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笔下的云中城是何方城池？（下）

云中郡故城遗址。

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的东胜卫故城遗址。

　　汉武帝时代，大青山下的沃野经常是旌旗猎猎的战场。大青山下的云中郡管辖范围内，常常弥漫着战火与硝烟，汉武帝主动出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动漠北之战，追歼匈奴主力，经此一战匈奴远遁，从此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匈奴逐渐衰微。汉宣帝接受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开启汉匈之间和平的局面。汉武帝去世后50多年，大青山下又成了安乐祥和的乐土。

民族大融合的舞台

　　汉宣帝时，边塞出现安宁太平的景象，历史开始呈现出温柔和睦的一面。他的儿子汉元帝刚即位就下诏让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救匈奴民众之困乏。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又使昭君出塞，使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平局面得以巩固。
　　从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算起，直到王莽篡位时边衅又开，古云中大地上共有约60年的和平岁月。当王莽篡汉之后，昭君出塞带来的和平局面被打破，汉匈之间出现裂痕，大青山下战事又起。直到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将匈奴人内迁至阴山以南的古云中郡旧地，这里成为民族大融合的舞台。光武帝时接纳了南匈奴及其部众，促进了当时的民族交融。
　　也是在光武帝之时，匈奴衰微乌桓壮大，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之地又空了出来。光武帝让乌桓部众入居塞内，分布在沿边诸郡，帮助汉朝防御匈奴和鲜卑，这又促进了乌桓融入中华民族。东汉时期阴山南麓直到鄂尔多斯地区都有乌桓人居住，原本是游牧部落的乌桓部众南迁后改而从事农业，汉末三国乌桓大部分归附曹操，逐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塞外的乌桓则并入鲜卑。
　　在内蒙古流传着一首笛子名曲《大青山下》，曼妙的笛音吹奏出的就是这片千年古云中大地的沧桑，就是土默川平原即古敕勒川的旷野风情。笛音饱蘸当地二人台的音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又仿佛是在演奏马头琴，融入了骏马奔腾的激昂。就像这首笛子名曲是交融的产物一样，大青山下这片沃野，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
　　千年古云中大地，在历史的演进和交替中不停地转换角色。这里有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有时又是“夹路离离禾黍稠”的良田。在大青山下这个特殊的农牧交错带上，时而是民风淳朴美丽富饶的乐土，时而又是鼓角铮鸣尸山血海的疆场，在战争与和平的转换中，在牧场和良田的变化中，大青山下古云中郡的土地上各民族互相交往交流交融，汇成了多元并存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
　　东汉末年，云中郡建制仍在，但属县和人口都在减少，不少农田又回归为草原，云中城也逐渐毁弃。三国时，鲜卑逐渐强大起来，开始进入大青山下的云中郡故地。三国魏文帝时，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称雄漠南，尽收云中、九原等匈奴故地。又过了约40年，在大兴安岭深处游猎的鲜卑索头部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一路南下西进来到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在这里不断壮大并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为都建立代国。
　　东汉末到隋统一前的300多年里，阴山以南的沃野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舞台。这个时期托克托县所在的广阔的土默川平原，又成了游牧骑马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和牧马之地。北魏迁都平城之后，大青山就成为北魏的重要边陲，就在道武帝拓跋珪雄心勃勃向东迁都时，另一个游牧民族柔然在漠北之地兴起，他们不时越过阴山的豁口侵扰漠南之地，北朝民歌《木兰辞》的背景就是北魏讨伐柔然的军事行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不久，公元424年，柔然南侵攻陷盛乐宫，这里再往东南几十里处便是北魏故都盛乐城。为保障云中、盛乐和都城平城的安全，北魏设立了武川六镇并修筑了长城。北魏后期突厥开始崛起于漠北，柔然根本瞧不上以前给他们打铁的突厥人，但最终被突厥灭国。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杂居共处和互相通婚，先融合于鲜卑，再融入中原汉族。在今天的古云中托克托县，还有许多姓茹的人，他们的先祖是柔然人。
　　北魏时期的古云中郡土地上，同样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北魏曾降服数十万户敕勒族人，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大青山下的古云中大地有了新的称谓——敕勒川。敕勒族又称高车族，是一个善于驾高车游牧的部落。敕勒族来到漠南之地后，极大地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部族也逐渐繁盛兴旺，在敕勒川上，敕勒族在和汉族的交往中“渐知粒食”，逐渐学会种田从事农业生产。

各民族交融密切而频繁

　　从隋朝开始，突厥逐渐强大起来，他们最终也融入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北周和北齐对峙时，争相以财物厚赂突厥。隋文帝派兵征服了骄横不可一世的突厥，并乘势占领秦汉时的古云中大地，设立榆林郡来管辖此地。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杨坚准许沙钵略可汗举全部落迁到漠南之地的请求，大青山下的古云中大地接纳了东突厥的部众。之后，隋朝扶持流亡到长安的突利可汗，帮其击败突厥其他势力，封他为启民可汗，并将启民可汗及其部众安置在今土默川和河套平原一带，为他先后在云中郡故地筑大利城、金河和定襄等城池，使启民可汗可以安心在云中郡故地及河套一带驻牧。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北巡榆林郡，“历云中、溯金河”，来到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示以恩威。云中就是云中故郡，金河就是大黑河，史书上记载了隋炀帝这次浩大的北巡，这次北巡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往和融合。隋朝杨坚和杨广父子对待突厥的政策是正确的，恩威并济使阴山以南的沃野成为牲畜繁衍人民生息的乐土。
　　启民可汗去世后，其子始毕可汗乘着隋末天下大乱使突厥更加强大，此时的云中故地已在突厥控制之下。突厥越来越强盛，始毕可汗“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唐初不断侵略唐边地，杀掠吏民，劫夺财物，有人甚至劝唐高祖迁都离开长安，秦王李世民说：“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果然，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阴山之战，李靖和李世绩这两位战神从大青山前的古云中故地出发，分兵数路突袭突厥并一举擒获颉利可汗。
　　阴山之战使不可一世的突厥颉利汗国彻底覆亡，一时“漠南之地遂空”。突厥灭亡后，散亡的部落或者北附薛延陀，或者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余户。如何安置这些突厥的降众？有人认为应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分散其部落散居各地，久而久之可以把牧民改造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大臣温彦博认为，应当像汉光武帝当年安置匈奴降人一样，安置在塞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把突厥投降的民众安置在大青山南的云中郡故地和河套平原上。为了管理这些降附的突厥民众，东面设定襄都督府，西边置云中都督府，任命突厥贵族为都督管理归降的部众。唐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唐太宗的爱将就有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铁勒和突厥人。
　　辽金元时代的大青山下，依然是各民族互相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从契丹入主古云中故地到元末明初约400年间，这里没有太大的战乱和动荡，是比较安宁和平的时期。昔日被称为“敕勒川”“白道川”的古云中故地，又有了新的称谓——丰州滩，辽代在大青山南麓建起了丰州、东胜州和云内州等3座鼎立的州城，金代没有做大的改易，到元代，这里五谷丰登畜牧蕃息，元代诗人魏初的《丰州》诗云：“五更骑马望明星，细草坡坨迤逦行。一片长川天不尽，荞花如雪近丰城。”荞麦花盛开在丰州城的近郊，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适应冷凉气候的杂粮种植技术。当时丰州滩，畜牧业和皮毛杂货交易非常发达，出现了人烟稠密的村庄。马可·波罗当年路过丰州滩时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天德是向东的一州，境内环以墙垣的城村不少，主要之城名曰天德。”说明当时村落不少，他还看到，“州人并用驼毛制毡者甚多，各色皆有。并恃畜牧农为生，亦微做工商。”
　　元末的战火打破了丰州滩的宁静和富庶。先是红巾军的战火洗劫了这里，元末将领孛罗铁木儿在云内、丰州等地与关先生率领的红巾军交战了两年之久，战火蹂躏再加上抢劫焚烧，丰州滩上庐舍为墟。明朝初年，军队不断出边烧荒，丰州滩上牛羊也无法生存。兵燹之后的丰州滩，仅余丰州和云内州两座白塔，大青山南边被摧残的空旷原野倍显荒凉。直到明嘉靖万历年间，蒙古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汗率部进驻，云中郡故地并入土默特，阿拉坦汗的义子脱脱驻牧东胜卫城，所以取名脱脱城，即托克托城。清代中期起，大量的汉族人走西口来到土默川一带，使这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而频繁。
　　在千年古云中大地上，在大青山前的这片沃土上，匈奴、鲜卑、柔然、敕勒、契丹、女真、蒙古……这些骑马的游牧民族像风一样从阴山的豁口刮来，又像云朵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这些游牧民族南下以野蛮武力实现疆域的一统，而多元的中华文明又使“入侵”民族接受文明的洗礼，并不断革除其中腐朽僵化的成分，锻造出撤除藩篱的活力与生机。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