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正文

陈寅恪先生撰《狐臭与胡臭》一文，载《语言与文学》（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中华书局印本）中，其要点谓：

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此事有关。

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案陈先生之说大体甚是；惟尚稍嫌未备，请逐一考论：

（一）陈先生谓“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实为卓识。惟仅据唐崔令钦《教坊记》及五代何光远《鉴诫录》，谓：“范汉女大娘子（见《教坊记》）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作出于西胡之推测，李珣（见《鉴诫录》）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疑。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经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其实“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并非绝无，《太平广记》卷三七六“再生”二“士人甲”：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司命……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着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案《隋书·经籍志》：“《幽明录》二十卷，宋刘义庆撰。”）

案“康”为西胡种姓，此段记载正是西胡种人体具“胡臭”之明文，文中且颇尽形容描画之能事。虽小说虚拟，似非《教坊记》、《鉴诫录》等史实之比；然实可表示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西胡体具“胡臭”之观念。然则“胡臭”之得名于西胡体臭，得此记载，已可确然无疑；正不待引据唐代不充足之证据，如《教坊记》、《鉴诫录》等，而作疑似之推论也。

（二）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如引用唐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论“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云云，及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五八“小儿杂病诸候”六“胡臭”条“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云云，而曰：“孙思邈生于隋代，与巢元方为先后同时之人，故不可据巢书作‘狐臭’而孙书作‘胡臭’，遽谓‘狐臭’之称尚先于‘胡臭’也。”其实隋唐以前之书籍中，早见“胡臭”及“狐臭”之事。苟单读陈先生文，似“胡臭”、“狐臭”二事，即始见于孙巢二氏之书者矣。初学读陈文至此，恐易生误会。故不惮词费，更征引隋唐以前记载，以伸说之。

案“胡臭”之事，见上引刘宋刘义庆《幽明录》。而“狐臭”之事，亦已见于刘宋之时，《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子弟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案《隋书·经籍志》：“《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

此文中所谓“臊气”，即是腋气。而时人咸谓胡道洽是狐；可见臊气之为狐之特征，已为时人所公认。故此文未道出“狐臭”一词，实已表示“狐臭”一词，至迟在刘宋时已成立矣。

据此，知“胡臭”或“狐臭”之事，均早已见于刘宋之时。惟吾人一方面固不能断定前此必无关此二事之记载，而断言此二事即始于此时。一方面亦更不必推究《幽明录》与《异苑》成书之先后，以决定“胡臭”与“狐臭”二称究为孰先。盖决定此二称之先后，与考定腋气之得名，本别有其依据（如陈先生即依据“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及中古旧籍中腋气与西胡之关系，而决定此二称之先后，谓“此腋气中由西胡种人得名”云云也），初无预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之先后耳。然则陈先生置辨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且为隋唐后世之载籍）之先后者，得毋稍涉蛇足之嫌乎?

（三）陈先生于“胡臭”、“狐臭”二词产生先后之解释，谓：“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案此说固甚有理致，惟鄙意以为尚未免过嫌简单。盖“胡”、“狐”两者之间，疑颇有其相当关系在，而未为陈先生所拈出也。考旧籍载唐及唐以前“狐”事最富者，莫《太平广记》若。《广记》辑狐事九卷，鄙见以为其中可以透露“胡”、“狐”有关之消息者，凡有数端：

（甲）狐多姓“胡”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胡道洽，……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卷四四九“狐”三“李元恭”：“唐，……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出《广异记》）（案《广异记》唐戴孚撰，见《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同卷“李氏”：“唐开元中，……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杨氏女”：“小胡郎乃野狐尔。”（出《广异记》）案此均言狐为“胡姓”（后世小说言狐事者仍多言狐为胡姓，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当即源自唐人）。

（乙）狐姓“白”、“康”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出《广异记》）案“白”、“康”均系西胡种姓（“白”为龟兹姓，“康”在唐为昭武九姓之一）

（丙）狐长流沙碛卷四四九“狐”三“韦明府”：“唐开元中，……崔狐……曰：‘……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出《广异记》）案唐人流放多在岭表，今曰长流沙碛者，以沙碛在西域，为西胡所居处也。

（丁）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卷四四七“狐”一“僧服礼”：“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僧服礼……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出《广异记》）同卷“大安和尚”：“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变作牝狐下阶而走。”（出《广异记》）卷四四八“狐”二“叶法善”：“开元初，……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出《纪闻》）（案《纪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当出唐人手。）卷四四九“狐”三“阳令”：“唐……菩萨坐狮子上。……〔罗〕公远笑曰：‘此是天狐。’”（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有一佛容色端严，……是赵门福（案即狐）。”（出《广异记》）同卷“代州民”：“唐，……窃视菩萨，是一老狐。”（出《广异记》）卷四五一“狐”五“长孙甲”：“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举家见文殊菩萨。……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人设禁，遂击杀狐（案即前之文殊菩萨）。……复有菩萨乘云来，……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出《广异记》）案佛为“胡神”，僧为“胡道人”（多见魏晋南北朝旧籍中），佛教徒除隶籍西域中亚外亦有印度人，而时人固亦被以胡称，与西胡等视也。

案中国本土古本多狐，狐之一物，恒见于先秦旧籍之中（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氏传》、《国语》、诸子书中多有之，文繁不具引），其非属外来西域输入之物也明甚。然则其在后世载籍中，何以与西胡发生如斯之关系?于此不得不试作如下之解释：

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鹅鬼”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所引剑影双虹之室致胡林翼札中，载《学海》月刊第一卷第四册，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上海印本）。《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所载之胡道洽者，即颇有西胡之嫌疑，而时人顾咸以狐称之，殆即以“狐”称“胡”之史实之流露于小说者乎?（后世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多述狐事，时人称其影射胡人——满人，殆即此种观念之一脉相承。）

此种推测，尚可就其他方面以证明之。考中国载籍之记“狐”，最初纯为兽类，不涉神怪性质，如经传诸子书所载者均是。迨至战国秦汉之世，始渐被以神怪色彩，如《史记·陈涉世家》之“篝火狐鸣”，即为最显著之一端。惟其时之神怪色彩非狐之所独擅；其他禽兽，如牛虎蛇鼠鸡牛狸獭鱼蛙之属，无不可成精魅；狐在其中，初无特出之处。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集存世隋唐以前小说之大成，试就其中统计之，“狐”事仅及三条，远不若“犬”怪纪事之繁多。迨至《太平广记》，为唐代小说之总汇（《广记》所收固及唐以前，而实以唐代为主），则其中兽类之分配，为“龙”八卷，“虎”八卷，“畜兽”十三卷，“狐”九卷，“蛇”四卷，“狐”居其首，而于《古小说钩沉》中最占多数之“犬”竟降而仅就“畜兽”中占得二卷之地位矣。夫“蛇”、“虎”之特多，由其乃中国本土虫兽之为害最烈者也；“龙”之特多，由其为印度之所崇拜，而其时佛教已大行于中国也；“狐”之特多，且为诸兽冠，何为哉?岂非以南北朝之后隋唐之时，西域与中国交往既密，西胡或以政治，或以商业，纷纷大量入居于中国内陆之所致哉!盖华人既以“狐”诟“胡”，“狐”之中自亦渗入大量之“胡”性。故“胡”之入居也日亟，而“狐”之为怪也日烈。《广记》卷四四七“狐”一“狐神”：“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佥载》）（案《新唐书·艺文志》：“（唐）张《朝野佥载》二十卷，自号浮休子。”）疑即可以凭吾说以解之。而中国本土既有“狐”，益之以“胡”性，“狐”之一物，遂兼具本土与外来两成分；《广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赵”、“张”，华姓也，“白”、“康”，西胡姓也，华人居本土久，故曰“千年”，西胡外来日浅，故曰“五百年”，此段记载，大似透露此项消息者矣。

苟如上所说，则于陈先生之说，敢修正之曰：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惟时人多以狐称西胡种人，故于西胡种人之臭——“胡臭”，亦可称之为狐之臭——“狐臭”；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于是“胡臭”一词渐废，“狐臭”一词专行迄今而不替矣。鄙见如此，以视陈先生单据“似野狐之气”一点以疏说者，理由或较充分也。后学妄论，尚祈陈先生不吝赐正是感!

1948年3月10日

补记

拙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谓：“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意于其中。”惟匆匆成稿，虽发此义，未获确证。近日检书，始得一事，可以证成鄙说者，《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新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所纪略同）.

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天宝十一载〕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案哥舒翰尝居京师，好读《春秋左氏传》、《汉书》（两《唐书》本传），其华化已深，故宴会之际，自能举雅言酬对。安禄山则家世贫贱，幼经流离，未尝学问（详《安禄山事迹》及《旧书》卷二〇〇上《新书》卷二二五上本传），其不解哥舒翰之喻自亦固然。然不解可也，不解复何以致怒?岂非当时社会本有以野狐讥西胡之习惯。故野狐之喻在突厥之哥舒翰为失言，在西胡之安禄山则认为针对自身之讥刺，不容不大怒矣。

1948年6月9日

正文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文史》第81期，补记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九日《文史》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