维持韧性，需求端受“两重两新”政策支撑，投资、消费均环比改善，地产投资端也出现回暖迹象。同时，宏观政策持续发力，巩固经济基本面回升向好的基础，3月全国两会的召开为全年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从中长期结构性视角看，当前经济运行有一些新情况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一、大国博弈升级，做好出口面临更困难局面的准备

出口下行压力显现，未来美国或联合其盟友进一步对中国进行遏制。1-2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3%，增速较上年12月显著回落8个百分点以上。这一情况在预期范围之内，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美国关税制裁落地，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冲击，特别是针对我国连续两个月出台了关税制裁措施，2月4日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0%进口关税生效，低于800美元小额货物不再豁免，3月3日，美方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自3月4日起对中国输美产品再次加征10%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1-2月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同比增长2.3%，较去年12月下滑13.3个百分点；二是“抢出口”下去年出口基数较高，一定程度拖累了同比读数，今年以来“抢出口”的透支效应也有所显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响不容小觑，其复杂性和持续性远超预期，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期特朗普表现出急于推动俄乌战争结束的迹象，背后原因盘根错节，地缘政治、能源利益、大国博弈等交织叠加。无论美国出于何种原因考量，特朗普政府后续对中国的政策态度不会转向，基于特朗普一贯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以及其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一旦俄乌冲突结束，美国在欧洲方向腾出手来，极有可能联合欧洲盟友，进一步加大对我国在经济、科技、外交等多领域的遏制力度，这一问题值得警惕。

在应对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反制措施方面，我国展现出了战略定力与从容自信，后续要做好出口面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面对此前美国的关税制裁，我国积极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与应对策略，如我国依据相关国际法与国际贸易规则，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玉米等部分农产品以及部分能源品加征10%-15%不等幅度的关税，同时近年来，我国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与东盟、欧盟等区域组织的贸易往来，挖掘新兴市场潜力。尽管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对美出口在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中依然占据关键位置，即便不考虑通过越南、墨西哥向美国的转口贸易，我国对美国直接出口比重也在14%的较高水平（2025年2月，同期欧盟占比为14.6%，东盟占比为16.2%）。在中美博弈持续、贸易摩擦升级的情形下，未来要做好出口面临更困难局面的充分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避免盈利弱、融资难、预期不稳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民企投资信心有所提升，但投资能力偏弱制约整体投资改善。1-2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0%，较上年底边际回升0.1个百分点，但仍较为低迷，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增长6%，与前值持平，但较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此前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成功召开，犹如一针强心剂，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企业家们的信心，为市场注入了积极信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依然处于偏弱状态。1-2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同比增长7%，2023年以来持续保持5%以上的增速水平，远远高于民间投资。深入剖析，民营企业投资能力受限源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存在，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往往由于风险较高、抵押物不足等原因，难以获得足额且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而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渠道对民营企业也存在诸多限制，这使得民营企业在投资扩张时面临资金短缺难题。另一方面，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也是制约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两年供需结构性失衡、内需偏弱持续扰动中国经济修复，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不得不持续压低价格，内卷式竞争也愈演愈烈，这无疑极大地压缩了利润空间，使得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削弱。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连续3年负增长，2024年同比下降3.3%，较2023年回落1个百分点，企业盈利承压加大，对企业投资形成掣肘。

进一步加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力度，加快构建民企与国企分类配置资源的管理体系。鉴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性质不同，实施分类管理十分必要。以许可证获取为例，资源型许可关乎关键资源把控调配，原则上应主要由在资源统筹、战略执行方面优势显著的国有企业获取，民营企业不宜参与，而一般性经营许可（如餐馆卫生许可）不在此列。在金融体系中，也需明确划分业务归属，清晰界定适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开展的金融业务。同时，国企凭借稳定的资产规模与信用等级，适配银行信贷，能低成本获资，而民企经营灵活但风险偏高，直接融资更契合其风险特征与资金需求。因此，建议构建差异化融资体系，形成国企以信贷融资、民企以股本融资为主的资金分配格局，以此缓解民企资金短缺难题。此外，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切实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是提振企业家信心、改善民间投资低迷的重点方向。

三、短期财政政策仍有加力的空间和必要，中长期经济结构优化需持之以恒

财政政策短期仍有进一步加力的空间，在改善居民收入和清偿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上下功夫。受微观主体信心偏弱以及金融市场传导机制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近两年货币供给量与利率的调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相比之下，现阶段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尽管从历史维度审视，现行财政政策已具备相当力度，如突破3%财政赤字约束、大规模增加政府专项债发行等，但政策效果与市场反映尚未得到充分激发，这也意味着财政政策仍需进一步发力。回顾西方国家在经济低谷期的应对经验，其在财政政策的运用上，均注重通过大规模扩张且精准施策来刺激经济修复，例如疫情期间美国向居民发放大量现金补贴，对于短期内提振美国消费起到了重要作用。相较而言，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在提升劳动者收入以及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方面尚显不足。一是促消费政策并未在收入端发力，未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在解决拖欠企业款项问题上，力度远远不够。据估算，目前政府拖欠企业账款规模约11万亿到15万亿，若以每年2万亿分批化债，需超5年，而很多企业等不到三年便可能因新增融资难而倒闭，这会加大就业压力，不利于社会稳定。当前虽已有部分企业收到还款，利润有所改善，但政策力度不足。我仍维持我此前的观点，建议一次性进行十万亿债务置换，三年内全部清偿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

长期来看，科技创新与营商环境改善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和动力，政策层面需予以长期、稳定且持续的扶持。科技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自中美博弈以来，我国全力补齐科技短板、攻克“卡脖子”难题，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当下丰硕的科技成果正是源于国家长期高度重视与持续的投入，为我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变筑牢根基。后续构建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制度供给以服务科技创新，仍是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工作方向。与此同时，改善营商环境、落实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亦刻不容缓且任重道远。当前民营企业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金链紧张以及过度执法及异地执法等问题陷入困境，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下一步的相关改进方向，需尽快梳理问题并落实针对性解决办法，推动营商环境改善，这对激活民营经济活力、稳定经济大盘意义重大。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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