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小红军，长征失散被抓壮丁，参加滇西抗日，最后加入游击队

他是贵州黔西的一个放牛娃，17岁那年，丢下牛鞭跟着红军走了。从此，他的人生像一片被风卷起的树叶，辗转在长征的队伍里、抗日的战场上，最后又回到了革命的怀抱。这一切从他在村口遇到那支路过的红军开始。

贵州地处西南山区，民风淳朴，土地却贫瘠。20世纪初，这里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天灾、人祸不断。土地集中在大户人家手中，而穷苦百姓靠租种地主的田地勉强糊口，生活朝不保夕。任绍全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父母早逝，6岁便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十年的时间，他没进过学堂，识不得一个字，但苦难的生活让他早早看清了社会的冷漠。1936年冬天，红二、六军团在贺龙和萧克的指挥下，经过黔西地区。当时，红军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行进，为了补充兵员，他们一路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当地百姓参军。任绍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红军。

加入红军后的成长与失散

任绍全被编入了红五师，这是一支以穷苦出身的士兵为主的队伍，强调军民鱼水情和纪律严明。刚入伍时，他年纪小，体力也不如老兵，被安排负责后勤工作，比如运送弹药和照顾伤员。这让他避开了很多正面战斗，但也因此没能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红军的生活并不容易，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不少新兵因为受不了艰苦的环境而掉队。对任绍全来说，尽管日子艰难，但“穷人翻身”的信念支撑着他。

1936年2月，红军在黔西地区遭遇敌军围攻，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红五师奉命袭占大定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任绍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在后方运送物资，来回穿梭在枪林弹雨间。这场战斗结束后，红军继续向云南方向转移。4月，红军攻克宾川县城，任绍全作为传令兵，负责在连队之间传递指令。由于战斗频繁，他逐渐适应了部队的紧张节奏。

然而，随着红军继续北上，敌军的围追堵截愈发严密。1936年7月，在西康（今四川甘孜）地区，任绍全因高烧无法行军。部队无奈之下，将他托付给当地一位藏族老妈妈照顾。红军离开后，他从此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这次掉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在藏区生活了五年，与当地人一起淘金为生，慢慢适应了藏区的生活，但心里始终惦记着家乡和红军。

被抓壮丁与抗日战场

1941年，藏族老妈妈去世后，任绍全决定离开藏区，尝试回到贵州老家。途中，他路过云南石鼓镇，却不幸被蒋军抓去当壮丁。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大规模征兵，云南地区更是重灾区。被抓壮丁后，他被编入远征军，随后被派往滇西战场。

滇西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山地战役之一，战斗异常惨烈。在保山、龙陵、高黎贡山等地，任绍全随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交火。日军装备精良，战术老练，而远征军的补给却时常跟不上，不少士兵甚至因缺乏粮食而冻饿致死。尽管如此，任绍全在战场上表现得很顽强。他目睹了无数战友牺牲，但也学会了在残酷的环境中求生。

抗战胜利后，国军内部的腐败让任绍全越来越失望。军官克扣粮饷，甚至殴打士兵，这让他对国军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他找机会从部队逃了出来，隐姓埋名在大理鹤庆的一处乡村打小工为生。这段时间，他过得十分低调，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游击队与新生活

1948年，任绍全在云南鹤庆的乡村生活中遇到了转机。经人介绍，他加入了滇桂黔边纵七支队。这支游击队的成员大多是当年从红军分散出来的老战士，还有一些当地的进步青年。他的加入并不意外——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他虽暂时脱离了革命队伍，但骨子里的信仰从未改变。这一次，他终于找回了“自己人”。

滇桂黔边纵的任务很明确：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配合解放军的南下行动。任绍全很快适应了游击队的作战方式——灵活机动、以少胜多。队伍在崎岖的山地中穿梭，每一次行动都充满风险，也总能让敌人吃尽苦头。作为一名老兵，他在队伍中很受信任，常常参与战斗计划的制定。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这支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解放云南的重要力量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任绍全选择留在云南。经历了战乱，他更加珍惜安稳的生活。他在大理鹤庆的姜寅村定居，与当地一位姑娘成了家，日子过得踏实而简单。他还担任了村里的生产大队长，带领乡亲们发展农业生产。尽管他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但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当过兵、有本事”的人。

任绍全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几个阶段。从长征路上的少年红军，到抗日战场上的壮丁士兵，再到游击队里的革命战士，他的经历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于2008年在云南的大理去世，享年89岁。他的故事或许并不波澜壮阔，但却是千千万万普通革命者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