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欧洲高福利社会没几年了，中国企业或面临更大的挑战

知名自媒体创作人卢克文在1月份曾发出一篇文章，其中称：欧洲高福利社会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中企也将随之面临挑战。

这一大胆的说法犹如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互联网吃瓜群众的激烈讨论。

欧洲高福利制度曾被全世界所羡慕，甚至有外国媒体戏称欧洲是“最先实现共产的社会”，但是如今欧洲面临的问题确实深重。

首当其冲的是欧洲的人口老龄化，欧盟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20%，意大利等国养老金支出竟占GDP的16%，远超经合组织8%的警戒线。

第二是生产率的降低，德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2010年的2.1%暴跌至2022年的0.3%，创新动能被福利刚性支出吞噬。

第三则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俄乌冲突后，德国工业电价飙涨3倍，巴斯夫等巨头被迫外迁生产基地。

欧盟委员会预测，2024年欧洲工业产能利用率将降至72%，创20年新低。

当“去工业化”与“福利依赖症”形成死亡螺旋，欧洲经济已站在悬崖边缘。

曾经的工业革命摇篮，现在变成了养闲人的地方，这一点与中国东北这几十年的变化有点巧合。

卢克文的这一观点，瞬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那么欧洲的高福利社会真的会如他所说的那样发生巨大变化吗？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经济逻辑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呢？

一、欧洲高福利社会的辉煌与困境

首先要明确的是，欧洲的高福利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欧洲国家普遍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基础，为福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障。

欧洲高福利制度的形成，是跨越数个世纪、深受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多重影响的漫长历史。

在19 世纪，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而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超长工时以及微薄的工资，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缓解社会矛盾， 1883 年，德国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1884 年出台《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 年又推出《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

1942 年，英国贝弗里奇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

该报告提出了建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涵盖了养老、失业、医疗、生育等多个方面，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了蓝图。

到20 世纪60-70年代，欧洲经济的繁荣为福利制度的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诸如在北欧瑞典、挪威，制定了 “从摇篮到坟墓” 的全方位保障体系，涵盖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一系列的高福利制度，很快就带来了量的问题，以瑞典为例，其高福利靠的是高税收、高财政赤字。

希腊的高福利则是靠高负债支撑，最终2019年，希腊政府也爆发债务危机。

可见高福利制度在为民众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了诸多财政问题，而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呢？

二、欧洲企业焉有完卵

与欧洲各国政府一同承担高福利制度压力的，还有其国家的企业。

高福利直接导致企业成本过高，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高额的社会保险费用和员工福利支出。

另一方面，高福利制度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减少，需要更多的资金用于满足员工现有的福利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这导致欧洲企业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要落后于美国、中国等国家的企业。

例如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欧洲企业的创新成果和市场份额都不尽如人意。

至于高福利制度下的严格劳动法，虽然一直被广大打工人所眼红，但客观上确实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

为了保障员工权益，欧洲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劳动法规，如限制企业的裁员权利、规定工作时间上限等。

然而欧洲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企业的利润出现了明显下降。

即便是大众这样的欧洲老牌企业也扛不住利润的下滑，不得不准备大幅裁员以及降薪。

同样的，高福利社会的维持需要企业有高昂的利润做支撑。

但如今欧洲企业利润在逐渐减少，后续的高福利自然是难以为继，如此看来，高福利社会迟早会崩塌的观点并非罔论。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欧洲福利体系的溃退，本质是全球治理模式迭代的缩影。

而作为中国企业合作第二大的欧洲市场，欧洲面临的问题也将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第一个是消费降级冲击，欧洲市场萎缩。

数据表明，北欧家庭储蓄率从2020年的15%骤降至2023年的-2%，义乌圣诞订单量锐减40%，无疑折射出欧洲消费市场的萎靡。

第二则是逆全球化的趋势，欧洲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也开始主导一些政策提高进口门槛。

例如欧盟碳边境税（CBAM）细则早已落地，中国钢铁出口成本将激增20%。

法国新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要求平台算法透明化，直接冲击TikTok、Shein的运营模式。

第三则是产业链的重构，大众集团宣布未来5年将30%电池采购转向北美，空客在阿拉巴马州新建总装线。

欧洲企业的“近岸外包”策略，正在分离中国制造的传统优势。

而对中国企业而言，这场危机恰是跳出“低端锁定”的历史契机。

可见在未来十年，中国企业或将面临两种命运分野：或是困守于传统贸易战的泥潭，或是蜕变为新全球化秩序的构建者。

现在欧洲推出一些法律条文，声称具有强迫劳动的产品不能销售到欧洲市场，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随后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征收反倾销税，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关税，最关键的是可以保护他们国内的一些产业，保持他们国内的高利润，从而继续巩固他们高福利的社会。

所以面对如此巨变，中国企业亟需启动“全球化操作系统”的版本升级。

比如说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设100GWh超级工厂，用“技术换市场”破解贸易壁垒，同时倒逼欧盟修改电动车安全标准。

而大疆无人机通过欧盟DRES认证体系，将适航标准转化为竞争护城河。

可见，唯有将技术硬实力与规则软实力熔铸成“破壁重器”，才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

只有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减少对价格优势的依赖，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对企业的影响。

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应对，加强创新，拓展市场，就一定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实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