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纪法蒂玛王朝主要外交“联东反西”政策实行的原因

引言

公元1095年3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芒发表演说，号召信徒前往东方，十字军运动就此兴起。1099年，基督徒攻占耶路撒冷并建立耶路撒冷王国。

鉴于异教徒对于埃及本土的威胁，法蒂玛王朝后期的执政者将耶路撒冷王国作为主要敌人。

但法蒂玛人不能通过武力手段战胜“武德充沛”的西欧骑士，与老对手逊尼派穆斯林诸国和解共同对付十字军国家似乎成为较好的选择，“联东反西”政策因此成为12世纪法蒂玛王朝的主要外交政策。

一、国际局势的急速变化导致“联东反西”政策的出台

公元11世纪中后叶，中东地区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千年未有之强敌”，来自东方与西方的征服者先后进入这一地区，地区格局重新洗牌，法蒂玛王朝首当其中。

1059年，投靠法蒂玛王朝的前布韦希王朝将领巴萨里斯被塞尔柱突厥人击败，法蒂玛王朝势力撤离两河流域，塞尔柱帝国趁势向叙利亚地区进发。1060年，阿勒颇的米尔达苏王朝向塞尔柱突厥人投降，法蒂玛王朝丢失北叙利亚地区。

60年代末，由于法蒂玛王朝突厥军团对待遇不满，埃及爆发纳西尔·道拉之乱。纳西尔·道拉率领突厥军团发动叛乱，占领开罗城洗劫皇宫，基本控制中央政府。为防止重蹈哈桑·本·阿马尔的覆辙，纳西尔·道拉宣布皈依逊尼派并向阿拔斯哈里发的控制者塞尔柱苏丹阿尔卜·阿尔斯兰求援。

1070年阿尔斯兰应邀出兵前往叙利亚，但塞尔柱人对进军途中遇到的拜占庭边境堡垒展开了攻击，使得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误判，于是率领主力军团向东进发，双方在凡湖附近爆发战斗，这便是著名的曼齐克特之战，战争的结果以塞尔柱人的胜利告终。战后拜占庭帝国陷入内乱，带有移民性质的突厥人大规模涌入小亚细亚，为后来的罗姆苏丹国的建立奠定基础。

1072年阿尔斯兰去世，其子马利克·沙继承他的扩张政策，趁白德尔·贾马里将军率主力前往埃及平叛的时机，进军叙利亚并于1076年攻克大马士革，1077年入侵埃及但被法蒂玛王朝击败。

至此法蒂玛王朝的整个东部领土都被塞尔柱人占领，包括希贾兹在内的几乎全部的亚洲附庸都脱离开罗当局的掌控。尽管塞尔柱帝国军事实力强大，但游牧部落出身的塞尔柱人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过度扩张带来的问题。公元1092年尼扎姆·穆勒克这位30年来历任苏丹背后的实权人物遭谋杀。

一个月后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也暴毙，死因成疑。此后步其后尘的不仅包括马利克·沙的妻子、孙子和其他强权人物，还包括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克塔迪，这种全军覆没的态势导致塞尔柱苏丹国分崩离析为多个公国，觊觎权力者与王室家族的成员们展开了争夺。

法蒂玛王朝似乎得以光复领土，于是其与北方的米尔达苏王朝结盟并向巴勒斯坦进军，1097年法蒂玛王朝收复提尔城，1098年收复耶路撒冷城，但西方新势力的出现打断法蒂玛王朝收复失地的进程。王国建立后不久，法蒂玛人便出兵试图收复耶路撒冷，1099年双方在亚实基伦展开战斗，尽管埃及方面占优，但最终战斗仍以十字军的胜利告终。

塞尔柱人的西征和十字军东征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国际格局。原本的地区强国布韦希王朝灭国，拜占庭帝国和法蒂玛王朝也迅速衰落，塞尔柱突厥诸国和十字军国家成为这一地区新的强权，双方之间的斗争成为12世纪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耶路撒冷王国的兴起有其特殊性，组建十字军的目的带有明确的宗教性至少表面如此，激励士兵与民众的并非财富而是宗教热情，这直接导致十字军进军途中出现大量反人类性质的行为。大批异教徒被集体屠杀，那些未被杀戮的异教徒，也被夺去了财产并被强制受洗。

站在穆斯林的角度视察，十字军是这一地区的公害，双方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因此与其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尽管埃及和突厥系国家双方的历史关系并不好，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埃及和两河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成为对抗基督徒的天然盟友，这是法蒂玛王朝“联东反西”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

力量对比失衡是“联东反西”政策出台的另一重要原因。埃及的内乱与大塞尔柱帝国的分裂导致穆斯林诸国的力量大幅下降，而十字军各国由于有着西欧的支持，其军事实力却不断增强，这使得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联合成为战胜基督徒的必要条件。

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诸国的互补性成为双方联合的原因。十字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表明，西欧人的技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行动中，军队主要来源于法国、西德意志诸邦、北意大利的伦巴底人和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他们共同的特点便是重视骑兵，在战斗中优势极大。

“对敌的众多敌军之中，十字军认为突厥人是最为强大的，后者已经利用自己的帕提亚战术，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且纪律性最强的东罗马帝国重骑兵。其余如埃及法蒂玛王朝等穆斯林势力则仍在使用老式的撒拉逊战术，对十字军的威胁也要小很多”。

法蒂玛王朝虽然陆军不能和西欧骑士抗衡，但埃及有着穆斯林国家之中唯一的海军，控制亚实基伦、提尔与西顿等良港也可以从海上干扰十字军与西欧母国之间的联系，双方军事力量的不对称使“联东反西”政策得以执行。

最后，前景理论认为满足的、维持现状的国家对已有的利益比可能的利益更珍视。理性国家谋求避免相对损失，而不是谋求相对收益。如果战争改变了国土边界，那么失去领土的国家会将现状看作一种损失，过去的边界是其参照点。从而奉行风险追求的战略来弥补损失。

法蒂玛王朝在与十字军的战争中战败，失去了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圣城耶路撒冷。这导致王朝上层在国内面临强烈的不满意状态，必须冒着更大的风险对十字军国家开展，以弥补上一次战争的损失。

法蒂玛人在北方的战争之中损失大量的人力物力，产生了沉没成本，而国内要求这些成本可以取得回报，因此不得不在北方继续作战。之前的战争已经证实，埃及单方面作战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与东方国家进行合作。

二、“联东反西”政策出台与国内政治

公元1060年，法蒂玛王朝的实际掌控者雅祖力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被杀之后，亲雅祖力势力与反雅祖力势力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政治角力，埃及出现了权力真空，最终以哈里发穆斯坦绥尔亲政的方式结束长达40年的摄政时期。

常年隐居在深宫之中的哈里发穆斯坦绥尔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他没有足够的手段与威望平衡国内各个群体的利益，因此矛盾迅速激化，王朝出现长达十年的军队暴乱时期。1062年开罗地区的突厥军团和黑人军团发生大规模的内战，1064年大马士革的柏柏尔人军团与突厥人军团展开交锋。

1067年突厥人首领纳西尔·道拉发动叛乱，战胜驻守开罗的黑人部队，占领开罗城并洗劫了皇宫，成为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军队暴乱对政府组织造成破坏，中央政府事实上不复存在，从属于王朝的各个势力纷纷脱离帝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部分帝国的直属领地失去控制，出现以提尔和的黎波里为代表的商业自治城镇。

纳西尔·道拉的残暴统治并未持续太长时间。1073年纳西尔·道拉被刺杀，考虑到埃及的局势可能继续恶化，于是哈里发穆斯坦绥尔要求叙利亚突厥军团领袖白德尔·贾马里将军率军进入埃及。鉴于白德尔手中掌握法蒂玛王朝国内最后一支成建制的军队，因此只有此人可以完成稳定时局的任务。

1074年白德尔到达埃及，经历四年战斗后，埃及地区的暴乱最终被平定。凭借再造之功，白德尔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从哈里发穆斯坦绥尔手中接管了行政、财政、司法和宗教权力，自此进入军人摄政时期。

政治体制改革在白德尔将军掌权后开始施行。主要内容包括：重新划分地方行政区划，将原来埃及地区的二十余个省划分为五个军管区，并让军人参与地区行政管理，增强边疆地区作战与支援战争的能力。

将暴乱产生的无主土地出售给富有群体或通过伊克塔的方式发放给士兵，提升财政收入。修建要塞和堡垒，防御塞尔柱人对埃及的入侵。埃及出现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

1094年白德尔和穆斯坦绥尔先后去世，法蒂玛王朝出现继承争议。此时权力由白德尔之子阿夫达尔·本·白德尔·贾马里掌握，按照传统穆斯坦绥尔的长子尼扎尔应该继承哈里发的职位。由于穆斯坦绥尔的幼子艾哈迈德是阿夫达尔的妹夫，于是艾哈迈德被扶持为哈里发，即法蒂玛王朝第9任哈里发穆斯塔里。

尼扎尔并不认同这一决定决定用武力挑战开罗当局，这引起新一轮冲突。最终结果是尼扎尔失败被杀，其支持者大量出逃，穆斯塔里正式即位。但穆斯塔里的继位引起宗教争端，伊斯玛仪派由此分裂为穆斯塔里派和尼扎里派。

伊朗地区的哈桑·萨巴赫的卷入使得该问题变得极度复杂，哈桑是原布韦希王朝伊斯玛仪派负责人伊本·阿塔什的弟子，1078年曾经到埃及求学，1094年成为伊朗地区伊斯玛仪派的首领，在阿拉穆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由于位于塞尔柱人的统治中心区，因此该派教徒推崇武力，逐渐发展为日后大名鼎鼎的阿萨辛派。哈桑·萨巴赫在这次争议中选择支持尼扎尔，并成为尼扎里派的领袖。尼扎里派在伊朗的兴起成为法蒂玛王朝与塞尔柱诸国和解的契机。

尼扎里派在波斯地区引发了尼扎里运动，包括中亚在内的伊朗文化圈的伊斯玛仪派组织都脱离王朝的控制，投入到新的宗教运动之中。一方面其严重破坏法蒂玛人在东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减少突厥系国家对于法蒂玛人渗透的担忧。

其次，尼扎里派以武力作为立教之本，积极从事暗杀活动，给中东各国带来无尽的烦恼，塞尔柱帝国的首相尼扎姆·穆勒克与法蒂玛王朝的伊玛目阿米尔便是被尼扎里派的刺客暗杀，尼扎里派几乎成为这一地区的公害，各国合作剿灭成为一项值得考虑的选择。法蒂玛王朝晚期的政治斗争促进与塞尔柱诸国的合作。

结言

自1074年白德尔将军掌权开始，法蒂玛王朝便进入军人摄政时期，消除哈里发的影响力对军阀至关重要，政教分离势必推行，因此去宗教化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一时期伊斯玛仪派的宣教组织依旧存在，但宣教范围和政府支持力度逐渐减小，许多部门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