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博古遇难后，遗孀张越霞独自养育6个儿女，女婿官至副国级

“大姐，延安来的电报。”1946年4月8日傍晚，警卫员攥着电报纸的手微微颤抖。正在缝补衣裳的张越霞猛然抬头，针尖刺破手指都浑然不觉。展开的电文只有短短两行：“王若飞、博古等同志返延时遭遇空难，全体殉国。”她踉跄着扶住桌角，六个孩子此起彼伏的哭声突然变得遥远——最大的女儿秦吉玛刚满十岁，最小的儿子秦铁还在襁褓中吐着奶泡。

这位江苏无锡出生的革命者，本名秦邦宪的“博古”，生命定格在三十九岁。1925年上海大学教室里，总能看到他抱着俄文原版《国家与革命》抄录笔记的身影。同窗王明曾调侃：“邦宪兄这是要当活字典啊！”他当真把马列著作啃得通透，连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都惊叹：“这个中国青年比莫斯科党校教员还熟悉联共党史。”可谁能想到，这份对理论的执着，日后竟在苏区酿成惨痛代价。

1933年深秋的瑞金，炊事班老杨头蹲在指挥部外抹泪。他刚听说要按“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标准清退党员，自己三代雇农的出身竟因不识字要被除名。屋里传来博古带着无锡腔的训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理论武装的战士就像没装子弹的枪！”后来统计显示，中央苏区三年间党员数量锐减四成，不少像老杨头这样忠心耿耿的“泥腿子”被迫离队。

当红军在湘江边血染江水时，张越霞正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她不知道丈夫在遵义会议上沉默着交出装有文件的手提箱，更不知道这个总爱把“国际路线”挂在嘴边的书生，会在陕北窑洞里对周恩来说出“我确实犯了错误”时声音哽咽。直到1940年重庆重逢，她才从丈夫鬓角的白发里读出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

“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能回家？”六岁的秦新华抱着破布娃娃发问。张越霞擦掉女儿脸上的煤灰，往炉膛里添了把茅草：“你爸爸在给天下所有孩子造个能安心读书的新世界。”这个回答支撑着她在上海亭子间、延安窑洞、晋察冀地窖里拉扯六个孩子。有次小秦铁高烧不退，她揣着最后两块银元在黑市换药，却被特务盯梢，硬是抱着孩子在弄堂里转了三个钟头。

1950年代北京东交民巷的清晨，总能看到张越霞蹬着二八自行车送孩子们上学。车把上挂着装满文件的布兜——她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晚上还要给孩子们补衣服。大女儿至今记得母亲的口头禅：“你们爸爸没做完的事，咱们娘几个接着干。”这话落在孩子们心里生了根：老三秦钢主动报考哈军工，老四秦铁十六岁就去了北大荒。

要说最像博古的还得数二女儿秦新华。这姑娘打小就爱翻父亲留下的俄文笔记，有回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童话书看。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她白天在工厂车零件，晚上就着车床灯光复习，最终考上社科院马列所。女婿李铁映后来主抓教育改革时，总爱说：“我家那位才是真学霸，当年追她可比考研还难。”

张越霞晚年住在南池子大街的小院里，窗台上总摆着盆茉莉——博古生前最爱这花的清香。1989年病重时，她拉着孩子们的手念叨：“你们爸爸要是看见新华当上卫生部副部长，准得说'小囡比阿爹强'。”话音未落，自己先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