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为何唯独是德·索托发现了“资本的秘密”？（强烈推荐）

本文是周其仁老师为《资本的秘密》一书所作的序言。

在多数情况下，读者无缘与作者见面，更难得有机会听到作者本人阐释他或她写在书中的思想。

那些久经岁月磨砺的传世之作，轮到我辈开卷之时，作者大抵早已作古，再也见不到了。当代的著述，情况或有不同。对那些能够进入读者心智的优秀作品的作者，先读其文、后见其人、再闻其声，甚至拜到其门下求学，这样的机会虽然不多，却总还是有的。

但是本书（《资本的秘密》）于我。却是以上诸种情形的一个反例。

▌德·索托，特别的自我介绍

二十多年前，我在外访学期间，被一个讲座的题目吸引，早早到场占位。记得演讲厅里座无虚席，讲者精神饱满、 神情生动，走上讲台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赫尔南多·德·索托”。接着，他从上装内侧口袋拿出一本护照，高高举起：“但要是没有这本护照，我就绝无可能从自己的国家，来到此地给各位讲话”。大概料到听众多少有点愕然，他缓缓解释道：“其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乡里乡亲或左邻右舍，根本不需要看我的护照，也知道并坚信不疑我就是德·索托。可是一旦离开我的那个熟人世界，倘若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表达，我就寸步难行。”

相信在场不少听众和我一样，思绪立刻就被他这几句开场白搅得飞快转动。寸步难行又怎么样？对他本人——以及每个在场的自己——究竟会有什么样了不得的影响？
不难明白，倘若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表达，我这个中国人也出不了远门，更遑论出国访学，坐在一间知名国际机构的演讲厅里，听一位来自南美洲学者的学术报告。不是吗，如果自孔夫子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全世界学人，一律只在本乡本土范围内讨生活，那么除了极个别学究天人（据说“康德从不出远门”），世上还能不能有学问这回事？

▲赫尔南多·德·索托

▌资本：资产能释放出的市场潜能

德·索托后面的讲演仿佛行云流水。所谓 “身份合法表达”其实是 “权利的合法表达”。
个中道理也简明——如果身份不自由，其权利表达如同刻在奴隶身上的烙印，彰显的反而是其人身自由的障碍。唯当确立了人身自由的权利，其合法表达如身份证、护照及相关核查设施，才成为便利各国国民自由出行的手段。由人及物，此理皆通。
从家禽家畜、土地、农作物、房屋和其他建筑、机器设备，直到看似非物质的想法、创意和知识等林林总总。一旦获得清楚的权利界定与合法的权利表达，就能在范围更为广大、形式更为多样的使用、买卖、租赁、抵押、投资等等经济活动中，提供费用低康的支撑，就能从人类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资产里，不断地释放出因大规模复杂合作而源源不断增加的资本。

最后一点，是德·索托的精华所在。他反复强调，资产不等于资本。
作为具有归属含义的资源，资产所能释放的资本潜能大相径庭。母牛生小牛当然可以算资产增值，但无论怎样生生不息，由实物资产直接带出的价值，总不能与以下方式比肩——把实物资产的权利抽象出来，给予合法表达，参与交易特别是大范围交易，不断变现为货币，再用货币投资于更大范围内潜在收益更高的实物或非实物资产。
在德·索托那里，“资本”不是别的，它就是资产在市场里不断流转所能释放出来的流动的价值。

▌为何唯独是德·索托发现了“资本的秘密”？

德·索托的那场讲演以及听完后就在附近书店购得的这本《资本的秘密》，对我而言，的确没有多少不易理解的地方。
我等这辈人，有幸见证过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后收入大幅增加的历程。农民的收入何来？来自他们占用资产提供的服务。农民的资产虽然向来就存在，但唯有扩大自由、明晰界定并使之得到合法表达的权利保障，他们的资产及其带来的收入才流转于日益扩展的市场，才可能让那些起初看似微不足道的资产——自身的劳力、承包的土地、自营的摊位、商铺、作坊和工厂——有机会沿着“资产-收入-资本”不断蛹变的逻辑，释放出原本无从想象的资本潜能。

真正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如此像窗户纸般一捅就破、任谁也看得明白的道理，是怎么唯独被德·索托先生发现的？

他的履历给出了答案。上世纪四十年代，德·索托生于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后来随外交官父亲移民到瑞士，在日内瓦接受教育，并完成研究生学业。毕业后他担任过几个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并在欧洲公司担任高管和顾问。正是 “富裕欧洲”与“贫穷秘鲁”之间的巨大反差，激发着德·索托不断追问反差的根源，不断探索缩小反差的可行路径。
基于他自己对贫富两极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切身体验，德·索托抓住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资源富饶的秘鲁，仅仅因为落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才让穷人创造、控制、占有着的海量资产不得不以没有门牌号的建筑、不合法的店铺和工厂的形式存在，无法进入普遍、连续和复杂的市场交易，从而像被施加了魔法一般，让穷人资产无从释放隐匿其中的潜在资本！
秘鲁穷人因此就被一座无形的“钟罩”，无情地被隔绝在凭他们付出的艰辛完全有希望过得上的富裕生活之外。
这里或许还隐藏着德·索托发现的 “资本秘密”的秘密。比之于当代欧美人士，德·索托在认知方面具有一项比较优势，那就是他对秘鲁经济不仅有直接的观察和切身体验，而且还下过多年系统调查的功夫。

1979 年，时年38岁的德·索托回到利马创办智库ID，调查在秘鲁“非正规经济”里由穷人创立并拥有的未经登记的各类资产，估算其市场价值，研究如何释放这惊人的庞大资产内资本潜能的可行路径，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设计并参与相关政策执行的社会实验。
例如，ID参与秘鲁财产制度的行政改革，赋予约120万个家庭以合法所有权，并通过消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包括不当限制的注册、许可和法律，帮助约38万家以前在秘鲁经营的公司从黑市进入正规经济。

德·索托甚至对为什么偏偏在“钟罩”内的西方经济体资本极其充裕的现实发起追问和探查。
他发现，仅仅在百多年之前，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状况与当代秘鲁等国的状况并没有本质差别，那些陈旧过时的观念、政治与法律体系，一样把广大穷人隔绝在不断释放资本潜能的“钟罩”之外。由此他把自己的调查研究范围，扩大到发达经济体走过的历史路径，特别聚焦于 “究竟哪些变革，才导致当年貌似发展无望的西方经济转入长期持续增长”？
本书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尤其是专写美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第五章，极具阅读价值。德·索托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不是以1861年宅地法为代表的美国法律变革，从打击、排斥转向吸纳和承认数千万移民穷人的僭占土地和僭建建筑，在一片混乱中理出一个财产权与契约框架的头绪，美国断然不可能成为日后的资本大国。

独到的认知带出独到的判断、命题、理论和政策主张。难怪德·索托和他的团队在众多关于以发展消除贫困的思想流派中独树一帜。

他们不认为贫困源于资源匮乏，他们不同意贫穷因为资产不足，他们不相信重新分配资产就能够一劳永逸地拔除穷根，他们对穷人缺乏致富动力之说或种种“文化成因”更是嗤之以鼻。
基于对秘鲁以及许多类似秘鲁经济社会的系统调查，并与发达经济体早期经验相对照，他们认定，发展的深厚潜力就藏在穷人经济的现实之中，穷人真正需要的是以清晰且可合法表达的权利来保障扩展的自由，借助日益复杂的分工和合作，都助穷人走向无远弗届的市场。这是资本的秘密，致富的秘密，也是发展的秘密。
最后我想问，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需要多一本《21世纪资本论》，还是多一本《资本的秘密》？抑或我们把这些大相径庭的著作一并装入书包，继承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优良传统，走进真实世界的实验室，检验、再检验所有读到的理论、逻辑和命题，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