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最不敢上称的午餐，是它

打工人对于麻辣香锅等午餐刺客的愤怒，背后最重要的情绪和诉求是配得感，我们配得享有一顿好的午餐，因为那代表着对于劳作和生活的尊重。

现在打工人的钱包太脆弱了，经不起一点考验。

轻轻“嘀”一声，称重结算的数字直教人目瞪口呆——36.78元。明明塑料盆里抓的只有2只虾、2条蟹柳、3个虾丸、4条白菜。麻辣香锅，轻飘飘收割了各位的钱包，成了打工人最新的“午餐刺客”。

在榴莲上称时，我曾梦想成为一个榴莲果园的老板，每天盯着小小的榴莲上称的数字心花怒放。转头走进麻辣香锅店，才知道什么叫其貌不扬也能闷声发大财，上称的瞬间，心情就跟扫码到账一样利落爽快。

被麻辣香锅吓跑的人，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自己的账单和菜量，控诉自己被刺的血泪史，确实有点“寸菜寸金”的意思，不细看还以为是哪家高级西餐厅推出的新品麻辣沙拉。

很多网友的吐槽大都集中在北上广深，但号称烟火味十足的辣都长沙，都曾有人曝光过遭遇“天价麻辣香锅”的背刺——七八人吃了将近总价500元的麻辣烫，四块方便面100元，连一把金针菇都要上百。

麻辣香锅给人的背刺感如此之重，在于它的性价比赤裸裸低廉，且做法同质化，让人没法欣然接受。尤其当对标同一类型的麻辣烫，只不过做法上是炒而不是水煮，吃一顿麻辣香锅的价钱，约等于两顿麻辣烫的价格，难道是因为做法上更精致、更复杂吗？

打工人最不敢上称的午餐，

是它

同为称重结算的午餐，麻辣烫和麻辣香锅的距离，就像翻红的过气明星，只是换了一件马甲就开始膨胀，身价陡然高涨。

想当年麻辣烫红得热火朝天，胜在“街头平民”的草根气质。它流行于街头民间，其貌不扬万物皆可乱炖水煮，是很多人眼里最不费工夫，也最能称得上没有门槛的美食种类，它代表了年轻人对于传统正餐的反叛，不用像火锅一样迁就其他人喜好，全凭自由意志，往里头加什么自己说了算。

麻辣香锅，就是进阶版的麻辣烫。在预制菜当道的时代，能碰上现炒的、带有“锅气”和“香气”的不多了。当中花椒的麻和辣椒的辣，层次更丰富，让人更上瘾。

但偏偏它走的不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赛道，而是堪比沙拉拼盘的精致高贵赛道。

每个路过的打工人，都在称重面前被“斤两常识”吊打——明明看起来分量比麻辣烫少，为啥贵了这么多？难道就是因为水分在炒的过程中白白损耗了吗？

麻辣香锅会如此膨胀，或许是因为打工人在低廉且同质化的午餐面前，是有些走投无路的，当前的午餐总会让人觉得背刺感太强。

就算午餐不称重，点个单人麻辣烫外卖，店家主打的“穷鬼套餐”——可能只有泡发的魔芋、几根红薯粉、几条海带丝、三片土豆片，外加几片肥牛卷，这种有荤有素的组合就能超过40块，让人怀疑是不是红辣油锅底承担了什么了不起的费用。点个茶泡饭的外卖，单是各种小菜午餐盒和低成本料理包装，就已经足以让人怀疑近乎30多块的套餐里，真材实料的地方到底在哪。

打工人吃午餐，其实涉及的经济学问题很多。这是一场你的欲望和消费力的博弈。尤其在一线城市商圈，可选餐馆范围受到店租和环境影响，比如深圳某商圈，一到工作日饭点，最受打工人欢迎的总是老乡鸡的店面，但“老乡吃不起老乡鸡”早已成为打工人心照不宣的老梗。

如果不想贵，那花费的时间得有，比如至少你外出的距离得更远一些，才能到非商圈的餐馆吃饭；要不就是你能有足够多的时间安排你的午餐，当然也包括你给自己做午餐便当。

一线城市当中，北京和深圳的职场午餐水平多半是经济实力决定的，涝的涝死、旱的旱死，呈现两极；广州还能看城区特色，天河CBD和老城区分布着不同的午餐水平；而上海则是有自己的沪币，街边喝个咖啡就能与其他三地拉开水准。

打工人的午餐综合征，

天生的吗？

如果美食节目出现了选题瓶颈，不妨考虑拍一系列各地打工人的午餐，或许能挽回多一些收视率和关注度。它能从工作日小小午餐窥探每个地方的就业环境、文化传统、生活节奏和职场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系列还能有全球化的视角，从国内拍到国外，因为午餐综合征，仿佛就是全世界打工人的通病。

集数最短的可能不是中国，而是英国和北美。这两个国家的午餐都是以简单快捷、效率至上闻名的。1987 年的电影《华尔街》里，股市大亨 Gordon Gekko 就对办公室用餐有过言之凿凿的论断——窝囊废才吃午餐。

高达62%的美国专业人士通常在办公桌上吃午餐，在北美，披萨、沙拉、汤和三明治能撑得起一些集数；英国的上班族依旧是三明治的长情党，顶多是在三明治的馅料或者搭配上做做文章，比如近年来越来越多英国上班族开始自带午餐，包括鸡蛋沙拉、火腿沙拉、鸡肉蛋黄酱三明治，或者搭配香蕉、苹果等水果。

亚洲国家的午餐文化，大多是出了名的时间效率至上，日本就是典型的便当文化，因此才有了便利店的旺盛环境，快速和经济依旧是午餐选择的主题。

在韩国，最受上班族欢迎的公司食堂菜单，便是米饭配小菜的套餐，泡菜汤、嫩豆腐汤和炸猪排，韩国的工作日午餐文化，更能体现午餐在工作场所当中的社交结构，社交性聚餐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泰国可能有为数不多较不卷的午餐文化，尤其是街头美食文化对办公室午餐也产生了影响，许多上班族会在当地的街头小吃摊或者附近的餐馆用餐，是经济实惠且美味的选择，比如“Cơm Bình Dân”（大众饭，搭配各种菜肴的米饭）是很典型的选择。

与快节奏午餐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西班牙和北欧国家。瑞典人的午餐时间有3个小时。西班牙人从下午2点开始休息，一直到5点，有3个小时的午餐加午休时间，他们称之为“Siesta”。

在法国，午餐时间被视为一天当中最神圣的时刻。它既是文化规范，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中午出外用餐的习惯早已扎根法国人的生活。

疫情期间，法国曾允许员工在公司吃饭，以鼓励单独吃饭。但饮食文化历史学家 Martin Bruegel 坚持在外吃午餐是法国生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最终法国在去年恢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午餐法”。法文中有“déguster”一词，意思是细味、享受食物，即便他们用餐的选择并不一定最丰富，但无论从时间和重视程度来说，法国都让人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午餐自由。

后疫情时代对午餐的改变，或许让我们对午餐的诉求转变为以健康和轻简为主。当我们自嘲打工人在办公室吃“白人饭”时，低油低盐的白领餐风潮席卷国内，正在逐步颠覆着我们对于传统午餐饱腹和丰盛的讲究。

午餐之于我们，功能性正在逐渐加强，生活感逐渐淡去，要不就争分夺秒省时了事，最佳选择就是公司自带食堂；要不就是反预制菜的健康需求，白人饭和沙拉的出现，高级的极简午餐风开始流行，但寡淡无味依旧还是通病。

打工人对于麻辣香锅等午餐刺客的愤怒，背后最重要的情绪和诉求是配得感，我们配得享有一顿好的午餐，因为那代表着对于劳作和生活的尊重。有的拼命三郎只是把午餐当浪费时间的间隙，而有的人就会竭尽全力让短短的午餐时间摆脱工作符号。

我们向往的午餐自由，不是由“刺客”收割的称重数字决定的，而是在工作忙碌的间隙，至少也能享有支配时间和质量的自由。

编辑 L

校对 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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