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上德:还原岭南大儒黄佐应有的地位

2024年11月中旬起，随着位于广州白云山的黄佐家族群墓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重新审视这位岭南大儒在明代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与贡献成为大众焦点。虽然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曾经在《明儒学案》里专立“泰泉学案”，高度肯定黄佐的成就，但相较于其他岭南著名学者，黄佐较少被后人提及。为此，2025年2月9日至3月8日，中山市香山书院接连推出了五场“遇见先贤——岭南大儒黄佐”系列讲座，由《“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主讲。讲座一经推出，反响热烈。

“黄佐是明代岭南极具影响力的学者。”董上德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却表示，“我们今天讨论他不是为了重塑其形象，而是还原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应有的社会名望。”

被低估的岭南大儒　　

黄佐(1490-1566)，明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字才伯，号泰泉。他博通经史，被认为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有“粤中昌黎”之美称。明正德五年(1510)，他通过科举考取解元，正德十五年(1520)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广西提学佥事、南京国子监祭酒等职。除了仕途上的成就，黄佐还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包括《广东通志》《泰泉集》《乐典》《广州人物志》《香山志》《广西通志》《罗浮山志》《泰泉乡礼》等，内容涵括经、史、子、集，可谓著述等身。《四库全书总目》赞其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

在“遇见先贤——岭南大儒黄佐”系列讲座中，董上德以黄佐的文学、经学和时代关联为三大核心框架，用“以小见大”的叙事，串联起其庞杂的学术体系，在生动的细节中呈现黄佐的多维形象。系列讲座主题包括《黄佐的人生经历与正德、嘉靖朝历史的变迁》《黄佐散文的特色与成就》《黄佐诗歌的情调与意境》《黄佐心目中的“广州人物”》和《黄佐的理学及其与王阳明交往的意义》，从多个角度为读者拨开历史尘埃，回归明代的历史场景，以黄佐及其家族为个案，重新审视一个岭南人在明代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和贡献，脱呈出香山先贤的模样。

在首讲《黄佐的人生经历与正德、嘉靖朝历史的变迁》中，董上德从时代的宏观角度，讲述了黄佐的人生变迁、治学人生，以及他与正德、嘉靖朝历史的紧密联系。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立体”的黄佐，也发现了岭南文化的深层魅力。

在董上德看来，黄佐既是治学严谨的经学家，也是心系家国的实践者。他关注社会现实，著书立说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改良。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讲座解密了黄佐不为人知的诸多方面。黄佐一生作品颇丰，但因为多为学术专著，流通性弱，使得他鲜有著作成为流传广远的大众读物。然而，正是这些学术著作，构筑了黄佐作为一代文化巨匠的坚实基础。为什么黄佐的名气不如很多岭南名家?董上德认为，黄佐本人涉猎太广，经学、方志、教育均有建树，反而模糊了公众认知。“但正是这种跨界特质，让他成为明代岭南罕见的通才。相较专注哲学的陈白沙，他更像一位躬身入世的‘文化工程师’。”　

　　香山文脉的文化基因传承　　

黄佐家学深厚。其父黄畿喜爱庄子、屈原，作文摆脱八股习气；其母是广东大儒陈政之女，也是教养有素。黄佐的治学思想和诗文风格深受家庭影响。“黄佐的散文，放在明代散文史上看，可谓自有面目，风神独异。其文情深处令人动容，激切时雄辩滔滔，而于谈论学问之际又能明辨是非，耐心言说，却也毫不含糊。”董上德通过一系列作品如《仁山书院记》《上杨石浣书》《真我说》《孤忠祠记》等来分析黄佐的散文特点。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黄佐有“仁山”情结(仁山，香山仁山书院所在地，黄佐在著作里多次提及仁山)。“从他的散文风格可以窥见其人，务实、真我、刚直，这些品格在后世香山人多有呈现，重读黄佐，我们可以发现香山文脉里的文化基因传承。”

就诗歌创作而言，黄佐巧妙地将“格物”与“机趣”相结合，既追求对事物的精细描绘，又注重诗歌的趣味性和灵动性。“或沉郁顿挫，或寄寓深情，或轻快风趣，意态不一，笔法多样，却也自成一家，可读可赏，耐人寻味。”董上德表示，综合来看，黄佐诗歌风格独特，情感真挚，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在明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而诗歌里的黄佐先生，“品性高洁，忠义兼具，不愧为理学家中的性情中人。”

在董上德看来，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则是一部展现古代广州府地区人物风貌的百科全书。据他介绍，“‘广州’是一个较为古老的地域概念，约相当于‘岭南’一词。他笔下的‘广州人物’，大体可以理解为‘岭南人物’。”“该书的人物组成，体现出时在明代正德年间的黄佐已经有着通达而具备洞察力的‘岭南观’，即黄佐认为，岭南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概肇始于汉代，延绵不断，生生不息，代有叠加和创新，直到其所处的明代，蔚为大观。”

在黄佐笔下，出身于本土的岭南人物代有才人，像崔与之、李昴英、孙蕡、陈献章等，名留青史；而“流寓”广东的历代岭外精英如葛洪、谢灵运、苏轼、文天祥等，同样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新变做出重要而不可磨灭的贡献。“黄佐的‘岭南观’揭示出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和复合性，也展现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血缘关系。这对于今天传承和发展岭南文化乃至大湾区文化，均有启迪意义。”董上德如是说。　

　　岭南学者深度参与明代理学的建构　

“遇见先贤——岭南大儒黄佐”系列的压轴篇是《黄佐的理学及其与王阳明交往的意义》。“理学是黄佐最为在意的学问，关系到其安身立命。他的文集里有一批理学文章，充满着思辨色彩，大体根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而有自己的阐释和发挥。”据董上德介绍，黄佐的理学观点与当时的另一位大儒王阳明有所出入，两人曾面对面商讨切磋，是明代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据董上德介绍，黄佐与王阳明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明代中期，地点在浙江绍兴。当时，黄佐作为学者慕名拜访王阳明，两人就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阳明以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和独特的见解，给黄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相会，不仅让黄佐领略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魅力，也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时隔数年，黄佐与王阳明再次相聚于江西赣州。此时，王阳明已名满天下，而黄佐也已成为一位颇有声望的学者。两人再次就理学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将这些思想应用于社会实践。这次相聚的场景，充满了学术氛围和人文关怀，成为了两人友谊的见证。

黄佐与王阳明两人在思想同属儒学体系，均秉承儒家传统道德观，强调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认为道德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但两人思想又存在明显差异。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获得新知，两者是同步发生的。黄佐认为“知”与“行”之间存在时间差，知在前，行在后，没有知识对于行动的指导，行为很容易出错。他还认为王阳明强调的“致良知”忽视了实践的过程。“良知”即“理”，非一步所能抵达，要有“致”的过程。

董上德指出，王阳明当时虽不认同黄佐的观点，但也尊重黄佐的思想和直接的表达，表示“非尊兄不闻此言”。有意思的是，在由黄佐弟子所编的《庸言》中记述:王阳明晚年时理解甚至接受了黄佐的观点，他作联“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悬于敷文书院(该书院在广西南宁，创办时间是明嘉靖七年六月)。

董上德还提出，以陈献章、湛若水、黄佐等为代表的一批岭南学者，通过讲学、著书立说等方式，将理学理念深入人心，为明代理学的建构作出了贡献。“这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高光时刻。黄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其学术活动对理学在岭南乃至全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理学思想中，融入了对岭南文化的深刻理解，丰富了理学的内涵，使其更加多元和包容。”

“黄佐是明代岭南极具影响力的学者，我们讨论他不是为了重塑其形象，而是还原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应有的社会名望。他留下的大量著作和精彩深刻的见解，足以证明他的学术价值。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推广，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他，进而更深入地了解他、研究他。”董上德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黄佐给我们的启迪是，一个人不能脱离时代，应该观察时代、融入社会，不然即便成为大学者也难以形成气候。另外，他带给现代人的启示，还要有定海神针般的自觉，不受歪风邪气影响，做好自己并清楚自己所做之事，这种自觉意识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我们现在谈论黄佐，正是想在先贤身上汲取正能量，鼓舞我们继续投入社会、融入时代。”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庄家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