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国祸根源：南宋朝野王安石新法的声讨

经历了从绍圣到宣和以“绍述”为名的一连串事件，接着而来的是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对于这一场国家的巨大变故，人们从政治上追究责任，首先就是归咎于蔡京所倡言的“丰亨豫大”“惟王不会”，认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导宋徽宗奢侈挥霍，既浪费了国家的财富，也横敛于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进一步则将横敛于民的责任上溯绍圣以来所标榜的“绍述”，进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别是与理财有关的几项新法。

由于不满于蔡京助长国家财富的挥霍，所以从北宋末年以来，对于“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的解释也就有了改变。这样的改变，首先见于“惟王不会”一词。自宋徽宗崇宁至政和年间蔡京依据经籍，先后提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怂恿徽宗过奢侈挥霍的生活。“丰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选择性地据经文及汉、唐注疏，将“丰亨豫大”曲解为圣人顺其性而动，则其志大行，志行之后，作乐崇德，以殷盛之礼，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并将此词献于徽宗，为之找到了以礼乐祭祀为名来挥霍国家丰盛财物的依据。“惟王不会”则出自《周礼》，蔡京据书中诸如“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会”等句，简化为“惟王不会”，在徽宗挥霍时，未尝告之以财用不足，同样是选择性地引用经文“惟王不会”，曲解为可以不顾国家财政的虚耗而任意挥霍。

针对蔡京的说法，重新来解释“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词，首先见于杨时对“惟王不会”的解释。杨时早在崇宁三、四年（1104—1105）年间任荆州教官（江陵府学教授）时，已经对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来解释《周礼》所讲的“凡用皆会，唯王及后不会”，有所辩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职，冢宰任之，王恣其费用，有司虽不会，冢宰得以九式论于王矣。故王、后不会，非荡然无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义，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杨时《龟山集》卷十《荆州所闻》）

他显然是在强调，在冢宰控制之下，王、后仍然会节制自己的开支。这时蔡京应该已经提出了“惟王不会”一词，来合理化自己的作为，杨时的解释应该就是针对蔡京而发的。到靖康元年（1126），国家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杨时侍读经筵，在对宋钦宗讲解《论语》“道千乘之国”章时，再度重申他在崇宁三、四年间的解释，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于以制度来达到“均节”的目的，既能有礼，又不害人，从而指出崇宁以来，“污吏持‘不会’之说以济其奸，私窃横敛而莫之禁，故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尚何爱人之有”（《龟山集》卷五《经筵讲义》）。宋室南渡之后，他在绍兴二年（1132）回复胡安国请教政事先后缓急的信中，认为当今政事，以理财为最先，又再次借他上述“冢宰得以九式论之”的说法，来说明他在经筵中已经提到过的所谓理财，“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龟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 · 其八》）。此后，南宋时期对于“惟王不会”一词的解释，尽管未必尽同于杨时，但大致上都从节用的观点来立论。

对于“丰亨豫大”的重新解释，则首先见于程俱，继而见之于张纲。程俱在绍兴初年任中书舍人兼侍讲，他在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日向宋高宗进故事，引述《两朝宝训》所载天圣七年（1029）五月宋仁宗的史事加以申论，指出当时可谓“丰亨豫大治安之时”，可是宋仁宗“皇皇然常若有不测之虞近在旦暮”，如果宋仁宗处于衰乱之时，“则其所以焦忧求治者宜如何也”，显然是以孔颖达疏中所讲的“居存虑亡”来解释“丰亨豫大”。张纲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吏部侍郎兼侍讲的身份进故事，引述《三朝宝训》所载宋太宗的史事，申论“财赋有国之大计，当丰亨豫大之时，蓄积为备，不可一日阙于天下，《天官》九职、《洪范》八政，必以农事为食货之首者，以见先王于此未尝不留意也”，也是以居安思危来解释“丰亨豫大”。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能事先有所蓄积，一旦有意外之事，必至于横取于民；当民力无法承担，则“商功计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说，而头会箕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并且以汉代的桑弘羊为实例来说明。他所举桑弘羊“巧算倍征，殄民资泽”的做法之一，是“笼天下之货物，坐市列肆，转贩相输”（张纲《华阳集》卷二十三《进故事》）。从张纲对商功计利之臣横敛于民的批评，以及他举桑弘羊的实例来看，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他实际的用意，是借此批评从王安石以至蔡京所实施的理财新法，“笼天下之货物，坐市列肆，转贩相输”就如同是对其中市易法的批评。绍兴年间以后，对于“丰亨豫大”一词的解释，大致也都强调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意义。

上述从张纲对“丰亨豫大”一词的重新解释，引申到他对王安石理财新法的批评，只是推论；实际上早在北宋国运濒危的靖康年间，把蔡京聚敛于民溯源于王安石新法的议论就已经出现。第一次进攻汴京的金军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退兵，到九月攻陷太原府之后，才在十月再南下，在四月到八月这段稍为安定的期间，宋廷发生了对王安石及其政策的争议。据《靖康要录》的记载，首先在四月，吴敏建议复立《春秋》于学官，并于当年贡举用以取士，这仅是就熙丰与绍圣以后停用这一部经书取士而言，并未扩大批评新政；接着有臣僚上言，以王安石执政时“改更祖宗之法，附会经典，号为新政”开头，已经涉及新政，但是他也只是认为科举考试不应取消诗赋，之所以国威不张，是由于用人不得其实，建议遵行祖宗成宪；至于王安石解经有不负圣人之旨者，亦许收用，可是禁用老庄、《字说》，这也只是就取士政策而言，并未论及取士政策以外的其他新法。他们两人的建议，都没有引起争论。

到五月，杨时在上疏中（此疏另见于《龟山集》卷一《上钦宗皇帝 · 其七》），扩大了对王安石批评的面向，用词也显得强烈。他认为蔡京以绍述宋神宗为名，实际上是挟王安石以图自身之利，他的蠧国害民、几危社稷，启自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这才是蔡京罪之所本；并且把王安石对经典的解释，和蔡京、王黼、朱勔等人虚竭国家财力、引导君主侈靡的措施联结在一起，认为王安石的学说是涂塞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的邪说，建议追废王安石的王爵，毁除其配享于孔庙的祀像。其中废罢王安石配享孔庙的建议被接受，不过当时未曾颁布宣告此事的诏书，要到南宋建炎初年才由胡寅奉旨撰写。诏中对王安石的批评以杨时的奏疏为基础，归咎大祸之本在于荆舒之学：“文饰奸说，附会圣经，名师帝王，实慕非、鞅，以聚敛为仁术，以法律为德政，排摈故老，汲引憸人，变乱旧章，戕毁根本。高言大论，诋訾名节，历事五代者谓之知道，剧秦美新者谓之合变。逮其流弊之极，贤人伏处，天地闭塞，祸乱相踵，率兽食人，三纲五常，寖以堙灭。”（胡寅《斐然集》卷十四《追废王安石配飨诏》）尽管杨时并未明言，但是他的建议显然含有停止再用《三经新义》来取士之意。

王安石的经说在北宋后期大部分的时间里，都用于科举考试与官学教学，宋神宗时代及哲宗绍圣以后更是唯一范本，其他经说皆受排斥。如果停用《三经新义》取士，对为了应举而研读此书多年的士人来讲，尤其无法忍受，因此引起很大的反弹。首先是太学生为之起哄，接着朝廷上也发生了争议。冯澥反对完全禁用《三经新义》取士，而认为应该择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改。支持杨时建议的崔 ，则应和杨时所提出的蔡京祖述王安石之说，而且扩大其内容，“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矣；绍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绍述开边，而四夷交侵，胡尘犯阙矣”，其中也包含了理财。和崔 同样反驳冯澥的李光，在其《庄简集》卷八《论王氏及元祐之学》札子中可以看到较详细的上疏内容，疏中虽然触及了蔡京兄弟祖述王安石之说，却未触及蔡京的助长君主侈靡、虚竭国家财力。见于《靖康要录》的记载，则述及宋钦宗降出盖有御宝的李光奏疏，十分扼要地说明此疏言及王安石置条例司，导致蔡京、蔡卞操继述之说，扫除祖宗法度，疏后有宋钦宗的御批：“祖宗之法，子孙当守之，何可变乱旧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诏。”并且详载翰林学士吴开所写的诏书。其中讲到蔡京“挟绍述之言，为挟持之计，内外骚动，公私匮乏”，又讲到“尚虑邪说诐行，习熟见闻，摇动众心，有害国体”，所谓“公私匮乏”已经触及蔡京的虚竭国家财力，而“邪说”一词更出自杨时对王安石学说的指责。宋钦宗在下诏罢除王安石配享之后，又一次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态度。然而诏书中所谓的“邪说”，仅是指王安石学说之不当者而言，并非排斥所有王安石对经书的解释，所以在随后宋钦宗再颁下的手诏中，又讲到“君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

此后仍有官员以不同的方式讲蔡京祖述王安石。八月间，晁说之甚至奏乞皇太子讲《孝经》《论语》，读《尔雅》，而不再读《孟子》。他的言论引起了胡舜陟的批评，认为不应由于今日不尽用王安石之学，而王安石曾自比孟子，使得孟子也得罪。宋钦宗因此颁下圣旨，东宫依旧读《孟子》。胡舜陟并非站在维护王安石的立场而批评晁说之，约二十天后，他在上疏中将金人的入侵归咎于王安石开边，认为这是崇宁以来对外用兵以及宣和末年联金灭辽的源起，并且连带论及王安石刻急之法至今为害未除。在宋廷官员争着将国事巨变归咎于王安石，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仍未休止之时，金军又已再度南下。从前述崔 的上疏可以了解，当时人们之所以会有如杨时一样强烈而缺乏包容性的态度，与蔡京主政之下长达二十余年的元祐学术之禁有密切关联，很明显是遭到多年无理压制之后，压抑于心中的极度不满终于得以发泄，而出现的反弹。

以宣和、靖康间的国事巨变，归咎于蔡京的绍述熙宁之政，亦即王安石推行新法，不仅见于靖康年间朝廷上君臣的讨论，也见于靖康、绍兴间个人的书信、著作。例如写于靖康元年（1126）的李若水《上何右丞》及《上聂尹书》，序于同年的罗从彦《尊尧录一》，以及写于靖康、建炎年间的陈渊《答廖用中正言》《与李叔易学士》《与十弟》等，详略或有不同，但皆有此意。李若水于靖康元年八月以前在朝，八月即出使于金，罗从彦与陈渊，则均是杨时的门人。

经过靖康元年君臣的议论，不仅蔡京的施政，连王安石及其所推行的新法，也被认为应为这时国家陷于危难来负责，这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意见。接着而来的是汴京陷落，徽、钦二帝北狩，北宋覆亡，宋室南渡，这种因不满蔡京而连带不满王安石的心理更为加深，也因此超越出党派或学派之外，经过宋高宗朝的逐渐演变，成为南宋时期众多人共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