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过最离谱的官司：为了证明父亲爱自己，他要把家人送上法庭｜我在医院当律师09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最近看到一个特别离谱的新闻——有人打算和死人一起生孩子。

男人车祸去世一年后，他的情人找到了两人冷冻的胚胎，并通过手术让自己怀孕。情人这么做，就为了生一个“遗腹子”来和男人的原配妻子争夺遗产。

我的作者康不医告诉我，相比于她最近接下的遗产争夺案，这些炸裂的情节根本不值一提。

康不医去年认识了一个当医闹的民警，他为了找到医院的错误，把城里的相关机构和部门都闹遍了。搞得大家都像躲瘟神一样怕他。

对民警来说，除了父母的遗产，还有更重要的一样东西。

他宁愿什么都不要，宁可无休无止地闹下去，也要抢过来。

父亲的死亡证明被烟灰烫出焦黄色孔洞时，警察刘永强掐灭了这晚的第七支烟。

凌晨三点的刑侦支队办公室像口煮沸的砂锅，尼古丁和速溶咖啡在中央空调的嗡鸣里发酵。白板上贴着几张医院病房和刘永强哥哥、嫂子的照片，年轻民警正在用记号笔圈出上面的关键信息。支队长在翻阅平板电脑上的文件，试图寻找案件的突破方向。

上午的时候，刘永强去市里举报了自己的哥哥和嫂子。他不想被动地等待处理结果，于是下午又跑去刑侦支队，找做治安和刑事的朋友出主意。

他们在分析的并不是刑事案件，而是警察刘永强自己的家事——一团乱麻的家事。

事情要从三年前的深秋说起。刘永强的父亲在哥哥和嫂子的照顾下，离奇死亡，随后父亲的房子被刘永强的哥哥占据。

为了找到真相，夺回房子，刘永强打官司、举报，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他把第一个要攻击的目标，锁定在了嫂子身上。

年轻民警手中的记号笔在白板上洇出红点，他提出了一个方向：“虐待罪呢？”支队长的嗓子像砂纸擦过生铁：“人都去世了，想查也无从查起。”

法医推门进来，给沉闷的办公室带起一阵穿堂风，天亮了。“都撤了吧。”刘永强突然发出一声冷笑，烟嗓震得天花板能掉下灰。

分析了一整夜的案情，就连刑侦警察都无法找到线索。报案走刑事调查的希望渺茫。而作为刘永强代理律师的我，依然在帮他梳理着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

我一度十分后悔，为什么要接下刘永强的案子。

今年初，朋友神秘兮兮地打来电话，给我介绍了一个他“搞不了”的医疗纠纷案子。委托人就是刘永强。

朋友说刘永强是个“人还不错”的警察，却欲言又止地提醒我小心：纠纷很复杂，刘永强和哥哥嫂子之间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两个部门能解决的。

我一头雾水，心想卫生局都给出医疗纠纷处理结果了，还有啥要小心的？

不久后，刘永强主动联系到我。他在电话里很礼貌地打招呼，声音洪亮有力，像是从胸腔深处迸发出来的。很快他就带着好多脏字，密集地向我输出纠纷的细节，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刘永强要找我打的，到底是什么官司。

刘永强的思维极度发散，我听上去不只有医疗纠纷，还有财产纠纷，甚至可能存在非法拘禁。

第二天一早，刚熬完夜班的刘永强带着所有材料，跑到了我们律所。他从印有公安局某某分局的档案袋里掏出病历说：“小康，叫哥就行。”

刘永强50岁，是隔壁片区的警察。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但结实有力，手臂肌肉线条隐约可见。穿着洗得有点发黄的白色polo衫，裤脚也有些磨损。我猜他可能连家都没回就过来了，他脸上胡茬稀疏，皮肤粗糙，眼角和嘴角的纹路都在往下走，但眼镜片下的眼睛却有神的很。

他可能没想到我足足比他小了20岁，语气上倒是恭敬客气，但一直用审视的眼神打量我，仿佛在评估我是不是合格的、能帮他解决问题的律师。

我拿起他父亲的病历，泛黄的住院知情同意书上写着“器质性抑郁障碍”，钢笔墨水字已经洇开，像蜘蛛在纸上爬行。签字的家属是刘永强的哥哥，签字的医生就是嫂子，让我在意的是，刘永强的嫂子正好就在精神病院当实习医生。

刘永强的情绪很激动，他说80岁的老父亲根本没有精神病，是哥哥嫂子把父亲藏在了精神病院，并且对父亲不管不顾。完全是想任由父亲自生自灭，从而甩掉赡养的责任，霸占父亲的房子。

看得出来，这份已经卷起边缘的病历被刘永强反复翻过很多次，他还写了病历疑点和举报材料。说话间，我注意到刘永强的双眼布满血丝，他带着愤怒而悲凉的语气说：“很讽刺吧！我爸没了三年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埋在哪。”

那天我没有答应刘永强，因为他要起诉精神病院草菅人命、起诉嫂子非法行医，还要应对哥哥发起的房产分割起诉。我感觉非常无语，刘永强的一连串纠纷，每一件的难度都不低，能否通过起诉来解决都存疑。

接下来的一周里，刘永强来了我办公室三趟，非要说服我接下他的案子。我真的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执着而且行动力爆表的当事人。

更绝的是，刘永强在找到我之前，就已经去过市卫健委和区卫生局，把各种机构、领导找了个遍，闹了个遍，活脱脱一个老医闹。我估计区卫生局可能是被他闹怕了，最后以“病历书写不规范”为由，给精神病院出了个处罚。

说实话我有点想骂把刘永强介绍过来的朋友，这哪是给我介绍案子，简直是把一串已经开始爆炸的鞭炮扔到了我的手里！

刘永强给我复原了调查父亲死因的经过，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哥哥嫂子如此充满敌意。

刘永强收到父亲的死讯时，父亲早已被火化，他连父亲的骨灰在哪都不知道。他们这个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破裂了。全家5口人一分为二，哥哥嫂子带着父亲过日子，刘永强带着母亲生活。

刘永强常年无法与父亲见面，哥哥嫂子也不告诉他任何信息，刘永强只能一家一家医院跑，希望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而就连复印父亲病历这样的小事，都是困难重重。刘永强在父亲去世的三甲医院，碰到了身穿医生工作服的嫂子，她正在这家医院接受培训。仿佛仇人见面一般，嫂子在现场阻止刘永强复印病历。

刘永强火了，当场向医院投诉。医院试图和稀泥，于是刘永强报警，这才把病历拿到手。

去父亲住过的精神病院复印病历时，刘永强遇到的阻碍更离谱。精神病院不同意给病程记录，不同意封存病历，然而刘永强却发现，原版病历有人为篡改的痕迹。刘永强开始了不断地举，直到精神病院被举报怕了，才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刘永强。

通过病历上的只言片语，刘永强试图还原父亲临死前的遭遇。

起初父亲在一家综合医院治疗脑梗，因为“器质性抑郁障碍”被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父亲不知为何会受了三次伤。前两次是肋骨骨折，最后一次发生在住院第45天的晚上11点，父亲突然从精神病院出院，并且连夜送回了综合医院。

入院记录上赫然写着：“脾损伤、失血性休克，多发肋骨骨折。”

综合医院紧急给父亲安排了手术，打开腹腔发现是肝破裂和肠系膜挫伤。看到这就已经让人很困惑了，刘永强想不明白，父亲在精神病院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折磨？

父亲在ICU熬了几天才脱离危险，转到普通病房10天后痊愈出院。然而不过半年时间，父亲因为重症肺炎在三甲医院住了14天，最后因为肺炎、脓气胸并发呼吸衰竭去世。父亲已经80岁了，因病去世并不意外。让刘永强不能接受的是，医院的死亡诊断上还写着父亲有低蛋白血症、贫血和营养不良的情况。

这不禁让刘永强开始怀疑，哥哥嫂子到底有没有照顾好父亲。

刘永强最先怀疑的就是嫂子。父亲在精神病院住院时，嫂子是那里的实习医生。父亲在三甲医院抢救时，嫂子在哪里接受培训。这就有点蹊跷了，怎么嫂子在哪父亲就去哪？

在刘永强看来这根本不是照顾，而是控制。刘永强听到精神病院的科室主任亲口承认，病历是刘永强的嫂子一个人写的。这使得他不得不怀疑嫂子有篡改甚至伪造病历的嫌疑。写出来的事情就已经够骇人听闻了，不敢想象父亲还受过多少罪。

精神病院和那家三甲医院也很奇怪，竟然敢公开违法不给刘永强复印病历。要知道根据法律规定，医院不让患者查阅、复制病历是要被罚款的，发现一次罚一次，可以无限罚到医院破产。

看来刘永强这个案子里，从医院到家属，都不是善茬。

平常我看完病历，会寻找上面的疑点，这次我却立马失去了动力。内心疯狂吐槽：“什么鬼？这不是披着医疗纠纷外皮的家庭伦理剧吗！”

刘永强说他家这些麻烦事时，烟就没离开过手，面前的矿泉水没喝几口就被他当成了烟灰缸。他还拿出和老友喝酒浇愁的架势，对着我痛骂他哥是个烂人。

更让刘永强不满意的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曾做出过明显偏向哥哥的财产分配。

刘永强这个哥哥不争气，多年来没有正经工作。父母给哥哥买了套房子，却被他擅自卖掉，钱全糟蹋了。之后哥哥就盯上了父母的房子，首先发动了争夺战，把刘永强告上法庭，要求他让出继承权。

这套房子是父母的共同财产，母亲在2016年去世前希望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能保证兄弟俩能平分房子，她留下了一份自认为稳妥的遗产分割方案：“如果老公把份额给哥哥，我的就给弟弟。如果老公把份额给弟弟，我就给哥哥。”

那时刘永强和哥哥的关系已经很差了，甚至不愿和哥哥说一句话，母亲去世的消息还是通过前妻转达给哥哥的。而哥哥首先做的却是把父亲藏起来，然后拿出了一堆纸条，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把房子留给孙子。说白了还是留给刘永强的哥哥和嫂子。

房子争夺战在21年开庭，刘永强希望知道父亲的下落，请求法官责令哥哥嫂子告知，然而他们的代理律师只说人在疗养院，根本不说是哪里。好在那天刘永强久违地见到了父亲，通过视频的方式。虽然是网络开庭，但刘永强看得出来父亲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父亲当庭表示：把房子完全留给哥哥。

听到父亲的决定，刘永强很受伤。

法庭给出的判决也对刘永强不利。母亲当初写遗嘱的方式是为了一碗水端平，不想让兄弟俩因为分房子的事打架，然而母亲好心办了坏事，她写的遗嘱是口语化的，不是法律用语，所以法庭认为遗嘱无效。

于是母亲拥有的一半产权被平分给哥哥、刘永强和父亲。就是说，哥哥在拥有了父亲给的房子一半产权的基础上，还能获得母亲那一半产权的三分之一份额。刘永强能继承的，只有可怜的六分之一。

因为疫情的影响，法院的审理慢了起来，而父亲在审理过程中去世了。哥哥仍然在起诉刘永强，希望通过给刘永强折价款的方式，把这六分之一的份额也拿到手。

再次来到法庭，刘永强又在视频里看到了父亲，准确的说是父亲生前留下的画面。父亲在视频里说：“我确实是想把财产都给大儿子。”

再一次，刘永强遭受了来自父亲的暴击。

法官询问视频的来源和拍摄地点，嫂子说是在精神病院录制的，还说父亲去精神病院只是为了疗养，并且提供了更多的视频和书写证据，证明父亲具有民事能力。

法官采信了这些证据，站在了哥哥嫂子这边，建议刘永强把自己的六分之一份额卖给他们。

这套房子估价两百万，刘永强可以从哥哥那儿得到三十三万多的补偿。但刘永强坚决不卖，他和哥哥嫂子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这点钱就能解决的了。他要找到父亲被哥哥嫂子害死的证据，要让他们把到手的房子吐出来。

到了这我才明白过来，刘永强明面上打的是医疗纠纷，实际上是想通过挖出精神病医院的问题，来给哥哥嫂子施压。

刘永强不止要让精神病医院给父亲一个说法，还要让哥哥嫂子重新找自己谈分房子的问题。

精神病医院说到底也是个事业单位，嫂子的编制就在这。刘永强只要继续闹下去，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事业单位很在意员工的负面事件。

刘永强下了好大一盘棋，还是想在房子争夺战里反败为胜。

这案子本质还是个遗产分配问题，我一不擅长，二嫌家长里短的事情烦，实在不想引火烧身。

我试图给刘永强算账，让他知难而退。

且不说推翻法院判定的房子分配比例有多难，单说医疗纠纷这事儿，就会让刘永强先赔进去好多钱。

刘永强不可能从精神病院拿到一分钱的死亡赔偿金，因为父亲是病死在三甲医院的。父亲在精神病院受伤确实很可疑，但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多，监控早就没了，无法确定是否遭受过虐待。

我最多只能找精神病院的管理问题。为了证明这点错误，刘永强要花上万块钱做司法鉴定，这还没算上我的律师费和其他费用。花几万块钱打官司，只得到精神病院几千块的赔偿，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清楚我爸的死亡和精神病院关系不大，也知道打这个官司只会亏钱，折腾得时间越久，亏得越多。”刘永强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还是要打这个官司。”刘永强觉得怎么闹都不解气，还打算去举报哥哥和嫂子假离婚。

刘永强是彻底撕破脸皮了，他说嫂子为了顺利通过事业编的政审才离婚的。他们隐瞒了一个事实：刘永强的哥哥，被行政拘留过，开不出来无违法犯罪证明。

我简直要晕过去。为了多分房子，为了逼哥哥嫂子低头，刘永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讨公道的范畴，甚至因为自己对法律法规摸得门儿清，把各种部门都牵扯进来，说他在浪费公共资源都不为过。

不知道刘永强是为了说服我接下案子，还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那超强的行动力。他拿出了20个G的视频，全是他和各种部门的交涉录像，偷拍的录像！

晃动的画面里，刘永强对面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解释：“领导下周出差回来，您看……”

“下周？我等了一百二十八个下周！”从刘永强的视角看去，他的手指几乎要戳进医生的瞳孔了，“我爸被你们医院害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他在哪？大出血在ICU抢救的时候他在哪？”

他嘶哑的吼声震得镜头簌簌发抖，精神病院墙上那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锦旗也跟着乱晃了起来。

我啪地关上了笔记本电脑。刘永强到处偷拍，恐怕已经不属于正常维权了。他去医院、卫生局交涉都在口袋上别了摄像头，我暗忖要是自己没把案子办好，刘永强也天天拿摄像头偷拍我，可太难受了。

见我很排斥看他偷拍的录像，刘永强的手指在实木桌的裂缝抠来抠去，指甲缝里的灰簌簌掉落，“昨天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先别闹了”。

我也劝刘永强，医院不一定怕闹，但他继续闹下去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我也怕被他牵连进去，万一有人觉得是律师教唆他，那我可太冤枉了。

“我不是不知道。我写的举报材料，三天后就会变成碎纸厂的纸浆。”刘永强冷笑着说。

“他们让我承诺不继续闹了，你说可能吗？我就指着卫生局办事儿的人的鼻子说，‘你爸死的不明不白，医院还他妈地改病历，叫你你能不闹？’”

还好刘永强并不需要我的回答，我真回答不上来。

又过了几天，刘永强向我保证，只要我专心打医疗纠纷的案子，输赢都不用我负责，更不用我操心他和哥哥嫂子之间的矛盾。

输倒不至于，精神病院能让一个老人在一个多月内受伤三次，而且还是断骨头破内脏的伤，肯定存在问题。只是我想不通这件事对刘永强有多少意义。

刘永强像是赖上我一样，三天两头来找我接下案子。我实在抹不开面子，又怕没人管他反而会闹出更多事情，于是我和刘永强约法三章，正式接下了案子。

我给刘永强打了个骨折价，没敢收多少律师费。希望他即使最后没拿到想要的结果，也能看在我给他省钱的份上，别找我麻烦。

我不放心，还在合同上还加了个特别条款：“本案委托包括医疗纠纷的鉴定听证事宜，调解能否达成，取决于双方意见。律师仅能协调但不能保证最终结果。”

刘永强这次的目标依然明确，他确实不怎么在意精神病院是否有过错，但是要求起诉时一定要把他嫂子给带上，最好定个非法行医，能达到立案标准抓起来接受调查。

签合同那天，刘永强乐呵呵地来到律所交了钱，而我却没有丝毫的开心，盘算着什么情况下可以把律师费退还给他，及时解除委托跑路。

除了医疗纠纷，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刑事案件，我直接告诉刘永强没戏。他嫂子只是个实习医生，即使出事也是主治医生负责，非法行医罪靠不上；医疗事故罪更是要求医院对他父亲的死亡负担主要责任才有可能成立，他办刑事案件的思路在医疗纠纷里根本用不上。

说了一会儿，刘永强又说要告嫂子给病历造假。我又泼了他一盆凉水，篡改病历需要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做原告，上法院起诉精神病院。就是说刘永强要和他那个仇人一样的哥哥握手言和，然后陪着刘永强去给自己老婆施加压力。

刘永强猛地睁大了眼，抬高了音调想跟我争辩，怕吓着我似的，他又很快压下嗓音，“起诉医院篡改病历走不通”？

我盯着刘永强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走不通。”

刘永强暂时没话说了。

我总感觉他和我说话就像讯问犯罪嫌疑人似的，同样的问题每隔几天变个问法，他又能问我一遍，总想从中找到不一样的地方，好像那就是他的突破方向。

我始终和他就事论事，他找不到我的破绽，终于同意放弃去法院起诉精神病院了。

刘永强说他其实认识很多律师朋友，之所以坚持让我做他的律师，是因为我有一句话打动了他。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他到处举报简直是一点章法都没有。想和医院打，那得手里有个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鉴定报告，得先定下医院有没有错，有什么过错。

他觉得我给的方案很靠谱：先排除本地的干扰，到外地进行司法鉴定，最后凭鉴定结果与医院协商。

竟然是因为我分析得太明白，刘永强这串炸响的鞭炮才窜进我手里，我内心默默流泪。

刘永强把揉皱的病历纸按在玻璃茶几上，指腹反复碾过死亡证明的红章，直到诊断结论在汗渍里晕成黑斑。刘永强攥着病历的手背青筋暴起。他忽然起身，带着审讯犯人的压迫感，烟灰簌簌落下：“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当年我学的刑侦技术，现在正用来查自己父亲的病历被谁篡改过。”

我跟刘永强说好，只帮他完成鉴定确认精神病院的过错，其他都不管。刘永强嘿嘿一笑，说没问题。他只要抓住精神病院的过错，就可以继续给哥哥嫂子施压，一定要把他们折腾得向自己低头，把房子吐出来。

我寻思做鉴定也不掺和家务事，总不会有啥幺蛾子吧。没想到委托鉴定这个事就和医院掰扯了好几个月。

通过司法鉴定来解决刘永强的医疗纠纷，这对他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刘永强可以绕开哥哥的同意，独自寻找医院的过错。

我的想法很美好，和医院一起去“‌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调委）委托司法鉴定。速度快的话，三个月就可以走完听证会、下鉴定报告的流程。之后我的活就干完了，可以好好地把刘永强这尊大佛送走。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找到精神病院的医务科询问情况，那边的科长向我大倒苦水。我们这个区就这一家精神病院，遇到精神异常的人各大派出所只能往这儿送，刘永强经常借着送精神异常的人来精神病院的机会，找科长说道自己家的事，一个月能来好几回。精神病院被刘永强闹得不胜其扰，也想尽快解决纠纷，只要能出鉴定报告，让赔多少钱医院就赔多少。

我顿时觉得这真是个深明大义的医院，千恩万谢地挂了电话。我心想这案子还不手拿把掐，打电话给刘永强时，他嗤笑地哼了一声：“小康啊，我和他们打了这么多交道，他们可说翻脸就翻脸，你还是小心点。”

当时我还不以为意，没想到是医调委在拖延。那边临时为刘永强增加了一个条件：必须让他哥一起来才能受理委托。

我纳闷了，这又不是去法院起诉。医调委以前从没要求全部家属都得到场。负责登记的老师偷偷跟我说，这个案子他们早听医院和卫生局讲过，知道内情特别乱，刘永强一家人都不是善茬儿，所以医调委的领导根本不敢收。

我内心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是个雷，都想离远点，不能只有我这个倒霉蛋硬着头皮上啊。刘永强的战斗欲望又燃起来了，立即跟我说他来找关系，不仅很快就拿到了医调委领导的电话，还跑去和人家聊了一上午。

结果刘永强也碰了软钉子，领导很同情他但还是不敢收他的委托。精神科医院那儿的软钉子是必须有第三方见证，作为第三方的医调委不敢接受这个委托。闭环了……

我提出不找医调委了，改找卫生局。刘永强给我发来一个呲着大牙笑的表情问：“用不用我去卫生局开闹？”

我连忙说不用。刘永强可收收神通吧，我自己去联系卫生局。卫生局以司法鉴定不归他们管为由，让我们去起诉或者找医院协商。此时精神病院的态度也变了，再次要求刘永强的哥哥也得出来表态同意才能配合进行司法鉴定。如果做不到这一条，也让我带着刘永强去法院起诉。

事情推进不下去，也怪刘永强太能闹了。他把自己和哥哥的矛盾闹得人尽皆知，精神病院、医调委、卫生局可不就看准你这个弱点来设置门槛嘛。

为了做一个鉴定确认精神病院到底有没有错，我前前后后沟通了好几个部门和机构的一大群人，绕了这么一大圈子，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到了这一步，我都气疯了。刘永强不愧是老江湖，行动力强到没边儿，他看我搞不定，又去卫生局闹起来了！

那段时间，刘永强每隔2天就会给我发来一个小视频，背景是卫生局的会议室，刘永强对面好几个人正襟危坐，皱着眉在讨论。

一开始卫生局没敢答应，他们被刘永强过往的“战绩”闹得没办法了，最后终于决定把医院叫到卫生局，压着医院和刘永强共同抽签确定鉴定机构。

最后，卫生局让刘永强定个时间，他们让医院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聊。我不知道刘永强找卫生局说了什么，反正他们突然不踢皮球了。于是在一间很小的会议室里，卫生局医政科的科长，精神病院的科长、副院长、律师，我和刘永强，终于能面对面地沟通一次了。

医政科的科长一上来就定下调子：大家心平气和、好好商量。遗憾的是，文明的沟通只进行了一轮。

我先重申了和医院共同委托司法鉴定的诉求，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强调了必须让刘永强的哥哥也加入委托，精神病院的律师帮腔说《民法典》里有依据。

我刚张嘴还没说出反驳的话，就听见一句超大声超标准的国骂。紧接着刘永强猛地站起来，把在座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刘永强指着律师的鼻子骂：“我爹都没了！让医院害死了！你还跟我说这条那条的，我跟你走鉴定都他妈是给你们脸了！”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对面律师的脸已经憋红了，我和医政科的科长忙劝刘永强冷静下来。刘永强抄起桌上的矿泉水，咕嘟咕嘟地灌下去大半瓶，但还是不坐下。他虎视眈眈地盯着对面的副院长和律师，像是在威胁他们发言的时候要小心。

对面的律师说不出像样理由来反驳我，只是在重复表达医院的态度。刘永强大声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尽显轻蔑之意，狠狠地盯着副院长。我们在场的所有目光，也聚集到了副院长身上。

此时副院长的光头上全是汗，不知道是热还是紧张，为了避免尴尬，他要出去打电话请示一下。刘永强则不失时机地对医政科的科长发起了牢骚：“老弟啊，你说说我这个事，我爸80了，在他们医院摔了三次，下病危也没人通知我，你说他们医院还是人吗……”

刘永强的情绪转换极其自如，要不是副院长打完电话回来，我觉得下一秒刘永强就要哭出来了。

副院长带来一个好消息，领导同意和刘永强共同委托鉴定，也同意在委托书上盖医院的公章。当场就抽签确定鉴定机构。刘永强的脸色顿时好看多了，双手握住医政科科长的手，一个劲儿地感谢。精神病院大概是怕了刘永强了，签司法鉴定委托书的时候，竟然架了一个摄像机全程录像。

我心想你们医院碰上刘永强也是倒霉，刘永强手上还有医院领导因为赌博被送去拘留的黑料说呢。虽然看上去刘永强要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收放自如，达成目的立即把情绪收回来，说话滴水不漏，一点把柄也没留。

还好我不是刘永强的敌人。

别看精神病院被刘永强闹得够呛，但他们并不是刘永强真正的敌人，甚至连嫂子都不算。

刘永强真正的敌人，是他的哥哥。

其实刘永强家里争房产的事儿我不想掺和，但是精神病院在刘永强父亲的病历上写了一句话“因分割家产与次子闹上法庭”。这句话在我心里是个刺，所以我跟刘永强要了庭审笔录和判决书，想弄明白来龙去脉。

哥哥起诉刘永强的案子，已经开了四次庭。前两次开庭，刘永强的父亲还在世，他说因为养老看病需要钱所以想卖房，“我对我小儿子，我想跟他断绝来往，这也是我卖此房的理由，因为他现在住在我那，小儿子不是人，他和我多次动手打架，有时候严重的时候甚至动刀”。

“在我老伴病重抢救时间，他不及时通知我们，让我跟老伴没有见最后一面，更可恨的是他利用这个时间段回家，把我老伴所有财物都拿走了。在我老伴病重的半年内，他多次回家挑衅，甚至于惊动警察。（他）打爹骂娘是常事。”

我内心一万头草泥马奔过，合着刘永强才是这个家里的坏人？我当时恨不得立马解除委托。我只能看到庭审笔录的铅字，不知道刘永强当时在法庭上是怎么回应的。我试着委婉地问刘永强：“为啥老爷子在笔录上说这些（坏话）。”

刘永强愣了一下，解释得七拐八绕，说是他哥捣的鬼，但就是没回答他到底有没有“打爹骂娘”，有没有把刀挥向父亲，有没有阻止父母见最后一面。

我开始感觉，自己、卫生局、医调委、卫健委、医院、他嫂子都是刘永强缜密计划中的一环，他像一个棋手一样摆弄着棋子，和哥哥暗中角力。

我是医疗纠纷律师，不是破解当事人阴谋的神探，也不是解决家庭事务的专家。医疗纠纷的解决进度依然可控，所以我决定一门心思研究病历，暂不过问其他事情。

精神病院的过错还是明显的，刘永强的父亲是个全托式住院的患者，疫情期间本来就不让家属陪护，医院还不提高护理级别加强巡视。在老人发生了两次有明确记录的摔伤后，还是没能避免第三次摔伤，从而导致肝破裂。要不是及时把人送去综合医院抢救了回来，精神病医院一定会被整顿。

刘永强每天都要打电话问我很多问题，跟我说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思路，我想赶紧敷衍过去开完听证会就结束一切。

听证会被安排在9月，因为我还有个案子在同家机构鉴定，而且患者家属给我买好了来回的机票，我跟刘永强说不用他掏差旅费了。刘永强还是给我转来600块钱，让我吃点好的。他在微信上说：“你给我省了多少钱，我还能不知道吗，赶紧收下。”

听证会是下午三点，当天刘永强下了飞机就来找我，不光请我吃了午饭，还一定要给我订个钟点房让我休息一下。我其实不用休息，在鉴定机构等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刘永强拉起我的行李箱就走，我在后面小跑才跟上他。最后他在宾馆一楼的沙发窝了一中午，而我美美地睡了个午觉。

我不知道刘永强是不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但是他看到了我的付出并用他的方式对我表达尊重。我在想，也许刘永强这个人当个朋友会不错？

再次和精神病院的科长和律师见面，我本来怕刘永强又和他们剑拔弩张地干起来，结果他竟然和医院的律师跑到门口抽烟去了，还互相点火称兄道弟。

科长偷偷跟我说，大家都明白刘永强不是朝着医院来的，医院找过刘永强嫂子谈话，让哥哥主动联系刘永强，但是他们就是八方不动，科长因为这事头都要炸了。一同过来的还有一位40岁的女性，她是精神科主任，既是刘永强大嫂的领导也是刘永强父亲的主治医生。

主任苦笑着说：“我已经一个月晚上睡不着了，瘦了30斤。”我算了下，正好是医院收到听证会通知的时间。看来被扯进事件中的大家，都不好过。

听证会上，刘永强补充了一些医院的过错。他不理解为什么医院天天让他父亲叠被子，甚至在摔伤后依然要求老人叠被子。刘永强越说越上火，“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谢天谢地，刘永强还是听了我的嘱咐，没在听证会上用“国骂”。

精神病院的律师像法庭答辩一样，把责任全推到了家属身上。他说医院要求家属留人陪护了，但家属没留，因为刘永强的嫂子就是管床的实习医生。当然，免不了又说了刘永强争房子的事情。

我内心在冷笑：鉴定机构不是法院，才不管家庭矛盾，说那么多其实也没有给医院的过错做一个合理解释，鉴定机构会采纳才怪。

鉴定专家们也没听过这么纠结的医疗纠纷，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一会儿。陆续有专家开始发问，当问刘永强是否知道父亲身体明显消瘦，体重下降了很多时，能言善辩的刘永强突然答不上来了。

他确实无法回答，因为这些年来他与父亲仅有的一次见面，是在视频通话里。

专家说：“既然你不是在那边照顾的，那我也不问了。不过专科医院，确实有很多东西（治疗）做不了。”

刘永强没答上来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知道是因为哥哥始终对他隐瞒着父亲的行踪。不过刘永强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让他不孝子的形象更突出了。

听证会结束后，刘永强在门口狠狠地吸了几口烟。他叫住了精神病院的科长：“你回去，跟我嫂子说，让他俩赶紧把我爸的骨灰拿出来。”

“哪怕告诉我在哪也行，我爸都走了几年了，我到现在都没见到他的骨灰。”刘永强的话刚带了点哭腔，又及时收了回去。

他把烟头踩在脚下，狠狠地碾了碾：“要是他还不给我骨灰，我肯定没完。”

我都愣了，刘永强从来没跟我提过要争夺父亲骨灰的诉求。

我越发看不透刘永强了，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的他。为了争夺房子搞事情的是他，为了达到目的闹医院和卫生局的是他，被父亲控诉不孝的是他，因为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而难过的也是他。

那天刘永强喝了不少酒，他一口一个“王八蛋”都骂他哥。为了找到父亲被藏在哪里，刘永强拖了好多关系，却始终找不到。他手里没有自己和父母的合照，只有一张全家福，那时哥哥嫂子刚结婚，父亲笑出满脸褶皱，母亲站在最边缘，脸上微微有着笑意。

他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法院网上开庭，隔着手机，父亲在法庭上控诉他不孝。

刘永强说，他想找老爷子解释清楚，他根本没拿母亲的存款。母亲去世他不是没告诉哥哥，他让前妻代为通知了。父亲因为当时又找了个老伴，换了手机号，他根本联系不上……

刘永强也没能在第一时间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在房子争夺战的第三次开庭时，哥哥在法庭上提交父亲的死亡证明，刘永强才知道父亲早就不在了。

他的脑子一片空白，法官问的话完全听不见。那天法庭上还发生过什么，双方又说过什么，他都忘了。他只想问父亲为什么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找新老伴，他也想和父亲解释，自己不是非要争家产。

可是，刘永强的委屈、愤怒再也没有机会和父亲诉说了。

刘永强之所以坚持不放弃那六分之一份额的房子，是因为那是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后的东西了。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为什么父亲还是这么偏心？

哥哥这些年来名义上是照顾父亲，实际上是依赖他的退休金啃老。那个小小的手机维修小店维持不了哥哥的生活，父母死后他就靠着留下的存款、丧葬费吃饭。哥哥想折价收购刘永强那六分之一份额的房子，还得让老丈人出钱。

刘永强特别厌恶这个哥哥，以前哥哥开皮包公司做手机生意，把合伙人给坑了。后来为了勾搭小姑娘，哥哥偷偷穿刘永强的警服假扮警察被拘留了20天。这还屡教不改，再次假扮警察被发现，刘永强不得不站出来赔礼道歉。

刘永强做了很多计划，他买了相邻的两块墓地。墓地在山腰一个安静的地方，阳光特别好。一块埋着爷爷奶奶，母亲在另一块墓地入土为安，就等父亲合葬了。

刘永强说他哥绝对不会掏钱给父亲买墓地，所以骨灰不是寄存就是摆在哥哥家里。哥哥以为他想分父亲的丧葬费和存款，刘永强说他都可以不要，只要父亲的骨灰。

此时我终于明白刘永强到底在闹什么了。他想把一分为二的家，重新拼在一起。即使这个家已经变得冰冷，已经失去色彩。

我问刘永强：“你为什么从来不跟律师也不跟政府说，其实你想要的是父亲的骨灰。”

刘永强一把捂住眼，带着哭腔说：“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是家丑啊……”

他已经50岁了，一辈子强势惯了，羞于把感情说出口。这个家里，懦弱的母亲走了，强硬的父亲也走了，哥嫂把刘永强当仇人，刘永强坚持想要那个房子，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份额，那也是他父母留给他最后的一点东西。

那所混着霉味与烟味的老宅，阁楼的柱子上刻着两道身高线，蓝色粉笔写的是“永光十岁”，红色的是“永强六岁”。父亲为他们刻下一道道成长的痕迹，木屑纷纷扬扬地落在母亲刚浆洗好的被单上。

刘永强忽然记起母亲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等你爸你哥回来，妈给你们做酸枣糕吃。”

那些嵌在砖缝里的童年，长在墙角青苔里的笑声，母亲藏在泡菜坛底层的麦芽糖，和哥哥一起挨训的时光，才是真正不能被分割的遗产。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鉴定报告。我的意见被鉴定机构采纳了七七八八，鉴定机构认定医院有使用自备药物管理缺失、受伤风险评估预防处置不到位、人员和病案管理不规范的过错。

刘永强如愿抓住了精神病院的错误，终于可以执行下一步计划，给哥哥嫂子施加压力，让大家谁都别想好过了。

直到今天，刘永强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他还在举报哥哥嫂子；仍然想证明嫂子非法行医；要找到哥哥嫂子伤害父亲的证据；他也根本不相信父亲是在不受哥哥控制的情况下，说出了那些指责自己不孝顺的话。

刘永强要做很多事，要彻底战胜哥哥，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才是好儿子，他一直在进攻，让所有人都卷进纠纷，他想尽办法地赢下去。

但我觉得，他所有的愤怒不过是在舔舐自己的伤口。那伤口来是父亲的误解和不公，来自家庭的分裂。

刘永强偶尔会去墓地坐坐，那里有爷爷、奶奶、妈妈在。而他最想找到的父亲，依然不知在哪里。

刘永强赢了，却和输了没什么分别。

他珍视的家，他宝贵的记忆都已经破碎，所以他选择把对父亲的不满，对母亲的愧疚，都发转变为愤怒，向哥哥嫂子发起进攻。

他一直在进攻，一直在制造冲突，这是他擅长的事情。然而他却羞于表达对家的思念，对童年时的幸福的渴望。

其实刘永强所有对簿公堂的厮杀，不过是一个儿子试图找回父亲的笨拙仪式。然而他越擅长利用规则来获得胜利，越是在提醒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情感纽带已经崩溃。

也许他真正需要的，不过是和这个家仅剩的人一起好好聊一聊。因为他需要学会诉说心中的委屈，更需要一个愿意坐下来倾听的人。

（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腰不疼

插画：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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