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的蓟州兵变导致大明再无可战之兵，大明的士兵变成了兵油子

对于蓟州兵变明朝记载的的不多，原文是出自《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朝鲜宣祖实录》：“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级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加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虽然双方记载都不多，但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明史》的人认为这件事压根不算什么大事，根本就不配进本纪。或者说明朝上下也觉得丢人，因此并没有详细记载，而蓟州兵变最后结果就是，叩门天子杀杀于少保，凉了文官的心；万历坑杀戚家军，凉了武将的心。后面大家伙也看明白了，合着认真给带明打工的，就没几个好下场，那还就不如躺平罢了 。给谁当差不是当差。

万历十年至万历十九年，这刚好是戚继光调离蓟州到万历援朝战争之间的十年。对于这十年间的蓟镇南兵军纪松弛，为此朝廷也专门整治了，这个也无需回避。万历二十年，随着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消失了近十年的“戚家军”旧将娄大有、叶邦荣、吴惟忠等人又逐渐来到了历史的前台。

此时戚继光已经在万历十六年离世，而这万历二十年这支入朝的南兵，虽然已经老迈，但毕竟兵源相同，至少也还算是一支“戚家军”的余脉了。虽然表面的兵变主因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索要“双粮” 引起，而双粮、赏银本是东征特设待遇， 自东征首任经略宋应昌以来一直均在执行。

当时“募兵年饷银为18两” 是通行的标准，但东征援朝战争有所不同，算下来士兵年薪达43两余， 比通行标准高出不少， 而将官更是加倍支发廪给，实际上士兵也是以出国作战“饷银必须加倍”。宋应昌在职之际， 一直都是按此标准执行，但是宋被解职后，部分欠饷未能及时发放到军士手中，于是兵变爆发了。

此事反映了明朝中后期边防体系与军事管理的积弊，也与张居正改革失败后的政局动荡密切相关。也包括戚家军以及朝廷对军士的态度，从中可以折射出明朝军事体制上的一些弊病。

蓟州兵变的士兵并非完全是戚家军，而是南军为主的士兵，当时入朝鲜参战的南兵有新募士兵计为三千余人。领军的是吴惟忠。他们与戚继光侄子戚金所率正牌戚家军是两码事。这股南兵的军饷标准是每个月领取1两5钱。合计一年为18两。按当时标准，相当于北军家丁的军饷。

但在朝鲜作战期间，吴惟忠部为争功而与北兵屡屡发生冲突。闹来闹去，各方相持不下，战功问题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在此期间，有传言南兵斩杀了李如松的旗牌官据朝鲜人的记录，为了平息南兵骚动，李如松还掏过一笔银子给平息了。

自朝鲜归国后，这股兵马一部分还乡（每人发二两赏银），一部分归台。留下只有1200余人又加上新招募的兵，总计为三千六百多人，当时一些士兵鼓吹索要“东征功赏及安家银，人各四五十两”。未曾去朝鲜参战的人也跟着鼓噪。最终酿成兵变，杨四畏当即派兵镇压，当阵擒杀80人。又以火炮威慑。南兵大部分投降。仍有一部分人抵抗，又被骑兵杀死约40人。至此，兵变被完全镇压下去。叛军被杀约120人。平叛军无人战死，只有30多人负伤。

事后搜出首恶者32人。其中31人被处决。至此有151人被杀。另有11人在战斗中被逮捕。剩余三百余人，万历对此特别下旨：“既宽之不死，姑与之生路”。命令发给每人10月份月饷1两4钱5分。最终遣散，又分别发给1-1.5两路费。可答应的事情并没有做到，引发了士兵的不满，这实际上也是万历废止张居正变法所激化的。

在首辅张居正主政期间，推行改革，整顿边防，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尤其是在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期间，通过练兵、筑城、革新战术，使蓟州防线成为抵御蒙古的重要屏障。然而，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开始摒弃张居正政策，对于张居正的政治的势力开始清算，改革措施被废弃，朝廷陷入党争，对边防事务疏于管控。新任蓟镇总兵杨四畏能力不足，未能有效约束军队，导致矛盾激化。

因为张居正的变法就此废止，作为张居正嫡系的戚继光也被调离蓟镇，大明边防体系逐渐松弛。再加上明朝财政长期困难，边军粮饷拖欠严重。不仅蓟州驻军因军饷不足、其他各地边军也一样欠饷，即便是发饷也是被克扣严重，如此一来，普通士兵与基层军官为此怨声载道。杨四畏威望不足，未能有效约束军队，导致矛盾激化。使得他对边军的管理进一步失控，军官贪污和压榨士兵的现象加剧。

明朝之亡，很大原因就在于张居正逝世后被清算，财政逐渐败坏，党争加剧，戚继光也连带着被废黜，大明朝军事力量的中流砥柱——以戚家军为核心的南兵失去朝廷中枢的支持，南兵至此沦为从属地位，屡屡被朝廷不公正对待。

辽西将门掌握大明朝的军事话语权，不断对整个大明朝敲骨吸髓，最终吸干了大明朝，导致关内民不聊生，农民军蜂拥而起。朝廷则无钱无粮镇压，最终大明朝吸无可吸，渐渐军阀化的辽西军事集团和建虏八旗军事集团合流，一同入关，将中国杀了个尸山血海，剃发易服，改朝换代，满洲军事贵族集团登上历史舞台。

兵变暴露了明朝边军管理的严重问题，财政匮乏、军官腐败、士兵待遇低下。蓟州作为京师屏障，其防务松动预示了明后期边防体系的整体衰落。反映军队士气的崩溃与朝廷统治力的衰退。这种局面为后来女真（后金）的崛起和明亡埋下隐患。

万历朝蓟州兵变是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经济上，明朝财政难以支撑庞大边防；政治上，清算张居正引发政策反复；军事上，军官腐败与士兵困苦激化冲突。此事件不仅是明王朝衰落的缩影，也警示了边防体系崩溃对国家安全的长远威胁。此后，明朝在北方的防御日渐空虚，最终在17世纪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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