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香烟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烟民的刚需，这种需要杀头也拦不住。17世纪初烟草刚在中国大陆出现就风靡了东北，八旗军里烟民众多，严重影响了满清政权的收支平衡，皇太极一怒之下下达了禁烟令，惩罚措施很硬核“枷号八日、罚银九两”。但还是拦不住八旗的烟民，入关后八旗子弟还弄出了鼻烟壶，让讨厌吸烟的康熙皇帝都很喜欢。民国时期的抽烟也是一笔不小的，民国大帅们抽着最好的雪茄，烧着最好的大烟土，却不想给自己手下的士兵供应免费的烟草，因此闹出了下面的闹剧。
那就是用大烟代替香烟，大名鼎鼎的双枪兵就是这一“省钱”政策的副产品。在民国年间大烟真的比纸烟便宜，1927年的上海，1盒香烟要0.036银元，老刀牌香烟（英国产品）价值3个铜板。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会蹭热点的富昌烟草推出了著名的马占山香烟一听（50支）要价更是高达半个银元，这个烟草公司和马占山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在黄楚九的地皮上建厂，还请了蒋某人的恩师黄金荣题词，这笔爱国财有不少都进了黄老板的腰包，马占山将军是一点都没拿到。一个军阀队伍中的老烟民按照每天两包烟的速度抽烟，一个月就要抽掉近一个银元的香烟（一个银元兑换230个铜板）。
理论上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个三等兵平时每月是7块银元（战时有10元），就算是上士也只有15块银元。但这只有中央军和粤军能达到（粤军从士兵到军官工资都超过中央军），大部分军阀部队都做不到这一点。川军中的刘湘特别善于攒钱、攒装备，他也因此成了军阀中欠债最多的人，他手下的士兵工资不得不减半，他手下的二等兵4块都不到。西北军等没娘、缺地盘的部队就更惨了，因此不少军阀们都想出了让士兵吸大烟的主意。
民国时期中国的大烟产业独霸全球，物美价廉到和纸烟差不多。以1934年重庆市七里岗金山饭店内的高档烟馆为例，它分上中下三等铺位，上等铺位一铺一室，有糖食水果和洗脸水，吸烟一盒，付洋1元5角，多吸一盒，照每盒南烟（云南烟土，是国内吗啡含量最高的大烟，价格是四川本土大烟的好几倍）5角计算；中等铺位每盒南烟收2角5分，川烟收1角；下等大连铺，用芦席铺地，木头作枕，一盒川膏只要5分钱。西南军阀士兵吸的也大多是“第三等铺”位的大烟，也就是每盒零售价5分钱的那种，而且他们吸的还是军阀的批发价，几乎是零成本。
当时四川等地的军阀都把种植贩卖鸦片当做是头等经济来源，不少军阀比如田颂尧还征收过“懒捐”，凡是应种鸦片而不种鸦片的农民都被他们课以重税。西南军阀们的仓库里有海量的鸦片，质量高的鸦片批发、贩卖到外省（龙云的堂兄就是上海滩鸦片大批发商，杜月笙都要买面子），低质量的鸦片在他们手中比纸烟价格还低不少，自然愿意给士兵发福利。
西南军阀的士兵吸食了大烟后，精神萎靡、闹事也少，很符合西南军阀的需求，甚至也符合蒋委员长的要求（川军扩张性很差，因为瘾君子多，红四方面在四川扩军也很困难）。
这种毒品比纸烟便宜的事情甚至也在今天出现过，广东的某个冰毒村就一度开出过一包冰毒28元的超低价，比不少高档香烟还便宜，好在现在不是民国，中国也不是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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