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标准“走出去”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一环

当前，国际发展博弈加剧，不同国家间的竞合， 将由资源调动能力转向标准规则制定、利益联盟构建、影响力传播、治理经验吸引力等更深层次的竞合。 教育是最积极有效的对外交流融合途径，以教育教学标准“走出去”引领推动实现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的服务大国外交战略和以开放促教育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

在职教“走出去”方面，我国已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以鲁班工坊、丝路学院、郑和学院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海外职业教育品牌不断开发并输出先进的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并且借助其特色产业学院的优质资源形成了本土化模式，备受国际认可。2023年12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在柬埔寨建成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通过结合当地需求深化校企合作办学特色，为柬埔寨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培养的高素质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深受当地欢迎。学校创新双学历本科办学模式，在国内和海外同步举办的网络工程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技术等6个职教本科专业中，均已通过柬埔寨教育青年体育部认证，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初步探索出了“对接国际标准—优化本土标准—输出中国标准”有机融通的路子。这一成果荣获2024年世界职业教育大奖提名奖，已成为面向世界场域传播的中国职教标识性符号。

制度型开放不同于要素流动开放，是以标准开放为主的开放。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国合作办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进程中，职业教育“走出去”具有鲜明底色和强韧发展动能：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000余个，合作方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由我国职业院校自主开发并被国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数量逐年递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装备、资源影响逐步增大， 目前已“走出去”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及东南亚国家，以标准化带动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巩固我对外办学成果的重要途径。 除了经略周边，以2024年6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职教院校长对话会为代表，职业教育“走出去”也在着力推动更多中华优秀文化成果进入国外主流社会、影响主流人群，特别是推动中国职教在发达国家的推广，拓展形成更优更广阔的话语空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众多中国企业也开始加速“走出去”的步伐。不同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已初步形成不同的教随产出模式，摸索出了不同进发背后的不变规律：产业出海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学校唯有与企业捆绑才能够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正如中国中车集团提出“高铁出海正当时”的口号，在高铁日益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明星产品的背后，其核心关键是集中创新，而要实现这一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打造绝不仅靠简单的技术拼盘，而是离不开如大国焊工这样高技能人才的有效支撑，更需要大批能熟练运用中国设备的当地技能人才，人与设备唯有协同“走出去”才能成为企业出海战略的有效支撑、制胜法宝。近期中车集团与巴西副总统取得会谈成果，将在推动标准“走出去”方面进一步取得突破，打造好随企出海、有效赋能的样板。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职业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本质是产业和企业相关技能标准的“走出去”，而不仅仅是职业院校教学资源或教学标准孤立地“走出去”。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面临重要机遇。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期间主持首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推出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32项主要举措，举办世界职教大会和成立世界职教联盟位列其中。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成功举办，并颁布了首届职业教育大奖，这既是中国教育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亮丽名片，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充分彰显了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全球职教网络的核心地位，迫切的经济复苏愿景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也会激发出其与经济带动力强的经济体抱团取暖的渴望。

标准“走出去”的前提是标准质量过硬，与国际接轨，且充分考虑企业和当地的诉求，建立独特且长效的内生发展机制，共同促进区域繁荣发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要着眼助力大国外交布局体系，建立完善前方需求信息和国内建设“汇总—分发”机制，统筹考虑国内教育和海外办学标准、装备、资源建设，加大多语种教材开发力度。为教育制度型开放先行探路，为国际交流开创新格局、全球治理确立新思路。

（作者邱懿系教育部职成司教学处副处长，何正英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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