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的青年导演，该往何处去？

文｜88‍‍‍‍‍‍‍‍‍‍‍‍‍‍‍‍‍‍‍‍‍‍‍‍‍‍‍‍‍‍‍‍‍‍‍‍‍‍‍‍‍‍

12月8日和12月9日，阿里影业·海纳计划国际青年导演短片集的展映现场，《不存在的恋人》《绿色食品》《大厨》《鲸》等9部短片依序放映，现场气氛热烈又微妙。有的短片在放映结束后收获自发的连绵掌声，而有的短片生涩难懂，掌声犹犹豫豫地响起，直观反映着观众席当下的喜恶。

12月8日的第一场展映开始于“阿里影业·海纳圆桌对谈”之后。两年半前，阿里影业发起“海纳国际青年导演发展计划”，旨在为海外留学归来的华语青年导演提供发展机会，本场对谈也围绕着如何构建支持青年导演成长的良好内容生态展开。

客观来说，国内各大节展的竞赛单元、创投环节已为青年导演、新人导演提供了不少机会，也有导演借由节展脱颖而出，完成自己的长篇首作，但票房和口碑双收的却寥寥。对谈的嘉宾之一，海纳计划青年导演、编剧张裕笛的首作《倒仓》已于今年8月上映，虽然口碑尚可，在金鸡奖、上影节、FIRST上都有斩获，但票房仍不足400万，未能实现破圈。在创作路上挣扎又惨淡收场的更是大有人在。

但这并不能阻碍青年导演们的前赴后继，在海纳计划的创投训练中，报名的青年影人就有超400位，其中95后就超过了75%。

市场收窄，观众对电影尤其文艺片的兴趣早已大不如前，这些还在入局以致“淤积”的青年导演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拍什么

95后、00后一代青年导演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在世界范围内的创作池中汲取养分，叙事风格和视角或犀利、或独特。

展映的9部短片中，有的讲虚拟恋人，有的讲AI取代人力所引发的冲突，还有的讲100年前的东北大瘟疫。骨朵在现场听到，有的观众为某些短片的完成度而惊艳，也有人看完某个短片后暗暗讨论，表示根本共情不了这个故事。

青年导演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作为“入市”的敲门砖，看上去至关重要，这几乎直接决定着观众对他们的初印象。很多青年导演在筹备首作时，也备受“拍什么”这一问题的困扰。

“我觉得对于‘拍什么’来讲，就是两件事情。”坏猴子影业总裁、CEO王易冰分享，“第一是拍你熟悉的事情。所谓你熟悉的事情可能包括你自己的经历、你的生活，也可能是你喜欢的类型、你研究过的某种影片。

第二，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会比较建议青年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偏向现实主义题材，因为现实主义题材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接近于创作者的生活，可能更容易把控，能让内容变得更充实。对于观众来讲，这种现实主义题材也是观众生活的一部分，能够更容易地和他们形成共鸣。”

王易冰

观众很重要。无论是拍自己熟悉的人事物，还是从生活的阵痛中入手，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收拢类型受众。尤其海纳计划对标的是有过国外受训背景的青年导演，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华语观众，更是身负把中国故事拓展到海外去的使命。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以华语的市场为根基去了解我们的观众。”制片人、导演、南加州大学文理学院影视专业教师郑非表示，“他们在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什么？青年导演要把自己的故事跟他们的需要相结合，要有作者内核，也要有商业化的视野。”

文艺是商业的“跳板”

“拍什么”是第一步，而青年导演确定了创作方向后，是先过一把作者表达的瘾，还是想吸引最大范围的观众入场，即要文艺还是要商业，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比如张裕笛的首作《倒仓》，讲的是三个戏校学生的故事，青春期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无力感弥散在全片之中，有一种清新的文艺腔调。

张裕笛在现场分享，最开始创投的时候，她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到底是想做一个商业片还是文艺片。“但是后来我们和麦特影业合作的时候，陈总就跟我们讲，你想拍一个好电影，没有必要在创作的时候就定义想拍一个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后来加入海纳之后，我觉得特别宝贵的一点是，我们可能有一个想讲的故事，当然希望把它讲给更多的观众，但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融合我们的想法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所以这样的平台对我们特别宝贵，可以教会我们怎么把内心创作的想法变成一个观众都喜欢的故事。”

张裕笛

在阿里影业总裁李捷看来，把文艺片和商业片对立起来是不成立的，好的商业片一定是有文艺内涵才能达到一个商业片的高度，而文艺片也不意味着票房一定不好。

他认为，青年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选择文艺片非常合理，作为青年导演的第一部长片，要想进入到商业片领域，在题材、演员的选择和预算上都存在困难，“它不见得能拿到与商业片相匹配的资源。而一个文艺作品或者作者表达电影，比较有利于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下，在自己能控制的拍摄条件下把它拍出来。”

在李捷看来，文艺片的价值除了内容本身，更多在于被行业、投资人和观众看见。海纳计划的两位导演陈小雨和张裕笛，就都凭借各自的长片《乘船而去》和《倒仓》在各大节展上获得了不俗的评价。“当然，她们的作品还比较稚嫩，电影的商业性和票房也没有作为一个核心的考量。我们的重点还是让行业、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青年导演。”

如果第一部作品是文艺片的导演，能够在第二部迅速转型为商业片，就是一条成型的发展路径。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羽也曾说过，第一部电影是作者电影的导演，能不能迅速成长为一个能与观众和社会情绪相共鸣的商业片导演，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步。

多拍，还是多拍

要文艺还是要商业，要表达还是要票房，在纯粹的内容和情绪面前，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导演、编剧田羽生同样认为，电影只能分大众和小众。“如果你的情感是大众的，你就可能有更多的观众，如果你的故事里面情感是小众的，或者被理解的人是小众的，你的观众就少，它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易冰在现场分享了宁浩的创作习惯，“他的每部电影在最初的剧本创作阶段，会先去思考他作为作者的表达，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作者性或者思想性的问题，当他自己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了之后才开始动手写剧本。他写剧本的方法是非常符合商业类型片的方式的，但是在他的写作过程当中，他的作者性或者思想性，一直是支撑他故事的主干。

他写剧本的过程就像包浆一样，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地包在了故事里边，一层一层地去包裹它。包裹的是什么？都是观众能接受和喜欢的内容以及方式。他之前拍了不少喜剧，这些喜剧也是一种手法，在这样的方式之下，既不会失去作者性，同时又兼顾了市场性。”

与其在文艺和商业间纠结，给自己的想法找许多之所以无法实现的理由，倒不如实实在在拿起摄影机，先拍了再说。

“我的建议就是多拍。”王易冰表示，“宁浩当时拍了一部叫《香火》的电影，拿手持DV拍的，一共花了5万元，当时那部电影广受好评，那是他的第一部。文牧野在拍《我不是药神》之前，拿手机拍了一部短片，花了400元。当时我们怎么发现的文牧野？我看了他的短片叫《BATTLE》，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们就把导演约来跟他谈后面怎么合作，《BATTLE》也没花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对于青年导演来讲，这条路刚刚开始，也很漫长，你一辈子可能要拍几十年，所以你前面就能拍则拍，能多拍则多拍，不管用什么介质都可以拍。尤其到了今天，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电影是拍出来的，不是聊出来的。”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摄影指导、监制曹郁在大师班上同样提到了多拍。拍什么、钱花哪都是很泛泛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踏踏实实地拍。“能够踏实地多拍一天，可能比少拍一天的收获要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