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重新命名“地球”，关乎人类与其他物种生死存亡

作 者丨郑青亭

编 辑丨和佳

你是否想过，这颗人类长期居住的蓝色星球也许不应该被称作“地球”，而是应该被叫作“水球”？这是全球知名未来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新书《蓝色水星球：重新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家园》中提出的主张。

毫无疑问，水对地球生命的起源和进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崛起和衰落也与之息息相关。但重新思考水圈与人类的关系有何意义？近日，里夫金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谈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水圈正在以一种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再野化，地球的水循环系统正面临巨大的危机。洪灾的强度大幅增加，干旱、热浪和大规模野火正在全球各大洲频发，摧毁着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

他强调，把地球重新命名为“蓝色水星球”绝非舞文弄墨，而是一个关乎人类与其他物种生死存亡的问题。“当前，我们的星球已经命悬一线。人类能幸存下来，还是会消失在化石记录中，取决于我们对生命之水的认识和认同。”

在他看来，人类对水资源长达6000年的霸占、操纵、商品化和私有化，通过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亲密纠缠，即所谓的“水—能源—粮食”关系链，在过去200年中进一步对生命造成了损害。如今，人类不能再把水看作一种“商业资源”，而是应该承认水是这个星球的“生命源泉”。

“今天，直到遥远的未来，气候变化都将主宰游戏规则。每时每刻都可能以各种方式唤起极端事件，我们和其他生物都不得不继续适应这些变化。在我们面临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水圈都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今年80岁的里夫金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思想家、社会理论家，曾经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普罗迪的顾问，并从2000年起为多个国家的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有23本关于科技变革对经济、劳动力、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著作，其作品被翻译成35种以上语言在全球发行。

里夫金。资料图

是征服水域，还是随波逐流？

《21世纪》：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里夫金：这是我的第23本书，实际上它是自己写成的。我开始思考人类怎么会在这么长时间里犯这么大的错误，并决定抛开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一切。我最终发现，大约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损耗自然为代价，令整个自然界臣服于人类功利性的幻想时，我们改变了方向。

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开发利用这个星球上的水资源，他们建造了精巧的大坝和水库，筑起堤防，沿着大河挖掘运河，拦蓄水资源并将其私有化和商品化，以供他们的族群使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区的自然生态，催生出了所谓的“城市水利文明”。苏美尔文明是中东地区第一个已知的水利文明，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自此，世界各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未间断，并且在21世纪达到了高潮。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水圈被卷入迅速变暖的气候中，摧毁世界生态系统、毁灭城市和农村社区，夺取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命，并在世界各地破坏水利基础设施。纵观历史，土壤盐渍化和熵增一直是复杂水利文明衰落和崩溃的原因。整个人造环境已成为搁浅资产，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重新想象和重新架构整个环境。

《21世纪》：是什么让你对气候变化保持了持续的关注？

里夫金：让我来谈谈我的起点。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的本科，然后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读的硕士。1973年，我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那一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大量机动车在加油站门前排起长队也还是加不到油。当年12月正好是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200周年纪念日，我就想组织一场抗议石油公司活动。我写了一个通知，号召大家在纪念日去码头，启动“波士顿倾油事件”（Boston Oil Party）。当天下着大雪，能见度不足一英尺，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冒着暴风雪来赴会了。然而，从街角拐进镇区后，我发现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很多人是拖家带口来的。渔民们登上他们的渔船，爬上了波士顿茶船复制品的桅杆，把空油桶扔进港口。这是针对化石燃料行业的第一次抗议。

我写过一本书，叫做《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很多人都看过。我的导师是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他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去世之前，他把衣钵交给了赫尔曼·戴利和我。乔治斯库-罗根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首次提出气候变化的威胁6个月后针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本书。

人类是在地球，还是水球上？

《21世纪》：你在书中强调要为地球更名为“蓝色水星球”。为什么重新命名很重要？

里夫金：这是一个关系人类是否不仅能生存下去且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繁荣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陆地星球上，水是一种我们可以随便利用的资源，那我们就完了，因为水圈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干旱、洪水、热浪、野火，人类在这些自然灾害前显得非常渺小。人们每天都看到各地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感到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过去的剧本不再起作用，过去6000年的城市水利文明已经来到了转折点。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人类对生态的无节制侵蚀，地球的水循环系统正面临巨大的危机。水圈再野化正在带来巨大的生态威胁，可能导致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和被迫迁徙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水球上，并且改变过去6000多年来让水圈适应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有更深刻的理解，把水视为真正的生命之源，而不是一种可以任意操纵的资源。

蓝色水星球的运转原理需要嵌入我们的教育体系、文化传统、治理方式、经济方针、自我认知以及我们对生命本身的体验方式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时间、空间和能动性的概念的最佳途径，就是将水这一主题融入我们的生活。

《21世纪》：你的呼吁是否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反响？现在对于保护水资源的共识高吗？

里夫金：当我在写这本书时，我把草稿交给了欧委会的一位高层，你可以猜想他是谁。这本书即将被出版时，一个跨党派的欧洲立法团体联合呼吁制定一项雄心远大的欧洲蓝色协议，以保护水资源免受气候影响，并完善“欧洲绿色协议”目标。为什么蓝色协议这么重要？当前，洪水、干旱、热浪、野火频发，正在摧毁着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欧洲正在加速升温，且速度比其他任何大陆都快，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麻烦。欧洲议会正在讨论达成一个蓝色协议，以大幅减少碳排放，不然的话可能遭遇更多气候灾难。我们必须从进步时代转向韧性时代，从让水圈适应人类转为我们去适应水圈，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产业，例如，增材制造、全球本地化、生物区域治理等。在这些方面，欧洲正在采取行动。

中国也在保护水资源方面采取了大量的行动，不仅是生态环境部，还涉及多个部委，而且涉及大量科研院校。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国之间总是有很多政治博弈，但在学术界交流和合作总是在进行之中。中欧之间实际上在生态保护方面有很多互动，这对于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方式有很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我对欧洲和亚洲很有信心。至于美洲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有待观察，这取决于美国能否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关于美国，我要说的是，这里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冒险文化盛行，很多人乐于拿着最后一块钱去创业，所以，一旦一件事情的重要性被看到，这里可以很快地采取行动。

《21世纪》：既然你谈到了欧洲，我想问一个中欧关系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你一直担任欧盟领导层的顾问。显然，中欧关系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你如何展望中欧关系的前景？

里夫金：欧洲和中国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明白必须以一种转型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历史时刻。它们会竞争，但也意识到彼此共享一个共同的超级大陆。但在哲学上，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协调一致的，特别是在理解这一时刻的艰巨性方面。中欧都明白，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水圈再野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洪水、干旱、热浪、野火正在肆虐，让众多基础设施和许多商业模式、社会互动模式都被摧毁了。

我参与制定的欧盟2020年“20—20—20”目标提出，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耗中的份额提高到20%，并在此期间将能源效率提高20%。如今，欧盟已经实现了这三个主要气候和能源目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参与进来了，通过技术创新，把价格降下来了。我想告诉你的是，实际上，在欧委会内部，很多人理解太阳能和风能的重要性，有很多人对中国在新能源上的创新能力是表示支持的。我们正处于摆脱化石燃料的关键时期，因此欧盟在对外竞争时也要从大局出发学会合作。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刻，中欧都意识到有责任把人类带入水星时代，并在为时已晚之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是一项共同的责任。我想要强调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欧是存在共识的，而且也确实展开了合作，虽然很多是在幕后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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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金珊 实习生张嘉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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