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形式，写信的艺术丨读金晓宇译《本雅明书信集》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犹太人，德国文学家、思想家，因其博学和敏锐而享誉世界，被视为20世纪前半期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瓦尔特·本雅明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语批评家、思想家，不仅是政治和神学之间的神秘异类或“左翼局外人” ，不仅是经验的哀悼者和技术媒介的乌托邦分子，不仅是散文蒙太奇的先锋和想用“引文”写出不朽之作的作者，不仅是报刊书评人、电台主播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编外人员，不仅是旅行爱好者和不愿离开巴黎的流亡客，不仅是波德莱尔的又一个德语译者和“拱廊街计划”笔记的抄写人……在如此多的标签之中，我们必须加上：而且，本雅明还是一位极重要的书信作家，隐秘地为二十世纪欧洲提供了友谊的形式、写信的艺术。

撰文 | 王璞（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

《本雅明书信集》，作者：[德]瓦尔特·本雅明，编注：[以]格肖姆·肖勒姆 [德]特奥多·W.阿多诺，译者：金晓宇，版本：新行思｜光启书局 2024年8月

生命的直接见证vs

客观化的中介形式

本雅明的书信浮出德语地表，为人所知，却已是他离开人世二十五年之后。1966年，由肖勒姆（G. Scholem）倡议并和阿多诺（T. W. Adorno）共同编定的本雅明《书信集》（Briefe）终于出版。犹太思想史家肖勒姆是本雅明的终身挚友；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是本雅明后期思想对话者之一和文稿遗嘱执行人。或许再没有比这二位更合适的本雅明身后书信辑录者了。金晓宇为我们翻译出来的，也正是这一最初的、富有纪念意义的本雅明《书信集》。虽然，随着后来收集、编辑工作的进展，新版《本雅明书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在内容上又有相当大的扩充，但金晓宇译本已经收有332则书信，近九百页，厚厚的一大本，足见本雅明书信写作之丰。经由金晓宇辛勤、孤独而卓然的工作，在2024年，本雅明书信第一次系统地绽放于汉语。

没有这些书信的存世，为本雅明这一“批评之生命”作传，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所翻译的《本雅明传》就是靠着全面使用其书信而终得成立。但这些书信绝非只有生平传记的意义。刚刚过世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2024）就曾指出，本雅明的写作多样，而如果聚焦于书信，我们会得到一个愈发不同于“学院意识形态”和“文学话语归类法”的作家：没有大部头“著作”，甚至无意于“文章名篇”，却成就了一位真正的散文大师，亲切于内心和远人，而又把生命冲动和历史激情化为“客观”形式，那就是信纸上手写的句子（别忘了本雅明还是深度手写爱好者和笔迹学专家）。

本雅明作为书信作家这一视角，最早也来源于肖勒姆和阿多诺二位编者为《书信集》所作导言。两位身后编者的说法，都切中肯綮，连带出对本雅明生命经验的根本性领会，但同时，两篇序言一开篇就有耐人寻味的区别。肖勒姆的第一句，指认本雅明“自然和非凡的写信才能”，说这是“他本性中最迷人的方面之一”（《本雅明书信集》1页）。而这“本性”在阿多诺那里却似乎成了“客观性的器官”、客观化的“媒介”，他的第一句提出：“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作品的媒介”（7页）。在阿多诺看来，恰是在书信中，本雅明的生命可以理解为“思想的工具”。

格肖姆·肖勒姆（左）与特奥多·W.阿多诺。

一纸纸信笺，怎样既是生命的直接见证，又是客观化的中介形式？

在肖勒姆这里，从二人相识到一人远赴巴勒斯坦，再到另一人流亡巴黎，最后到本雅明逃向法国南部，通信“长达二十五年”，本雅明写了至少三百多封，肖勒姆不仅收到了最多的本雅明书信，对它们的保存也最完整，因此他在《书信集》序言中直言：“这些信构成了当前这本书信集的基础”。他还说，“1923年之后，只有两次机会可以通过当面对话来代替通信”，“信件以一种特别典范的方式构成了我们以后关系的媒介”（3页）。在这一媒介中，本雅明的“本性”有着亲密、丰富乃至暴烈的展开。他的“毁灭性人格”中一些幽暗痛苦的心迹，也仅仅留存于致肖勒姆的书信中。

在未收录于《书信集》的一封中，本雅明向肖勒姆讲述一则“新童话”，那是他教师资格论文遭拒后，搧向德国大学体制的一记“耳光”，却也充满人生受挫的苦痛：“可怜的真理……曾想在密室为自己织就教授袍”（《本雅明传》）。寓象精妙，读来却有痛彻心扉的直接感。但的确，从一开始，本雅明给肖勒姆的信也是“思想”的客观化“工具”。在他已经结婚生子但仍在攻读博士的日子里（“大学不是学习的地方”，本雅明讽刺过），本雅明在信中向肖勒姆阐释他长期关心的教育哲学——

理论就像汹涌澎湃的大海，但对海浪（可以理解为关于人的一种比喻）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屈服于它的运动，以至于成长为波峰，泛着泡沫破浪而出。这种破浪而出的巨大自由就是教育，实际上是：教学——变得可见和自由的传统，像浪潮一样从生活的富饶中突然出现的传统。（143-144页）

还能找到比这更美好的关于理论、学习、传统和媒介的“比喻”吗？而在关于“人”的比喻中，写信人仿佛无肉身，或者说在写信中脱去了肉身，书信不再是自我流露的泡沫，而是思想的客观浪涌。

而在阿多诺那一边，本雅明和他的通信开始得较晚，数量也少些，但却是二十世纪德国哲学最重要的对话之一。这组书信确乎具有更鲜明的思想作品的“器官”特征。不过，正如《本雅明传》所提示，不论二人的理论情谊如何深化，书信中本雅明始终以“您”相称，这种距离感又因为流亡时期两人地位的消长变化而变得更为微妙。所以，思想的客观形式中，也同样有个人性格和命运的歧义。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回应阿多诺关于“波德莱尔论文”的修改意见时，本雅明的一系列现实考量又在书信中化为一幅寓意画：

我要让我的基督教的波德莱尔被真正的犹太天使带进天堂。但是安排已经作出，让他在升天的最后三分之一，就在他即将进入荣耀之前不久摔落，就好像是偶然发生的一样。（809页）

如此精巧譬喻，隐含着对阿多诺（“犹太天使”）手握刊物发表权（“带入天堂”）、对稿件过分干预的无奈抱怨，背后更有本雅明困居巴黎、丧失工作和发表条件的苦楚，那大约是已经移民纽约的法兰克福学派诸君所难以理解的了。从阿多诺所谓的思想客观化的媒介，书信的散文又曲折地回到了生命境遇的真实。

因此，写信的艺术及其矛盾，必须要从本雅明的友谊生活说起。友谊——或用柏拉图的语言，“平等者之间的友爱”——是生命的根本形式，在其中，本雅明从始至终实行一种“孤独和社群的辩证法”。《本雅明传》指出：

必须把孤独培育为真正社交的前提条件……出于这一信念，故意保持距离的策略将给本雅明人生中几乎所有社会关系留下印记；这类策略包括：他严格规则化的处事方式、他在友人之间维持的不可逾越的高墙、他在交谈和通信中对私人事务的尽量避免，等等。（《本雅明传》49-50页）

因此，本雅明是“某类友谊的天才”，热诚地渴望社群，却又“和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保持距离，为自己保留绝对隐私的权利。而且，就像肖勒姆所回忆的，他刻意让自己的每一群朋友都和其他朋友群完全隔绝；他把这种行为当作自己的社交基本法则。”（《本雅明传》）。肖勒姆还特别忆及本雅明在深厚友谊中“明显客套的礼节”和“自然的距离感”，说他写一则便条也要“字斟句酌”。本雅明在给一位青年时期好友的绝交信中这样写道：“和我的朋友的接触及对话属于我生命中最严肃且最认真看待的事情。…… 正如我习惯于在思想中深究我说的每个词的后果，我也要求别人这样做。”（此信未收入1966年版《书信集》）

在这一“孤独和社群的辩证法”中，正如阿多诺所言，本雅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写信人”，他写信“充满了激情”，“传递了原始的冲动”，但又以“客观化的法则”为隔板；“书信形式非常适合他，因为它易于传达经过调和的、客观化的直接性。写信在僵硬的文字媒介中模拟出一种生气。在信中，一个人可以否认孤立，但仍然保持疏离、孤独。”（《本雅明书信集》8页）热烈直接的性情交流，也是私密自我的礼节和仪式，“他一次又一次地使自己适应于通信者，但并不因此而削弱了自己的个性；礼仪感和距离，总的来说是本雅明书信的要素”（13页）。

同样，肖勒姆在整理本雅明书信时，赞叹在“自发的交流”中体现出来的“表达能力的自然魅力和光辉”，也强调根据不同友人而来的“不同的语气，甚至是不同的声调”（3页）。更进一步说，每一份友谊的通信，在本雅明这里都形成了独有的乃至孤绝的单子或“意象世界”。每一束书信的单子都是自身的声调、语言（用阿多诺的话说，书信即“声音的形象”），都有独特的思想图象、散文语法乃至人性规则。而在书信的单子之内和之间，又有“客观化”礼法的隔断，维系个体的私密和神交的独立。这并不是说本雅明在玩着现代主义多重面具的自我游戏。其实，每个书信单子的意象世界都内在地整全，而恰恰是纷繁书信之间的种种不连贯性，构成了本雅明生命“矛盾而流动的整体”，显出一种近乎绝望的连贯的美。

《本雅明传》，作者：霍华德·艾兰 迈克尔·詹宁斯，译者：王璞，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

友谊的形式

如何化为写信的艺术？

友谊的形式如何化为写信的艺术？来看看本雅明如何为一封信开头吧。这是一封早年书信，写于1917年，收信人是本雅明从青少年时期起的好友，恩斯特·舍恩（后来是本雅明妻子的情人、本雅明在广播工作上的引路人）：

亲爱的舍恩先生，

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我等待着感谢您的来信和那本书的时刻已经到来。（138页）

诚如阿多诺所说，“他的礼貌是完美的，极其优雅”（11页）。最周到的礼貌，用此刻的“清晨”来表达对未能更早回信的轻微歉意，成了亲切可感的美文。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正在撕裂欧洲。经历了青年运动的失败幻灭，青春友人的自戕，本雅明躲过兵役，辗转继续学业。这封信在优雅的礼貌之后，还会写到：

在苏黎世消失之后，我终于到了这里。我希望像吸收种子一样吸收了战前的两年，我希望从那以后的一切都在我的精神中净化了它。……一切都在衰落，除了让我过上自己生活的以及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试图接近的那一点点东西，我发现自己在这里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得救了：不是因为生活的悠闲、安全、成熟，而是在于逃脱了恶魔和幽灵般的影响——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它们都普遍存在……（138页）

从“美丽清晨”的礼貌到精神振荡的总结，再到生活的短暂平复和生日礼物的点评，这封青年时代的短信竟已近乎达到本雅明后期在编选德语书信名篇时的评语：“几乎每封单独的信件都是一个整体，从起首语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断的、来自一种直到生命边缘之完满体验的倾吐”（《德意志人》21页）。

是的，本雅明离开纳粹德国后，曾编选了二十五封书信，出自从1783年至1883年的德意志文化史。那是本雅明世代的前史，欧洲布尔乔亚的高峰期，也只有在十九世纪初，德意志才会拥有“老歌德”，如本雅明所说，“一位如实抄写内心的文书”（阿多诺序言，8页）。本雅明将这一册历史尺牍题为《德意志人》——因为这些书信散文包含着真正的、鲜活的德意志精神生活风貌，呈现为一部德意志的“人性词典”（《德意志人》24页）。这束信札的编注，可谓本雅明对德意志人文传统的深长致意。和布尔乔亚高峰期的“坚定散文”相比，本雅明却是从“布尔乔亚的终末”中写信，是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人文精神的“危机与批评”之中写信。或许，在一战后和神学家弗罗伦斯·克里斯蒂安·朗的忘年交中，他在这位年长者身上看到了“德意志人”的最后闪光。德意志人的问题，萦绕着他给朗的每一封信：

让我从德意志的民族特性的现状开始。现在，当然，你代表着真正的德国性（事实上，冒着惹你生气的危险，我几乎想说，你是唯一一个做到这样的人……）。但这并不是你第一次听到我说，我只是极不情愿地、只是极有保留地，用我的犹太人自我，把你的追随者人数增加了一个人。（309页）。

只有在朗这样一位“在最非凡的意义上属于这个民族的人”这里，本雅明才可以如此真诚坦白地表达自己作为德国犹太人对欧罗巴的爱和认同。但在他给朗写信时，德意志人这一身份本身正要发生风暴和灾变：“德国的过去现在遭受了苦难，因为这个国家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联系都被切断了。”（311页）本雅明这样倾吐心声：

对我来说，你关于不同的民族写的一切都发自内心。对我而言，对不同民族、语言和思想的热爱是同一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并不排除有时可能需要保持距离以拯救这种爱。就德国而言，我对它的热爱当然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在那里拥有的所有重要的人生经历，因此我不能失去它。但我也不想成为这种爱的牺牲品。（317页）

而在圣诞节，犹太裔本雅明也会给最后的德意志人、基督教徒朗回寄祝福信，以“符合我们共同的‘爱的信仰’”，“我们相互称呼的‘你’已经在我心中成长为最不可或缺的形式”（323页）。但以节日问候开始的信，如此收尾：“令人恐惧的是知识分子的孤独感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强了。风暴来临的信号”（325页）。

不想成为德意志之爱在风暴中的牺牲品，那么，本雅明可能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时代的犹太人吗？肖勒姆在《书信集》序言中暗示，他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热情让他最初走向了本雅明，但其实，本雅明对复国主义的保留态度，乃至于对整个犹太精神传统的若即若离，始终是二人友谊的痛点，也成为他们书信思想交流的语言关键。正是在二人通信中，本雅明所珍爱的保罗·克利画作《新天使》多次出现，那时它还不是“历史的天使”，而是 “犹太神秘哲学唯一使者” （541页） 。可以说，本雅明给肖勒姆的信，内容丰富多彩，却总有一抹暧昧的犹太色泽——前面提到的生命和理论的大海譬喻，本雅明也自称出自《塔木德经》。

保罗·克利画作《新天使》。

那么，同样是圣诞节，看看本雅明1931年给肖勒姆信的开头：“圣诞节又快到了，或者无论我们按照犹太历如何称呼这一时间，并且与我的最佳意图相反，我们的通信中断了很长时间。”（542页） “通信中断”的时候，也正是肖勒姆越来越警惕本雅明身上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时候，而本雅明总有犹太式幽默乃至玩笑——他后来对肖勒姆说“卡夫卡作品的锁钥很有可能落在能够从犹太神学中提取滑稽元素的人手上”（788页）——用来避免严肃地使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在这同一封信中，本雅明就把辩证唯物主义比作“《浮士德第二部》中的纺纱女工”，把“庸俗唯物主义纺成如此细的纺线”，然后送上半开玩笑的祝愿：“祝你在十二个异教徒的夜晚一切顺利！”（545页）。

本雅明甚至在更早的一封信中，又一次利用《塔木德经》，开起了犹太解经学和共产主义的精彩玩笑：“要遵循塔木德关于《妥拉》中每段话都有四十九重意义的教诲。而在我的经验中，哪怕是最平庸的共产主义说教也比当代资产阶级的深刻要拥有更多的意义层级。”（此信未收入1966年《书信集》）这当然引起肖勒姆质疑。最终，耐不住肖勒姆“这难道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条吗”的质问，本雅明在1934年的一封回信中，从犹太信条的语言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语言，他所给出全部的答复，也正是他赤裸裸的生命事实：

在所有可能的形式和表达方式中，信条是我的共产主义所诉诸的最后一件事；即使以正统性为代价，我的共产主义也绝对只不过是我在思想和生活中某些经历的表达；现在科学事业不可能为我的思想提供空间，正如现在的经济形式不可能为我的生活提供空间，它是一个激烈而且并非无益的表达；它代表了一个完全或几乎完全被剥夺任何生产资料的人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中宣称自己对这些资料的权利的明显和理性的尝试——它是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我真的有必要对你说这些吗？（600页）

肖勒姆尤其反感左翼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也没有“必要”向肖勒姆分享他和布莱希特的思想文字之交，这倒符合友谊规则。本雅明致布莱希特的信，完全是另一番笔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也不会再有犹太比喻，在生猛之时，不落教条，而有“叙事剧”的间离效力，不断对思想本身的历史条件发起提问。当他提议和布莱希特合办《危机与批评》这一刊物，本雅明信中写道：“这样做的目的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由他们最特有的必要性——智力生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生存的必要性——所决定的。”（521页）

流亡时期本雅明和肖勒姆很难见面，但却有机会去布莱希特在丹麦的流亡地消夏度暑。书信中也流露出本雅明对布莱希特一家的亲近，1935年1月，他听说布莱希特的汽车彻底坏掉，信中还问起来，“如有必要，您可以以我的名义在它冷却的发动机上敬献花环”（637页）。而人们更熟知，他和布莱希特的国际象棋对弈，是丹麦斯文堡夏日的必不可少的项目，在其他友人眼中，“他们无言地下着象棋，而当他们起身时，已经完成了一次交谈”（见《本雅明传》）。到了1934年的书信，本雅明甚至对棋友提到了中国围棋：

您知道围棋吗？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棋类游戏。它至少和国际象棋一样有趣——我们应该把它引入斯文堡。在围棋中永远不会移动任何棋子，只是把它们放置在棋盘上，而棋盘在游戏开始时是空的。在我看来，您的剧本也有这种性质。您把您的每一个人物和文本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从那里它们就可以独立执行正确的战略功能，而不必采取行动。（604页）

竟然是在一位棋类爱好者介绍中国围棋的书信中，我们发现了对布莱希特“叙事剧”最简练而富有神机的图解，后来化用于本雅明对布莱希特作品的系列评述。

本雅明（左）与布莱希特在下棋。

在和布莱希特下棋的前后，本雅明也同另外两个人分别通信，一个是阿多诺，一个是阿多诺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格莱特尔·阿多诺。和这后两人的信件，可相互参照，却完全平行，散文风格的差异，或更能表明友谊、生命、书写的多重多样。阿多诺在《书信集》序言说，虽然承认本雅明的激情，绝非“禁欲主义者”，但还是无形中塑造了一个无肉身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本雅明在给格莱特尔的书信中，却绝不仅仅是“思想的器官”。他向她亲切地讲述在布莱希特处的生活，而这样的文字是给阿多诺的信中很难见到的：

天气阴沉，不太适合散步；这样更好，既然我根本不散步。我的书桌在气候方面也享有特权：它位于一个倾斜的屋顶下，稀疏的阳光偶尔散发出来的温暖比其他地方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两局国际象棋本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消遣，但现在却呈现出灰色海峡的色彩和单调，因为我很少赢。（759页）

然后，在这封信的附笔中，本雅明又对格莱特尔说：“我最近——第一次！——看到了凯瑟琳·赫本。她很了不起，她身上有很多你的影子。从未有人告诉过你吗？”（760页）

也难怪有些传记作家会怀疑在本雅明和格莱特尔的友谊中或有一丝性爱成分。给格莱特尔写信的散文语言中，本雅明是一个肉身的具体存在。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其实有“性爱冒险主义”的一面。比如，在他追求一位荷兰女画家时，他的书信充满了直男示爱的典型诗意：“亲爱的，我刚才在阳台待了整整一小时，都在想你。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学到，但想了很多，感觉你占据了整个黑暗，而远处圣安东尼奥的灯火中，依然是你（更不用说星星了）”（致安娜·玛利亚·布劳波特·腾·卡特，此信未收入1966年《书信集》）。

本雅明。

那么我们怎么能仅仅把本雅明写信的艺术归为无肉身的器官、“思想的工具”呢？阿多诺关于本雅明的生命作为“作品的媒介”的判断，极富洞见，但即便在他和本雅明的友谊单子之中，也并不能概括所有。阿多诺最后协助发表了本雅明的波德莱尔论文，在给本雅明的信中继续阐发“经验”问题。而本雅明逃亡路上的回信，却把“经验理论”追溯到童年记忆：

我没有理由向您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经验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童年的记忆。无论我们在哪里度过夏假，我的父母自然都会和我们一起散步。……我在这里想到的是我的弟弟。当我们参观了弗罗伊登施塔特、文根或施莱伯豪附近的一个必去的旅游景点后，我弟弟常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去过那里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832页）

当然，他也会立刻把话题转到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和商品拜物教理论。而这已经是1940年5月，他“回到签证的问题上”，如果社会研究所不能设法给他办理美国签证，他的生命，那个作为“作品的媒介”的生命，将遭到无谓的牺牲。信在结尾处，他又告诉阿多诺，自己正在阅读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法译本。

1940年初，他给肖勒姆的信中，谈起“我天生的孤独感”，也仍然打趣说将要出现“肖勒姆学派”。1940年6月，他给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的信中，完美的礼节只能勉强维持：“我相信今天您会允许我长话短说——尤其是因为，由于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和我的旅行，我仍然极度疲惫。”（841页）他要报告的是一个简单事实：他还活着。他最后的要求还是签证，而社会研究所的确通过交涉做到了这一点。可惜，有了美国签证，要离开正在落入纳粹之手的法国，仍是难上加难。金晓宇翻译的《本雅明书信集》中，最后一封还是给阿多诺的信，本雅明仍关心着格莱特尔不稳定的身体状况，而关于现实，他写下了最终也最切身的观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看到一些人，与其说是从资产阶级的生活下沉，不如说是突然从资产阶级的生活坠落……”（844页）

因此，当阿多诺把本雅明的生命看作“客观性的器官”，我尤其希望，我们不要简化这一思路，不要纯然把书信当作思想的形式工具。恰相反，这一生命的“客观化”，不是通过书信的形式法则而去除肉身的直接性，也不是通过必要的孤立隔绝来净化个体境遇的现场。本雅明的生命亦非纯为哲学火焰，全为了燃烧后留下理念的晶体。

诚然，在“经验解体的时代”，“书信形式是过时的”（阿多诺序言），本雅明不可能再做布尔乔亚文化兴起中老歌德那样“如实抄写内心的文书”，但他却以此解体为条件，最终完成了写信的艺术：真正的“客观化”，还是在于这样一个思想-工作的个体生命，通过这样的书信散文，成为了历史生命的不可逆转的形式——“不是偶然的传记意义上的不可逆转，而是必然的社会意义上的不可逆转”（这是本雅明关于《柏林童年》最后的导言，也出现在他给出版人的信中，此信未收入1966年《书信集》）。而今，手写书信，作为友谊和文学的形式，不仅“过时”，甚至已经“功能性灭绝”。又一次世界变局中的中国读者，却终于可以置身于“布尔乔亚终末”（“下沉”“坠落”）的书信散文的汉译之中，也由此置身于我们自己生命史的不可逆转。

2024年11月于马萨诸塞州炼狱溪畔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璞；编辑：张进；校对： 赵琳。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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