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校长请把“不许”换成这五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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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兆端 北京市房山区督学。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学生发展评价处主任。

又是一年开学季。

各个学校的开学典礼陆续举行，校长讲话照例是重头戏。台上语重心长，台下正襟危坐。内容大同小异——总结成绩、提出希望、强调纪律。而“强调纪律”这部分，往往是“不许”的密集出场：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带手机进校园，不许在走廊追逐打闹，不许抄袭作业，不许顶撞老师……一份开学讲话稿翻下来，“不许”能列出一长串。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校长讲话。似乎不这样说，就体现不出管理的严肃性；似乎不把这些“不许”提前声明，校园就会乱套。

但教育，真的只能从“不许”开始吗？

一、“不许”背后，是一种怎样的管理逻辑？

“不许”式管理的盛行，折射出的是对“失控”的深深恐惧。学生不听话怎么办？出安全事故怎么办？成绩下滑怎么办？于是，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用禁令堵上。管理者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我说了“不许”，责任就尽到了；至于学生听进去多少、为什么做不到，那是另一回事。

这种逻辑背后，隐藏着一个未被言说的假设：学生天然倾向于违规，所以需要用禁令来约束。沿着这个思路，禁令越多越细，管理就越“到位”。但事实恰恰相反——学生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依然我行我素，禁令越多，猫鼠游戏就越激烈。管理成本不断攀升，教育效果却每况愈下。

更深层的问题是：“不许”式管理在校长和学生之间竖起了一道墙。校长站在墙的这一边发号施令，学生站在墙的那一边被动服从。教育本应是人与人的相遇，却变成了规则与人的对峙。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把“管住”当成了“教育”，把“不出事”当成了“教得好”。

二、学校管理中的制度分层

在学校管理研究中，制度通常被划分为四个层次：鼓励性制度、限制性制度、禁止性制度和补偿性制度。其中，禁止性制度最容易制定——划一条红线，宣布违规后果，似乎就万事大吉。但也恰恰是禁止性制度，最容易被滥用。

不少学校的校规校纪中，禁止性条款占到了半数以上。从课堂纪律到课间行为，从着装规范到电子设备使用，几乎学生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不许”的身影。当“不许”成为一种管理惯性，它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窒息。

教育学者曾提出过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制度的终极意义，是在“管”与“育”之间找到平衡。好的制度不应该让学生感到被束缚，而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很多学校的制度设计只完成了“管”的功能，而放弃了“育”的使命。

过多的“不许”还会带来一个隐蔽的后果：它剥夺了学生练习选择、练习判断的机会。一个长期生活在禁令中的孩子，一旦脱离禁令环境，往往不知所措。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允许过“自己决定”，从来没有被信任过“你会做出对的选择”。

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用规则覆盖一切可能，而是用信任激发内在的秩序感。

三、一所只有一个“禁止”的学校

在北京有一所公办九年制学校，它的校园里只有一个“禁止”——禁止任何老师对着学生说“禁止”。

这所学校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校长办公室——“看到哪里有空位，你就坐下来呀，就是办公呀。”老师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办公桌就安在学生中间。教学楼是“毛坯房”——水泥地面、白墙、没有吊顶，但全是学生可以随意玩耍的地方。建筑面积只占校园的28%，其余全是运动场。校园里有一个七八米高、百多米长的人工山包，孩子们在上面爬上爬下，在山洞里钻进钻出，山坡上的草被踩秃了，也没有人用“禁止”去阻止。

这所学校不挑生源，划片招生；不挖骨干教师，每年只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它做到的，不过是从心底里相信一件事：孩子需要空间。

取消了“不许”，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56个社区，是学生自主运营的多家公司，是充满辩论的“本周观点”玻璃墙，是每个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课程表。校园里，六年级的学生可以带着笔记本电脑向来访者推销自己公司生产的糖果，讨价还价，现场成交。初一的学生可以注册一家保洁公司，真实地接单、分工、运营，经历业务停滞、协作失灵乃至公司“自然死亡”的全过程。

有同行参观后感叹：“这样的山包包要是在我的校园里，早就被上级领导下了《安全整改通知书》了。”这话说得实在，也说得心酸。我们太习惯于用“安全”的名义把一切可能带来乐趣的东西都禁止掉，却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恰恰需要这些带一点点风险的、真实的体验。

也有人说： “我们做不到。”但仔细想想，那些被当作“做不到”的理由——场地不够、编制有限、生源复杂——这所学校同样面对。真正不同的，是对“教育是什么”的回答。

四、开学了，校长该说什么？

如果“不许”不是答案，那什么才是？开学典礼上，校长的话可以更长、更有分量。以下五句话，或许可以替代那些冰冷的“不许”。

第一句：“我看见你了。”

每个新学期，都有学生带着期待、忐忑、好奇走进校门。他们需要的不是被规则定义，而是被看见。看见他们的独特，看见他们的努力，看见他们的困惑。开学典礼上，校长最应该做的，不是宣告禁令，而是告诉每一个孩子：你很重要，你被看见了。当一个孩子感觉到自己被真正看见的时候，他会主动地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任何“不许”都无法激发的力量。

第二句：“你可以选择。”

教育的本质是让人学会选择。一个没有选择权的学生，永远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不是用“不许”压缩选择空间，而是用“可以”拓宽成长路径。当学生拥有选择的权利，他们才会学着为选择负责。开学之际，校长应当告诉学生：这一学期，你有无数种可能，你可以选择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

第三句：“我信任你。”

信任不是管理的奢侈品，而是教育的基石。如果学校管理的模式是时间、空间全覆盖，学生的一举一动全在监视之下，那本质上是缺乏信任。而缺乏信任的环境，培养不出有责任感的人。开学典礼上，校长应当说出这句话：“我信任你。信任你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信任你会在犯错之后学会成长。”信任的给予本身，就是一种塑造。

第四句：“去试试看。”

成长需要尝试的空间。过于强调“不许”，本质上是不允许试错。而不允许试错的环境，只能培养出害怕失败、不敢行动的人。真正好的教育，恰恰要让学生明白：失败是被允许的，“烂尾”是被允许的，不完美是被允许的。开学了，校长应当鼓励学生：去试试那些你没试过的事。因为试过之后的成长，比从未尝试的“安全”珍贵得多。

第五句：“我在这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校长不在远离学生的办公室里，而在学生中间。坐在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把钱花在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把方便留在离学生最近的地方。开学典礼上，校长最有力的宣告不是“我会严格管理”，而是“我在这里，在你们身边”。当学生感觉到校长不是那个发禁令的人，而是那个和他们在一起的人，教育的温度才会真正传递。

五、从“不许”到“可以”，需要改变什么？

把“不许”换成这五句话，当然不只是修辞层面的调整。它意味着整个管理思维的转变。

首先，是从“控制”到“信任”的转变。传统的“不许”式管理假设学生天然倾向于违规，需要用禁令来约束。而“可以”式管理假设学生有向上生长的内在动力，教育者的任务是激发而非压制。这不是放任，而是更高层次的引导。信任不会带来混乱，恰恰相反，被信任的人更值得信任。

其次，是从“管住”到“育好”的转变。“管住”只关注行为是否符合规则，“育好”关注的是人是否在成长。禁令再多，也管不出一个有内在驱动力的人；信任和空间，反而能生长出真正的自律。当学生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尝试的勇气，他们才可能真正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最后，是从“以管理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当校长坐在办公室里审批一份又一份“不许”的文件时，他离学生很远。当他坐在学生中间，被学生当作一个平等的对话者时，他离教育很近。这种转变不需要额外的经费，不需要政策突破，只需要重新审视一个问题：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到底是为了管理方便，还是为了学生成长？

开学了。讲台上，校长即将开口。

与其把“不许”列满一页纸，不如试着说出那五句话。少一些禁令，多一些看见；少一些控制，多一些信任；少一些高高在上的训示，多一些并肩同行的陪伴。

底线当然要有，但教育的想象力，永远在底线之上那片广阔的空间里。新学期，不妨从换掉第一个“不许”开始。

作者简介

李兆端

北京市房山区督学。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学生发展评价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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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李兆端

编辑丨智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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