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学历内卷”成韩国年轻人压力锅

《日本时报》3月26日文章，原题：入学考试之战——韩国年轻人的压力锅 午夜时分的首尔，一名高中生正伏案苦读，虽疲惫不堪，但决心坚定。他正在为“人生决定性时刻”——韩国全国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这项一年一度的考试将决定哪所高校的大门为他敞开，其工作、收入乃至整个人生轨迹都与之休戚相关。

学历主义始于战后经济发展

不只是学术评估，韩国高考已然成为一种社会仪式。考试期间，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支持考生——公司错开工作时间，施工队保持安静，甚至飞机都会限制航线，为考生创造最佳条件。学历主义是韩国战后经济成功的根源之一，以三星和现代为代表的财阀在背后推动，高学历人士向来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些大型企业从精英名校招聘人才，进一步导致名校毕业证书的含金量水涨船高。

数据显示，进入大型企业的韩国应届毕业生起薪是进入小公司同龄人的1.52倍，而在日本这一数字为1.13倍。学历主义影响日趋严重，不仅令韩国年轻人的工作生涯苦不堪言，也使他们的童年笼上一层阴影。非营利组织韩国儿童基金会202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韩国儿童和青少年“不快乐”，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和学习时间过长。同年，自杀的韩国学生达214人，创历史新高，是8年前的两倍多。虽然心理健康、家庭环境和人际冲突都是造成这一悲剧的元凶，但学业压力仍是其中35桩悲剧的罪魁祸首。

部分家庭每月花400万韩元上补习班

“韩国是一个不给第二次机会的国家”，“一锤子买卖”式的教育制度带给年轻人巨大压力。高考是韩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能否进入顶尖大学能左右一个人的职业、婚姻和社会地位，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赛激烈程度不亚于高风险的赌博。韩国历史最悠久的补习班的首席执行官表示，韩国家庭在补习班等私立教育上投入巨额资金，几乎80%的学生都参加补习班，有些家庭愿意每个月花400万韩元(约合2万元人民币)给孩子补课。

对高学历的偏执使韩国人沦为一张简单的证书清单。通常用以形容商品的“规格”一词被拿来对个人的学历、外貌、公司、财富等进行分类。人们并非根据内在品质看待他人，而是将人概念化为“行走的简历”，学术血统决定了一个人的主要价值。这种语言上的物化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现状，它痴迷于生产力和所谓“成功”，导致人们缺乏同理心。

韩国政府曾多次尝试为年轻人减负，但这些干预措施大多适得其反。例如，当局禁止补习班在晚上10时以后上文化课，家长们就让孩子去上不受限制的体育课。政府还鼓励企业采用“盲盒”招聘法，结果同样不尽如人意。有声音指出其矛盾之处：“不能在简历上写明我千辛万苦考入的大学校名，这公平吗？”

尽管韩国大学允许学生转学，但与日本不同，许多学生选择再战高考而非转学，希望将之前院校的名字从他们的教育记录中抹除。此举实际上加剧了“学历内卷”，因为政策的频繁变更使得家长们愈发关注教育水平。“规格”俨然成为韩国人获得工作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径。

应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

对学习的极致追求，缺乏人际交往的机会，令韩国年轻人难以建立亲密关系。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5%的19岁至34岁韩国年轻人根本没有约会过。经历过经济危机的韩国父母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要收入稳定，就能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年轻人的职业不稳定性是很自然的，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30%。这种世代创伤让困难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年轻人必须通过高考成绩来确保自己的未来。

因此，韩国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超越学术和职业的狭隘视野。例如改革工作和招聘制度，摆脱学历主义，解决“年轻人工资太低”的问题。关键在于从“一锤定音”社会转变为尊重多元化道路、给予第二次乃至多次机会的社会，重新夺回在“成功”祭坛上牺牲的人类尊严。(作者池田若香，白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