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代价

昨天读到某学者一篇回忆文章，提到她的清华同学、人民日报记者金凤的遭遇。
金凤为人热情正直，勇于说真话。大跃进时期，金凤写过几篇反映浮夸风的内参，“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幸而尚被容忍。”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金凤还不知“审时度势”，一如既往地对她认为“不正常”的现象积极写“内参”反映情况，期望得到纠正。
金凤在空军采访时，惊讶地发现空军提出“以革命领袖思想占领天空”的口号，飞行员与地面联系时，双方先念一句语录，再说飞行术语。
金凤认为这样做既荒唐又危险，在决定生死的分秒间，听错了或延迟了指令怎么办。于是她又忍不住写了《内参》，说空军学毛著“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的原则。这份《内参》给她带来了五年牢狱之灾。

她在狱中遭受的最重大打击，是作为军人的丈夫“奉命”与她离婚，并再婚生子，重组家庭。金凤后来写文章回忆这件事说---
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讲真话只不过是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标准，可身为记者的金凤因为讲真话，却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金凤写的那份内参有多么宝贵，可以说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可在那个时代，人们却认为这份内参居心不良，充满毒素，并对写作者予以义正辞严的打击，不仅剥夺了她的自由，而且夺走了她的家庭。
一个说假话能得到种种好处，而说真话却付出代价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的不正常的社会。

说真话不仅是记者最起码的职责，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和良知。无论古今中外，不说假话都是人宝贵的品格。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说真话虽然会付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说假话无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虚假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使自己的生命沦为虚假，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