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服用的虎狼之药是什么？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807期13版

2025年的3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

1925年3月12日，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于北京病逝，享年59岁。

孙中山病革与中西医之争

文 | 王彬彬

孙中山1924年12月31日入京，1925年3月12日辞世。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的病情一直是举国关注的大事。而在中西医激烈冲突的北京，孙中山在两者中做何种选择，更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实际上，在这期间，孙中山既接受了西医的诊断、治疗，也屡被中医望闻问切，并服用过中药。也因此引发关于中西医的争论。

“肝病日形恶化”

为了看病的方便，也为了避免各色人等的打扰，孙中山在1924年12月31日当晚下榻于北京饭店506号房间，而让部分随行人员入住铁狮子胡同。入住北京饭店当晚，便延请协和医院著名的刘瑞恒医生来饭店诊视。刘瑞恒是当时顶尖级的中国人西医，是协和医院的负责人之一（有说是副院长，有说是代院长）。

1901年孙中山一家在檀香山合影

大抵是刘瑞恒并未对孙中山的病做出明确诊断，或者，刘医生的诊断未能让孙中山完全信服，一天之后的1月2日，“复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协和医院医生及俄国医生等七人会诊病情”。在当时的中国，这应该是规格最高的一次医疗会诊。

七名医生会诊后，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故感异常痛苦。……病势现仍严重，但此病并非绝症。”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建议采取外科手术探明病情，但孙中山没有同意，决定采用内科疗法，并请德国医生克礼任主治医生，每天到孙中山下榻处来“查房”。而凡有前来问候者，悉由汪精卫、邵元冲、黄昌穀等人代为接见。孙中山本人则“全心静养”。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

既然不做外科手术，便只能“保守疗法”。德国的克礼医生“反复用药”，但一段时间下来，竟“毫无起色”。到了1925年1月下旬，孙中山体温升降失常，忽而很高，忽而又很低，“肝病日形恶化”。

立即施行手术

到了1月24日，孙中山便“一食就呕”，于是饮食俱废。且高烧，痛苦万状。医生、亲属及随行人员均劝孙中山尽快到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26日上午，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下午三时，医生给孙中山做常规检查，认为病情危急，必须立即施行手术。下午六时半，孙中山被推上手术台。

1909年8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

手术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而以刘瑞恒、王逸慧和顾姓医生为助手。看台上则有德国医生、俄国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夫人宋庆龄在邻室等候。邰医生切开孙中山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结节，呈黄白色；结节发硬，将腹脏内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邰医生认为这是肝疾绝症，无法手术治疗。向看台上手势示意后，在肝脏上取了一小块作活检标本，遂将伤口洗净缝合。整个过程只用了二十五六分钟。

1912年拍摄，孙中山肖像

当时，看台上的俄国医生是国民党特聘来观察手术过程的。手术结束，由俄国医生向在场的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报告：今日手术结果，肉眼所见系患肝癌；依目前国际上的医学水平，亦救治乏术。1月27日，协和医院代院长和邰乐尔医生亦联名宣布：孙中山所患系肝癌，病状危殆。（协和医院当时对孙中山的诊断是肝癌晚期。但后来的尸检结论，所患为胆囊腺癌晚期。）

“中西医结合”

1月26日手术，几天后便有中医陆、萧来病房把脉问诊，此后甚至是天天来。陆仲安是北京极其著名的中医。

孙中山在接受中医诊治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西医治疗，因此那段时间孙中山接受的像是“中西医结合”疗法。据张静江记述，2月3日，“发现脚肿。西医用强心利小便剂，冀以消肿。”2月16日，德国医生对孙中山施以“樟脑玛非注射”。2月17日，“晨，大便颇畅，小便亦利，肿消大半，体温、脉搏、呼吸等皆有进步。九时，陆医来诊。诊后，面有喜色，言药已有效，可即书方进药，方如下：黄芪八两、黄芍、党参五两、麦冬、沙苑子。十一时，德医亦来诊，谓先生今日较佳，或系樟脑注射之效。嘱樟脑玛非继续注射。”

孙中山任总统时，与总统府职员合影，右图为“大总统誓词”

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主要是用黄芪，而且剂量大得吓人，迹近虎狼之药。据张静江记述，2月18日，“黄芪加至十两”，2月19日，仍然是黄芪“十两”，但“因腹泻，服半剂”。陆名医虽然用了虎狼药，奈何孙中山身体经受不住，只能将剂量减半。到了2月20日，则“以半剂分六次服。服二次，仍泻，停服。”2月21日，陆名医来后，说“病不受药”，并且“颇悲观”。2月22日，“延周医。未开方。停服药。”既然陆名医也悲观，也束手，便又请了一位周姓中医。周中医诊视后，并没有开药方，可能是因为已无开药方必要。而孙中山也终于彻底停止了服用中药。

引发公开争论

孙中山的接受中医诊治，在当时还引发了汤尔和与汪精卫的公开争论。汤尔和是日本金泽医科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回国后从事现代医学事业。1912年，汤尔和受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派，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后曾任教育部次长、总长。汤尔和在当时的教育界有巨大声望。汤尔和对中医中药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当汤尔和得知孙中山在接受中医治疗时，便在北京的《晨报》上发表了《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一文，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后与该校师生合影

汪精卫于是也在《晨报》发表《答汤尔和先生》，作为回应。其中说：

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他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就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孙中山逝世后，治丧处在其位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二十三号的行辕内设灵堂，供人前往吊唁，这是灵堂里面的布置

其实，孙中山的接受中医诊治，并非是在中西医之间选择了中医，而是在西医宣告不治后，才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延请了中医。汪精卫回应汤尔和的那番话，把这意思说得很清楚。所以，即便是汪精卫本人，也并非是在中西医之争中的挺中反西派。所以，在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之争中，汪精卫倒站在了西医派一边。

来源：《钟山》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