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纪勋：庙台人家

（一）

我家的老街保佑桥直街，原来有两座桥。北端，跨现在劳动路的叫大保佑桥；南端，跨八字桥直街和断河头的，叫小保佑桥。两桥之间的中段有一个庵，叫头陀庵。这庵的位置在老街和三财殿前（路名）的交叉口，坐东朝西，面宽约十四、五米，整个进深约25米。从我记事起，庵内已不见一尊菩萨，也没有一个尼姑或和尚了，它成了街道的一家麻绳厂，不到十名员工，我家斜对面的陶师母和我同学沈根坤的妈妈，就在这厂里打工。

头陀庵在绍兴府城的位置

(《绍兴府城衢路图》 张明祥绘制)

头陀庵隔街对面，有一个戏台，我们一直称它为庙台。台面比我那时的个子还高，齐台面高的外墙是大块的青石板，临街两根粗大的石圆柱，镌刻着一副对联“小往大来蒙保佑乐奏灵台 诗歌妙手闹头陀欢腾佛池”。

古戏台（图片借用）

戏台早已圮废，我们从没见过一次演出。倒是我自己演过一幕“血泪剧”。小学二年级，我和同学钱建国等两拨人，玩“中国美国”的游戏，用哑巴籽（楝树籽）当“子弹”，相互攻击。我们在台上，他们在台下。我们的“子弹”打光了，从舞台后撤，谁知台板早已腐损，我一脚踩上，木板断裂，摔落到黑咕隆咚的地下，后脑“轰”一声，磕在一块条石上，手一摸，湿漉漉的一把。待从黑暗的台下走到外面，一看手上全是血，吓得我大哭起来。爷爷闻讯赶来，抱着我到医院缝了六针，至今留下伤疤。幸亏伤在后脑，没有破相，但这一伤或让我失去了三分聪慧。

（二）

大约是1966年，一直废圮的庙台，由房管会来修缮了。这不是戏台的修缮，而是拆了戏台，在里面简单地作了栏隔，改成了民居，实际可使用面积约35平米。

不久，从永福街（三埭街的其中一条）搬来了一家子人，成为了我们的邻居。旧时，唱（演）戏为生是三埭街的主要职业，男主人陈福林，早年也是一个剧团吹梅花的好手。解放后多个绍剧团合并，他在整合过程中离开，其时已成无业者。女主人叫李阿云，有瘸腿的残疾。以前曾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企业实行大规模精简职工，她也失去了工作。

他们家有8个孩子，前五个是儿子，后三个是女儿。记忆中，他们刚搬来时，大儿子有根在漓铁工作，老二有生是先天的盲人，老三已过继给别人，后面几个兄妹均未成年。这个庙台就成了一家九口的安身立命之地。后几年老大结婚，也在这窘迫的空间简单地拦隔几平米，算是婚房了。

那年月全社会的住房都紧张，社会上欲结婚成家的男女青年，因没有婚房而一再推迟结婚的不是个别。所以，庙台人家即便九个人窝在一处，但头顶有片瓦，脚下有块石板地，也算过得去了。

（三）

他们最困难的是没有维持生计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女主人操持一大家子的吃喝拉睡，当然不赚分文。男主人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操起三埭街另一个老本行，挑起货郎担，餐风露宿走四方，到处收古旧破烂，一年到头似不着家。

货郎担（图片借用）

在漓铁工作的老大算有稳定的工薪，但系学徒期刚转正的职工，收入微薄。老二虽眼瞎，人却极聪明，早学会了算命。但那年月算命属于要打击的迷信活动，只有像搞“地下活动”一样，碰运气赚上一、二毛钱。而其他的子女均在读书或待业，是一户穷得叮当响的人家。

我们常用“吃了上顿无下顿”来形容极度困顿，当年的他家则是隔三差四就遇到的常态。临近傍晚，孩子们伸长脖子，盼老父归。老父归就有钱去买晚上的米了；老父不归，就得挨饿了。他家二女儿云花至今回忆起当年情景，还是眼含泪花，一脸怆然。她告诉我：“许多天，我们都是差不多粮站快要关门时，才凑到钱，去买烧晚饭的米。有时父亲远在外地，家里又凑不齐买米的钱，我母亲只能拿着升箩，向邻居们借点米。”

那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均凭票证供应：粮票、油票、肉票、水产票、豆制品票、煤球票、酒票、烟票.....样样都需票。一般家庭都嫌计划量太少，比如每季每人 几两肉，几两油， 以至想吃上一顿红烧肉近乎是个奢想；一般菜肴中也见不到几颗油星子。但庙台人家为保证最基本的糊口，还不得不将大部分票证卖给“黄牛党”，来换取糊口的买米钱。我们老街多是平民家庭，也有不少困难户，但他们一家无疑是最困难的，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庙台人家是怎么活过来的。

（四）

庙台人家尽管穷到溚溚渧，但家风是正的，所有孩子不偸不骗不诳，不做坏事，从没听过他们有出格的事。他们除了对生活坚强的隐忍外，还有达观的一面。老二有生拉得一手好二胡。夏日的黄昏，人们坐在街边纳凉时，他的二胡就拉开了。别看他双目失明，但什么曲谱都能拉，抗日歌曲、革命歌曲、抒情的歌曲、尤其是京剧样板戏的选段，更是拉得出彩。邻居听得开心，还要“点歌”，老二均满足大家的要求。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他的一把二胡成了老街乘凉时的人气中心。我最难忘记的是他演奏的“二泉映月”，寂静夜空中飘来悠扬而凄然的乐音，似乎就是两个盲人心灵碰撞的历史回声，它同样撞击了我们的心。

（图片借用）

约是70年代后期起，他们的家境略有改善。老四有云，从打短工开始，终于被搬运公司录用，尽管是重体力劳动工种，也算有了只饭碗。老二这个标准的残疾人，也被政府安排到一家叫“红波电声厂”的福利厂工作，守着机器冲零件。这工厂在和畅堂，从保佑桥直街到厂里，健康人快步行走得半个小时，一个双目失明，靠一根亮眼棒（竹竿）行走的人，至少得走2个小时。他头一两次在家人的帮助下走到厂里，以后就靠强大的记忆，早出晚归。遇到大风大雨的天气时，花几个小时走到厂里，或回到家里，是一身湿漉，一脸狼狈。这种境遇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盲人过路（图片借用）

尽管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但也有七情六欲。听我母亲讲：80年代中期，老二有幸地娶了一个妻。女子是广西农村的，也是个苦命人，丈夫在她做月子时，因车祸亡故。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经人牵线，嫁给了老二。她是带着初生的男孩嫁过来的，次年回家探亲，又带来了 留在广西的两个女儿 。善良的庙台人家，照单全收，虽然大大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但对老二来说，也算是有了完整的人生。

（五）

前年，我们一众老友到内蒙吉林旅游，顺道到同行者奋勇兄支边的农村，吉林省镇赉县建平乡民主村作了一次有意义的访问。这让我想起了庙台人家的老五陈志福。1972年，绍兴地区1700多名青年，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到白城地区镇赉县支边。我高中同学孙豫、对面邻居云青，还有陈志福都加入了这行列。

奋勇兄当年居住的“知青屋”

志福名里有“福”，但命里缺福。约是60年代末期，邻家一个七、八岁的儿童喊了句反动口号，被居委会和派出所追查。受到压力后的儿童，或在家人授意下，说是志福教唆的。为之，年仅十三、四的志福，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尽管最后不了了之，但给幼小的心灵带来深深的伤害。

1973年，居民区动员初高中毕业生到吉林支边。仅读过几年小学，且一直失学在家的志福，不想在家吃半饥不饱的闲饭，也报名了。这年他刚刚16周岁。

到吉林镇赉县后，落户在黑鱼泡大队，干了几年农活。后来被抽调到万宝煤矿挖煤。因从小营养不良，且每天在潮湿的矿洞中劳作，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后又发展至风湿性心脏病。

其实，一起支边的绍兴青年，在78年后，落实知青政策，陆续返乡了。但被抽调到矿山，且生性忠厚的志福，因没人告诉他有这政策，依然带病在不见天日的矿洞中挖煤。直到1984年，他从牙缝中省下钱回绍兴看病时，才知道按政策他早已可回乡了。

回矿后，他向领导提出回乡要求，自然被批准了。但命运总是捉弄不幸的人，他在兴冲冲回家的途中，竟然遗失了户粮关系迁移等回乡的证明，回到家里变成“黑人”了。这不仅无法找到工作，而且没有居民可享受的粮票、油票等一切票证，生活又一次给了他闷头一击。

他自己多次联系矿山公司，杳无音信；居民区几次发函给矿山，得不到回应。一次，教师岗位退休，在居委会任治保主任的母亲说起这事，我给出了个主意：“到市委信访室反映实情，请他们联系对方，重开证明。”终于在信访室方娇英女士的帮助下，矿方重新寄来了户粮关系的迁移手续，蕺山派出所叶根所长迅即给其办理了落户手续。

解决了户籍问题，让志福重燃了生活的希望。居委会帮助他找到了工作，以后他娶了老婆，以后他成了爸爸。

（六）

相对其他邻居而言，我对庙台人家的了解较少。一是他们搬来时，我已小学毕业，过了“满街疯”的年龄，和他们的孩子少有玩耍。二是1993年老街因建造中兴路被拆迁，所有老邻居都鸟兽散了，无从知晓他们后来的故事。是白城镇赉之行，触发了我码点文字，记录这户邻居过往生活的冲动，以照见那年代平民生活的真实一面。

新世纪之初，母亲告诉我，她碰到已搬至铁甲营的女主人李阿云。她告诉母亲：现在的生活变好了，儿女们先后成家，她和老二住在一起。胜利小学读书的两个孙辈，因家庭情况困难，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照顾，逢年过节同学们送的水果、点心多得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她自己一手念佛，折“元宝”的功夫也派上了用场，和一群老太吃素念佛，似乎还成了一个“佛头”。李阿云对我母亲的一席话，既是一个家庭变迁的可喜过程，也是我们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只有走过或了解这段艰难困苦岁月的人，才懂得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才会萌发感恩时代的情愫。

诚然，庙台人家算是衣食无忧，翻身脱贫了。但从今天社会发展的眼光看，他们仍是社会的弱势底层。第一代已驾鹤西归，第二代相继进入退休行列；第三代少有体面的工作岗位；住房条件依然寒酸，成了结婚成家的拦路虎；最根本的是培养教育第四代仍被诸多条件制约，倘要跳出“寒门”，恐还是一个梦。

他们的梦是“中国梦”的一个社会细胞，家国相连，底层百姓起码的愿景无法满足，谈不上“中国梦”的实现。我祝愿“共富战略”之光能照亮他们的未来，让他们融入“共富”的行列；我也祝愿他们的后代像祖辈战胜贫穷一样，战胜自我，靠奋斗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将梦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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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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