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玉米粥泼在母亲身上

文革时期的母亲和孙子从众，从维熙划右劳改后，从众跟随祖母生活在老家。

母亲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之家当保姆。母亲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

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致死的知识分子，因家庭阶级成分隶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语系的家叔，便成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

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

我母亲生性好强，一不想寄生于我舅舅家（他当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上了佣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她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还是拐弯儿比较妥当。

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平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

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文化，但从我父亲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而雇用我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不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

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降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八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住，加上我母亲一个，九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

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

听到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面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他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成了哑巴。

但他神智并没有因栓塞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手不断揉搓，表示祖父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我们母子而流，因为我父亲过早地去世而演出这样的悲剧。

滚烫的粥洒在我母亲的衣襟上，我母亲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蹾，突然说了声：“我走——我走——”

我挣脱开爷爷的手掌，跪到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我知道母亲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

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太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之类，赏姐姐一口饭虽不成问题，但是母亲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荡不羁：他出入于舞厅，浪迹于花街柳巷。

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

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上之技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曾就此事问及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干的眼神里，却闪烁出了泪光）。

我母亲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随着家境变迁，对“地主”一词也不是一无感知，我生怕母亲还乡会受到歧视，但16岁的我又无计可施。教书的叔叔，也出来劝阻嫂子说：“他婶脾气不好，嫂子你别过意，就在这儿凑合着过吧！让你走了，我对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亲执意不从，果敢地孑然一身还乡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早晨，我送母亲去长途汽车站。

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为母亲提着一个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轮史上，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可是它是我从母亲手中夺过来，提在我手上的。

母亲无泪。

我流着泪。

母亲用手抚去我头上的雪花，并为我抹去脸上的泪：“你该像你爸爸那样，好好用功。”

此时母亲的话字字千金。我应声着：“妈的话我记住了。”

“还有······要依靠自己。”母亲叮咛我说，“不要想依赖任何别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该误你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妈接出来，您要保重身子。”

母亲走了——走在严寒落雪的冬季。在这个冬天，我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责任。

我不仅仅是一个母乳的吸吮者，还应当给母亲以乳汁；我不该仅仅是一个爱的容器，还应该有爱的付出。

事隔多年，我把这一天视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鸟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