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苏联这场改革几乎要重写命运，却被一小国害得前功尽弃

都说苏联解体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历史留给苏联的机会还当真不少，且不说后有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任足以救国家于水火的一把手还未来得及施展便逝世，就在1965年，没错，正是在因“无能”而饱受诟病的勃列日内服任期内，苏联也迎来了一个翻身的大好机会。那一年的9月，勃列日涅夫在重要的会议上作出指示：“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为苏联人民服务。”随后不久，在《真理报》副主编陪同散步时，勃列日涅夫又情绪激昂地问道：“尼古拉，您与我都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难道我们还不够勇敢吗？”

在苏联历任一把手中，勃列日涅夫总被特意挑出来，人们想从这个相貌滑稽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挑出一点笑料，他却从没让大家失望。然而笔者认为，别的先不说，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手腕其实是被极大地低估了。在后赫鲁晓夫时期，有手段犀利、敢想敢做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也有城府深不可测、善于隐藏心思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但恰恰是被推上前台挡枪、被以当成傀儡扶上头把交椅的勃列日涅夫翻了身，一屁股将权力坐了个扎扎实实。

也许勃列日涅夫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那样懂得如何让苏联变得实实在在的强大，但他至少心里明白，怎么才能把手中的权势攥得更紧。单单从这一点来看，不用流血牺牲，不用表面上搞得风声鹤唳、你死我活就已经达成了目的，这一点已经足够优秀了。然而就是在1965年底，逐渐进入角色的他决定：“必须要在国内、党内和干部中间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

勃列日涅夫这样考虑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手下有一个真正懂得搞经济的柯西金。

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此君在纺织工厂当工人时就已经表现得与众不同了。同僚说他处事沉稳老练，波澜不惊；1930年，他才刚刚进入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学院进修，毕业后在日梁鲍夫纺织厂混了个工长一职，两年后，他已经成为十月纺织厂的厂长了。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历史上最为敏感的时期，虽然斯大林可能会因为神经太过紧张，误会身边好端端的同志，但他却从来都不会白白错过任何一个出色的年轻人。就这样，1938年那会儿，柯西金已经成为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当的他不过才34岁。

早期的苏联并不怎么仇视美国，同样的，承认与美国存在不足，提出要向对方学习，这在当时也并不可耻。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以柯西金为代表的一些人非常热衷于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提升苏联的社会生产力，他们的工作也为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因此，即便是进入1956年后，赫鲁晓夫对政府职能部门进行频繁改组的关键时期，柯西金的职位也一变再变，但他掌管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负责中央经济计划的工作却始终没有变动。虽然此时的他在政坛上的职位乍一看并不显赫，但其影响力早已不容小觑了。

笔者在此不得不说一句，赫鲁晓夫的改革勇于打破前任留下的藩篱不假，但他急于求成、强行瞎搞的行事风格却也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甚至远远超出他给国家带来的贡献。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加上他色厉内荏的性格，很多条令稍一遇到挫折便无功而返。比起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简直弱得像小孩，两者最大的区别大概也在此了。对此，我们不妨用数据来佐证：1951年～1955年，苏联国民总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1.5%左右，工业总产值则以13.2%的速度不断递增。然而从1961年开始，赫鲁晓夫就给这两项经济指标强行打了6折（分别为6.6%和8.6%）。

领导的乱搞一通被柯西金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他曾想要劝告，但一心想着要成绩的赫鲁晓夫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因此，到了1964年10月，柯西金也转身投入到“倒赫集团”中去了。可以说，柯西金并非奸诈弄权的政客，即便是在获得了丰厚的政治红利，被推举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相当于总理）后，他也把自己的首要工作目标放在修复国家经济、力挽经济发展势头连年下降的颓势上。有这位正儿八经的“经济专家”当掌舵人，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苏联经济还当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姿态。

有了好的开头，自然要步步为营，扩大胜局。也正是在1965年初，柯西金决定形成一个体系，从根本上摆脱政府挥着鞭子赶国家前进的被动局面，要让经济蓬勃发展，让它带着国家快速前行。

1966年4月，柯西金提出了以“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为核心的整套改革方案，纵向来看，这套方案的最终目标便是突破“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经济发展的桎梏——这与赫鲁晓夫改革的目标相同，但手段却高明许多。改革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在发配每年的生产或盈利任务之前，先对企业的盈利水平作出评估，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计划；同时，政府会放权给企业和工厂，鼓励他们积极发展；政府也会将民众的工资和企业效益挂钩，多劳多得。更加远期的目标是：以真正的经济建设者取代占据企业和经济部门关键位置的官僚，建立多项奖金刺激生产集体和个人，培养一股热爱发展、勇于发展的新经济建设的浪潮。

条目看上去很枯燥，我们不妨简单理解一下：柯西金想要苏联政府松一只手，也就是把“计划经济”中的“计划”二字抹得淡一点。正巧，那会儿的业界正在对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探讨得热火朝天，局势需要改革，民众渴求改革，舆论也为改革创造造好了势，到底要不要改革，全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了。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勃列日涅夫其实一点儿也不排斥，反而十分支持，因此，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在1966年展开了，柯西金的这套改革方案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新经济体制”。

赫鲁晓夫的改革看上去不错，但其实很多措施都很不讲理；而勃列日涅夫批准的改革条目清晰，目的明确，目标正确，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苏联经济呈现出了久违的蓬勃发展势头。眼看改革即将接触“斯大林体制”的临界点，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令它戛然而止，此事便是“布拉格之春”。

正当柯西金们同“斯大林体制”做着艰苦的纠缠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掀起了一场改革，提出要建设更加符合本国国情、“更具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思路没错，但这口号怎么看似乎都像是在扇老大哥的脸。值得注意的是，捷国其实还是挺懂事的，在改革之前，他们专程低声下气地向苏联问过意见。不过，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这样的态度也被捷克斯洛伐克误认为“默许”。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此很不痛快。

捷克斯洛伐克并非第一个跑出来跳脚的，波兰仗着地盘大人多，已经顶着压力轰了一炮。波兰的成功引得华约各国一片羡慕，不少国家都蠢蠢欲动。这不，正当莫斯科为情况倍感头疼时，捷克斯洛伐克就挺身而出堵枪眼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纵容这些国家搞改革，他们倒是爽了，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就要完了。让他们东搞一下西搞一下，搞完之后，华约和经互会还怎么存在？这可是整个红色阵营的倾塌，相比之下，苏联对其他盟国的掌控都显得不值一提了。处于这种考虑，勃列日涅夫纠结再三，最终决定出兵。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大概就很熟悉了。

纵观历史，苏联的悲剧不完全在于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懦弱，而是因懦弱而产生的自我否定。

摆平捷克斯洛伐克后，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对改革噤若寒蝉，连苏联自己都开始否认自己。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新经济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随后不久，他便公开发牢骚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长时间的盲目徘徊后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在重要的会议上宣布：“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心。”——这就标志着这场足以改写苏联命运的改革到此流产了，一切推到重来却又一切照旧，“斯大林体制”再次获得了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新经济体制的悲剧无意间坑惨了另一个实权派大佬，那便是有苏联“三朝元老”之称的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此君可谓是满门苏联英雄，四儿子设计了米格-29，弟弟建立了米高扬设计局。俗话说“慈不掌兵，仁不当政”，米高扬却是个另类。赫鲁晓夫时代，他强烈拒绝对匈牙利动兵；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也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那会儿，米高扬一面积极站队，另一面却救了许多人。他善良而聪明，从列宁时代到勃列涅夫服时代，他从未失手。然而，正是因为对柯西金的支持，甚至曾表态应当让后者称为最高权力的继承人，此举给他惹来的大麻烦。随着“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破产，米高扬顿时遭到冷落，地位一落千丈。

柯西金和米高扬二人的生平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经济建设的好手，然而人生结局却千差万别。前者身在局中难以抽身，在职位上饱受折磨，直到病逝前才仓促辞职；后者却懂得急流勇退，在发现自己失势的那一刹那间便决定隐退，他的做法赢得了勃列日涅夫的高度赞扬，还为自己光荣的一生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