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落选七大是有原因的。

教员人格魅力巨大无比，曾经反对过他的无一不被他折服，教员又有宽阔的胸怀，曾经的对手，政敌无一不接纳。

任弼时是这样，张闻天是这样，博古也是这样，还有王稼祥。

可是在一场非常重要的七大上，王稼祥居然落选了。

主席团提名的45人中央正式委员名单中，结果就王稼祥一个人，得了204票，不足半数，教员非常震惊，次日，他在大会上发言，主动帮王稼祥拉票，让他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教员尽力了，王稼祥还是没选上排名第一的候补委员，仅仅屈尊第二。

王稼祥的来头不小，他早是政治局常委了。无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还是遵义会议后，他都是三人团中的一个。

地位高，又会审时度势，眼光毒辣的王稼祥，发现遭受打压的教员其实是人中之龙，他日前途不可限量！于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关键一票，帮助教员重回领导核心。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千里迢迢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认可教员为中共领袖的关键口信，让王明灰溜溜的下台，再也没有挣扎之力。

这样的人，却非常意外的落选了，让人费解，在关键时点上，王稼祥对教员的支持，比任弼时和总理更加有力，重要，及时。

可是在七大上，总理和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

王稼祥早期的经历跟张闻天很相似，他俩都是我党早期为数不多科班出身的领导人，理论很扎实。但他们远逊于教员，因为他们从来没在国内革命过，缺乏实践。

在乱世中，出国留学是一种时尚，只要出国了，回来参加革命就镀上了金，坐上了高位，但教员本来打算出国留学，但他很会差异化竞争，大家一蜂窝出国，谁在国内搞调查，搞研究？

王稼祥长得非常斯文，看上去像一个不善言谈的文弱书生，其实他性格外柔内刚，很有斗争意识。他从小家境不错，又是王家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家里的资源倾斜给他，无论衣食，还是教育，都不需要王稼祥来考虑，发愁。

从小送到好的学校，上着上着直到五四运动之后，王稼祥进入美国教会学校就读，练得一口流畅的英语。他在芜湖上学，这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城市，新思想无处不在，王稼祥初次接触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了新思想的火热追求者。

1925年，孙中山去世，19岁的王稼祥在芜湖圣雅各中学组织纪念大会，还作为学生领袖发表了演讲，带头呼吁反帝反封建，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运动，19岁的他，思想先进开放，不畏惧强权，作为学生代表，主动跟美国教会学校叫板，宁愿被开除，也要争取学生权利，绝不妥协。

最后被开除，他又转入了上海大学附属中学。这是我党重要的根据点，从这学校选出思想坚定又能干的英才，王稼祥之前斗争的经历，引起我党的注意，马上成为了被重点培养对象，并加入成了共青团员，并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24岁的王稼祥就想要回国工作，申请转到共产国际，回国的要求获得批准，于当年5月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当干事。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过后，王稼祥和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前往中央苏区，代表中央处理富田事件。

年纪轻轻就在党内的地位如火箭般蹿升，先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后进入中央政治局。

他之前是和教员政见不同，算得上一个政敌，因为他在苏区根据王明的路子来行事的，在赣南会议上，对教员很不客气，批判的火力很凶猛。

两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私仇的，全是为了革命，后来王稼祥执行着，感觉不对了，王明好像没什么真才实学嘛，起码在打仗上屡战屡败，根本不如教员嘛！反而教员倍受打压的时候，却没有放弃，坚持做好党组织交给的每一个工作，他开始对教员产生了好感。

在宁都会议上，王稼祥开始偏向教员了，这会议是任弼时主持的，主要是批评教员。

会议一开始，任弼时、王稼祥、项英等人，对教员进行猛烈的炮轰，责怪他为什么不听指挥，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方针，最后还要研究，把教员安排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项英等人认为应该剥夺教员的兵权，并且让他做后勤工作。但王稼祥有别的想法，他深知教员用兵出神入化，调到后方无疑是大材小用，应该让他呆在前线，发挥实力。

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和王明开始划清界限了。但他划得不够彻底，真正划清界限的人却是任弼时，他在后期反应过来了，教员的很多观点符合当时的情况，根本没毛病，于是态度更加激烈起来，强烈支持教员，结果被博古排挤出去了。

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都是留苏的学生，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上坚实的扎了根。比如说刘少奇，他回国后跟着教员在安源路矿上斗争，成功进行了大罢工，在白区党中有了自己的地位，任弼时回国后，八七会议就进政治局了，六届四中全会上，还在政治局，在中央苏区里，他支持教员，不惜得罪了博古们，自己下去和部队一块工作，在红二、六军团里工作了好几年，和干部战士们天天打交道，有了深厚的基础。

而王稼祥和张闻天呢，几乎没有和基层打交道，缺乏强有力的支持，他俩基本在中央最高层里呆着，地位崇高，却实权不大。

王稼祥落选，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人都认为，教员是不是从中作梗，导致王稼祥落选，其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教员心胸宽广，格局极大，他从来没想过和谁谁过不去，只要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中国，不管之前是否反对，他都要主动去团结，教员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符，并在后面的发展证明他们错了的人，这是一种大本事，大胸怀。

七大召开时，教员给王明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希望代表们能投王明、博古、李立三还有王稼祥和凯丰这些人一票。

这些人都是差点坏了革命大业的人，但教员仍然坐在台上，听着代表们的投票，一直等到王明的票过了半数，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才放心地走了。

教员的本意是，中央委员，人数多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代表们对这些人曾经差点误事的历史耿耿于怀，过去的错误，王明、博古、李立三责任最大，选举他们三做委员已经可以了，再加人就不乐意了。于是凯丰、王稼祥就落选了，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长征结束后，教员是非常倚重王稼祥的。在延安时期，一些政治局委员分散各地，王稼祥是为数不多的常驻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之一。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教员，副主席是总理、朱德、王稼祥。总理在重庆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朱老总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王稼祥在延安协助教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的职务繁多，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及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要职，是教员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1943年，教员、刘少奇、任弼时成为新的三大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依旧担任很多要职，刘少奇成了二号人物之后，成立了组织和宣传两大委员会，教员和刘少奇分别担任主任，在宣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都有王稼祥的身影。

按理说，王稼祥是教员信任的人，也是将来要重用的人。

可惜，王稼祥低调过了头，他作出的贡献，只有高层的人知道，广大的干部战士都不知道，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投票给教员，就是明晃晃向博古李德开战了，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事后他又是军事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在军事方面给了教员很大的支持。

要是没有王稼祥的配合，教员是没法在遵义会议后顺利掌握军权的。

而六届六中全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口信的事，帮教员击败了王明，功劳很大，但各大根据地的人能知道吗，全是一无所知。

王稼祥虽然贡献很多，但他的情商稍微有点欠缺，不如教员会沟通关系，每次下属过来汇报工作，他总是很没耐心的样子，有时候工作作风比较着急，听了一半就插嘴打断了下属的汇报，事后也没有安抚和解释。

给王稼祥汇报工作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自尊的，久而久之，下面的人，就不太喜欢王稼祥。

所以，这也是王稼祥落选的重要原因，还好教员记得他的功劳，努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让王稼祥顺位递补为中央正式委员。

王稼祥是很好的党员，但他的能力和情商是远逊于教员的，但也是人中之龙，史书上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