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还没发售，盗版先“预售”了上百本……

来源：央视网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网上卖“盗版”“山寨书”的相关声讨层出不穷，引发众多作者、出版社和消费者投诉。平台方虽数次表示将加强监管和打击力度，但乱象仍持续发酵。控诉迭出背后，图书盗版难治的根在哪？

天下人苦盗版久矣

“新人出书太不容易了，盗版书完全可能重创一个新人，侵蚀他的市场，哪怕明明写得不错，却也难以再获得培养和支持……”

不久前，有作家通过自媒体账号发文，痛斥网购平台售卖盗版书对新人作家危害深远，再次引发出版界和社会公众对图书盗版问题的关注。

盗版书泛滥是图书市场的“顽疾”。如今，越来越多的盗版书转为线上销售，并从电商平台向各大直播平台扩散，售卖手法更隐蔽、更多样化，数量巨大，难以统计。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国家版权局供图）

记者进入一家名为某“图书旗舰店”的网店，书籍宣传图标注：“出版社直发 正版承诺”。记者询问客服，图书是不是正版？对方回复：“原版授权一比一的”，再追问才被告知：“是按原版一比一印刷的”。

“高清影印”“绝版复制”“微瑕处理”“线上甩卖”……盗版商家打着各种幌子，买家若不仔细甄别，极易落入“圈套”。

从作家到出版社、从个体读者到行业生态，都饱受盗版书侵害。

“一本书被盗版售卖了20多年，真是让我心酸。”作家刘亮程发出这样的心声。2022年，经查证，某电商平台上有90多个网店在售卖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盗版书，合计盗卖数额达500多万本。

“好消息，书火了！坏消息，是盗版……”出版社通过各种方式与盗版“斗智斗勇”。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图书采用一系列防伪手段，仍挡不住盗版肆虐；接力出版社设置打击盗版专员，经测算，盗版影响了正常销售额的20%至30%……

童书和教辅类图书更是盗版重灾区。有网民称：“最可恶的是童书盗版，会影响一个孩子对书的美好印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检测报告曾显示，不少盗版书纸张和油墨都不达标，重金属超标，对孩子生长发育会造成危害。

“盗版书会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扼杀文化创新活力，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指出。

盗版店铺得暴利

维权却艰难如“打地鼠”

盗版书为何仍屡禁不绝？业内人士透露，暴利驱使是主要原因。

盗版盗印门槛很低，无需支付稿酬和精编细校，只需低廉的印刷费用和材料。“一本万利”的诱惑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还催生出一批专业从事盗版盗印的“家庭作坊”。

盗版轻而易举，打击盗版却举步维艰。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后，同名书籍热销。在电商平台上，其盗版书低至几元一本。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告诉记者，一些盗版店铺被投诉下架后，往往第二天又上架；按照网上店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投诉至执法监管部门，绝大多数是虚假注册，查无此人。

“盗版如雨后春笋。没有形成一套反盗版体系，我们只能单打独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且效果不佳。走法律诉讼途径，周期更长，投入成本更大。”张懿说。

我国刑法规定，出售盗版书如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然而，业内人士普遍反映，打盗版就像“打地鼠”，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见效慢，困难重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金融与知识产权检察室负责人李攀介绍，这几年，盗版图书的涉案金额逐渐增大，网络销售盗版图书数量多、隐蔽性强，难以有效打击。

“究其原因，一是嫌疑人往往同时注册多个网店销售盗版书籍；二是全国各地制售盗版书籍的人员互相勾连配合，发货通常使用虚假地址，执法人员难以落地查人；三是网络数据容易删除毁灭，现场查获的往往只是小部分盗版书籍，实际销售量难以核查。”李攀说。

此外，盗版图书网店所在购物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尚未明确。广东金融学院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安雪梅指出，网络平台与经营商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日益复杂，给准确甄别真正的侵权人增添了困难。

绕不开的电商平台

面对网络层出不穷的盗版书，不少业内人士斥责盗版商家乃至电商平台。

比如“六神磊磊读金庸”公众号发文，质问某电商平台创始人：“确定要这样砍年轻人一刀吗？”声称身边两位新人作者刚出人生第一本书，就被“盗”了，“欺少年穷”“剽窃和践踏”等犀利措辞表达了对商家售卖盗版书的强烈不满。

作家刘亮程三年前曾委托律师事务所取证发现，《一个人的村庄》《凿空》等盗版书合计盗卖500万册换算金额达2亿元。在他看来，盗版等同盗窃，电商平台协助售卖盗版书等同销赃。

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曾在社交平台“五问”某电商平台，批评其“要么就是纵容小偷，要么自己就是小偷，是该重视假货横行了！”公益人、作家陈行甲随笔《在峡江的拐弯处》面世没多久就被盯上，光一家店铺就卖了2000多册盗版书，“甚至有客服公开承认自己卖的就是盗版书”。

一些盗版商往往采取隐蔽的方式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重复“开店—投诉举报—闭店”循环过程。多家出版社也因盗版书横行而苦不堪言。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发文直斥：“你们太过分了！”

据不完全统计，该平台销售盗版、盗印《红星闪耀中国》超10万册，《长征》和“哈利·波特”系列分别逾5万册……

平台背得起“盗版”的锅吗？

“以当今中国互联网公司大数据能力，精准发现盗版商的存在并非难事。”有网友边吐槽边支招，比如设定图书最低折扣价，或抓取专业图书电商网站价格信息，进行动态比对监控等。“平台是真不知道，还是懒得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平台方对此是“装聋作哑”还是“另有苦衷”呢？

某电商平台图书板块资深从业者透露，根据《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的情况下，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可适用“避风港原则”，不承担侵权责任。即电商平台经常以其是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而非侵权作品销售者来辩解。虽然“避风港原则”也受到“红旗原则”束缚，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电商平台明知或应当知晓其产品已构成显而易见侵权的，那么电商平台往往不需要承担责任。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王勉青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技术不断进步、平台经济日趋发展的情况下，网络平台上侵害著作权行为也日益复杂，“侵权行为频发的现象中，网络服务商因其较强承受力，往往成为被诉侵权的对象。对于提供服务的网络平台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版权注意义务，‘避风港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我国作为拥有世界领先互联网产业规模的国家，如何平衡产业发展与版权注意义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众说纷纭。”

她直言，过度强调平台责任可能会减少用户发言机会或增加平台经营成本，特别是对很多中小平台来说，要求它们承担过高的注意义务是不合适的。但可进一步完善“避风港规则”，更好适应新形势，更加合理分配平台的责任，在版权权利人、平台、用户以及公众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老大难”问题还需合力整治

对于盗版书这个“老大难”问题，专家建议，从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净化环境等入手，合力整治。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侵权惩罚和判赔力度。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潘凯雄认为，与高额获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盗版商家被举报后，往往只是下架整改或进行象征性赔偿，其背后高额利益的驱动为盗版侵权行为留下了“再犯”的空间。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已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完善了受刑法保护的作品范围，将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10年。张洪波认为，这会对侵权盗版行为产生震慑和警示作用。

人民出版社法律编辑部编辑江小夏建议，进一步完善对图书网店注册运行、违法行为处罚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加强网络平台监管，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李攀建议，加强对各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管，通过大数据排查短期内大量销售、价格明显偏低的店铺，及时预警并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

“通过监管各大平台，建立规范、合理、高效的盗版书举报、维权、打击、处罚、禁入等机制，对疑似盗版活动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进而高效、规范打击。”江小夏说。

专家认为，电商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应更多担负起主体责任，严格售书网店资质核验，健全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和商家信用追溯机制等。

——营造良好版权环境，强化维护正版的版权观念。

调查中发现，个别消费者在接受盗版书商提出的小额赔付、退款不退货等和解请求后，尝到了“甜头”，甚至只买盗版书、不买正版书。

“版权保护既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方合力。”安雪梅表示，要扭转这种错误观念，就要推进版权保护社会共治，在全社会树立维护正版、抵制盗版的观念。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相继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1.15万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1200余件。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完善网络版权相关法规规章，加强对互联网版权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监管，强化网络平台版权治理，推动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来源｜央视网综合新华社、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