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营州都督府和平卢节度使，契丹、奚、安禄山以及渤海国

营州（现辽宁朝阳），是隋唐两朝控制高句丽、突厥、契丹、室韦、靺鞨、奚、霫（xí）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关键区域，“地接六蕃”，也是初盛唐时期东北地区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中心。

营州地区早在5000年前就是人类文明聚居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周朝时期营州属于燕国，汉时首建柳城，东晋十六国时期为三燕都城龙城，北魏设置营州，辽时为兴中府，明代被废成为蒙古人的牧场，清代重新命名为朝阳。

营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隋唐时期辽西走廊沿海通道尚未贯通，从中原通往东北、朝鲜半岛营州几乎是必经之路。同时，这里又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末端，中亚、西亚等国的商人从北路草原丝绸之路一路东行，在营州与东北亚各势力进行交易。

（红山文化玉龙）

【初唐，营州在东北的地位相当于西域安西四镇】

李渊、李世民时期，包括投靠过来的和打下来的，一大批中原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归附了唐王朝。

其中东北、蒙古高原东部的势力大都划归营州都督府（最早叫营州总管府）管辖，其中包括安置东突厥的顺州、威州，靺鞨的慎州，室韦的师州，奚的饶乐都督府五州，契丹的松漠都督府，共计17州（一说18州），之后又增加了东夷都护府管辖东北诸族，是唐王朝初期下辖羁縻州最多的都督府之一。

营州都督府是这些羁縻州府的中心节点，治所柳城也是唐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唯一内地型州县，是真正的城市，而非安东都护府之类的军镇。柳城不但有大量的中原移民，各级官吏也按标准配备，负责辖区各族人口户口登记、赋税征收、督促边远地区入朝纳贡等工作，其驻军还带有保护各羁縻势力的作用。

（唐代营州）

各羁縻州的都督和刺史仍然是原来各部族首领，但需要唐王朝任命，各部族风俗习惯不变。按唐律规定，这些羁縻州“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唐六典》）

这些投靠唐王朝的少数民族势力，除了缴纳较轻的赋税或者定期纳贡之外，还可以通过服兵役表示对唐王朝统治的服从，而这种服兵役一般都需要中央政府的命令才能够进行，包括李世民东征高句丽都是中央政府下诏才能调动这些天生的轻骑兵，当地地方官并没有随意征调各部落的权力。

而这些内附少数民族的第二代，已经可以开始享受汉人百姓的正常待遇。在当时，就是可以为官、进学、从军、分配土地等，这是一些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梦寐以求的事情。

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让这些少数民族势力尽快融入中原。

（契丹人的生活）

营州位于农耕和畜牧区域交界地带，自然环境良好，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日照时间长，在营州唐墓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仅铁质农具就数十件，包括锄、锸、镐、斧等，并且还有大量粮食加工工具，如石碾、石磨等，证明了唐代营州地区农业发达，种植了多种农业作物，与中原其他地区农业技术水平基本一致。

营州初期应当是以军屯为主，当地驻军大部分粮食依靠军屯就基本上可以满足，不足部分或大型军事行动需要从山东半岛或江南调运。随着经济发展和中原移民的增多，逐渐也出现了大量的民屯，同时，周边长期生活的契丹和奚族也逐渐学会了农业种植，并向东北内陆传播。

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开始农业种植的开始，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当然，离汉族聚居区越近，游牧民族学到的农业知识越多；离得越远，农业种植水平也越粗放，如远在黑龙江流域的靺鞨人，虽然也有农业生产，但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

营州一带畜牧业也非常发达，马匹作为重要军事物资和日常出行主要交通工具，在这里得到了普及。其余牲畜还包括牛、骆驼、羊、猪、狗等，鸡、鸭、鸽子也很多，其中鸽子不仅有食用价值，还可以驯养传递信息。

营州是各个异族感受唐王朝强大、富饶的第一印象之地，这些常年生活在草原、森林、高山当中的游牧、渔猎部族，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到中原腹地的，而营州的唐朝官员、兵将、平民，以及来自唐王朝的手工业制品，就成了他们了解唐王朝的最佳途径。

因此，营州城治理的越好，收服这些异族越是容易。

初唐时期这种对中原子民和内附异族的差异化管理方式，既保证了中原子民的既有权利，又给投靠唐王朝的各势力融入中原政权的机会。可以想象，这种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中原政权对周边的控制力将越来越强，逐渐将不分胡汉，都是中国子民。

可惜，武则天毁了这一切。

（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的用人失误，毁了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八十年的努力】

唐王朝开国八十年后，武则天任命的营州都督赵文翙（huì）（又称赵翙）“骄沓，数侵侮其下”，又逢大灾，“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本来灾荒是收服人心的大好时机，但地方官员的应对错误激起了契丹人的反叛，蔓延数州，史称营州之乱。

之后，契丹投靠了后突厥并占据了营州地区，营州都督府只得内迁到渔阳（现天津蓟州），而一些原本依附唐王朝（武周）的势力已经无法与长安取得联系，只得也转为依附后突厥。

营州之乱是对唐王朝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原与东北、朝鲜半岛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直接后果就是渤海国的兴起和唐王朝全面退出朝鲜半岛，不但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也使得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失去了对中原政权的敬畏。

严重些说，营州之乱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走向。

（李治武则天乾陵前的人俑）

这件事情的起因固然有一定偶然性，主要是由于赵文翙本人的问题。但赵文翙死时才32岁，史书上也没有其他记录，就是留下了这么一个恶名。营州都督是唐王朝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品级最低也是从三品，最高从二品，如果没有特殊背景或者和武则天的特殊关系，32岁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位置的。

武则天把这么个人放在如此关键的位置上，一个用人不当是跑不了了。

另外，后世顾炎武曾说过：“武后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虚实，其后竟为边害也。”

顾先生说的三个人，分别来自吐蕃、后突厥、契丹。由于武则天的虚荣心和政治、军事上的无能，把中原政权内乱这一致命弱点暴露给这些少数民族中的精英人物，才让他们成为唐王朝的大敌。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

李世民时期同样是万国来朝，也不乏禄东赞等少数民族势力精英，那时哪个敢动？之前的营州都督，从李世民时期的薛万淑、张俭，到唐高宗初期的程名振、李谨行、高侃，均是一时名将，哪里是赵文翙这种年纪轻轻的无名之辈所能比的。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李世民已经选定了正确的路线，武则天却错误使用了干部，于是就有了这么个结果。李治、武则天时期周边各异族势力反叛不断，和这两位圣君在用人方面的错误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说武则天任用寒门人士是历史进步，但这个过程对唐王朝造成的伤害也过于严重了一些。

说到用人和人才培养，武则天的水平与李世民差距太大了。

（《步辇图》吐蕃大相禄东赞与李世民）

【李隆基时期，唐王朝在东北方向已经开始战略收缩】

好不容易武则天退位下台，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初期（开元五年），营州都督府才重新迁回柳城原址，这离营州之乱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开元初期唐王朝在营州军力投入仍然不足，由于契丹叛降不定，营州都督府治所又变了两次，开元八年再次迁往渔阳，开元十一年又迁回柳城。）

考虑到东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少数民族势力，李隆基逐渐加强了营州的力量，“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旧唐书》），并设立了平卢军使（后升格为平卢节度使）统管这一地区，逐渐取代了营州都督府的作用。

这是盛唐时期边疆政策的一个改变，地方节度使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等到天宝初期取消营州都督府之后，营州柳城成了平卢节度使治所，包括李治时期设立的安东都护府都成为平卢节度使下辖的二级单位，管辖范围除了契丹和奚之外，还包括新归附的渤海国忽汗州都督府和黑水靺鞨的黑水都护府，平卢节度使成为东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下辖唐军3.75万。

但这里也李隆基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安东都护府从辽东内迁到了河北，使唐王朝在东北地区只余下了营州一个有驻军的支点。李隆基的想法是以夷治夷用渤海国压制契丹，但最后造成东北地区力量不足，安史之乱后被迫全面放弃。

（渤海国）

李隆基的一系列调整，平卢节度使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但控制范围小了，营州以东再无一个唐军驻守，渤海国和新罗虽然保持了与唐王朝的臣属关系，但心却日渐远离。

而且还有了一个大问题，安禄山从天宝初期开始任平卢节度使，同时兼任范阳、河东节度使，一干就是十来年。这个在营州出生、长大的胡人后代，和史思明一样，都曾经在当地贸易集市混饭吃，从最底层的杂胡爬到了区域最高军政长官的位置。

于是，就有了安史之乱。

（唐代胡人头像）

【安史之乱后的营州已经不复为唐王朝所有，同时丢了整个东北】

安史之乱时，驻守营州的平卢军几经反复，有从贼的，也有反正归唐的，最后的胜利者候希逸坚守营州，而且一直坚持了六年之久。一边对抗契丹和奚的军事压力，一边与安史叛军交战，数次击败叛军。

候希逸坐困孤城，最后不得不率军民二万余人突围，渡海到了山东半岛的青州并站稳了脚跟，之后唐王朝任命候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虽然只管理淄青镇一处，官衔却带了平卢二字，表示营州仍然是大唐领土。

但没有唐军驻守的营州，就像落入西突厥葛逻禄势力的西域碎叶城一样，成了契丹人的牧场。唯一不同的是，契丹人也学会了农耕，也控制了一些汉人为他们耕种。

继西域之后，唐王朝又失去了整个东北。

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权威的弱化，唐王朝对外政策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出现了藩镇代行中央外交权力的现象。藩镇毕竟只是割据势力，他们真正的大敌是中央政府和其他藩镇，对外方面更不会有长远的战略设想。

于是，防御契丹、奚的北方防线退到了渝关（又名榆关，现山海关）一线，放任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上的异族自由发展。而当时渤海国和新罗虽然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藩属国，但中央政府只是在新王继位后册封一下补一道手续，其他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中唐和晚唐初期，北方防线占据地利，士兵们屯田自耕，幽州各藩镇提供后勤补给。契丹一旦入侵就坚壁清野抵抗，一般损失不大，有时还能取得胜利。

到了唐末中原大乱，北方防线士卒失去了所有的后方支持，“戍兵废散”，北方防线基本失去作用，契丹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又一个占据中原北方的庞然大物。

（内蒙赤峰契丹图腾雕像）

我个人非常赞同王夫之先生《读通鉴论》中对唐王朝对外政策的评价，“方玄宗之世，吐蕃、突骑施、奚、契丹虽倔强不宾，而屡挫衄以退，本无可用防御者。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

盛唐天宝十节度使的设置，与初唐李世民时期的积极主动有本质区别，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对外防御战略。尤其是外重内轻的格局，造成了即使在盛唐国力最强的时候，唐王朝也无法集中全部力量消灭任何一个敌人，并引发了安史之乱这个使盛唐崩塌的巨大灾难。

这一切都始于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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