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莫孝贞参加新四军，她将在抗战岁月中拥有5个名字、5段人生

1941年1月28日，17岁的浙江姑娘莫孝贞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一师“社会教育服务团”，团长为她改名叫莫奇。她从未料到，她将在抗战岁月中拥有5个名字、5段人生。

莫孝贞1 5岁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在地下党员黄容林老师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进入新四军后，莫奇和大家在夜里急行军，天刮风下雨漆黑一团，她的衣服鞋袜全都湿了，一脚水一脚泥，走到一座独木桥，大家都过去了，莫奇怎么也不敢过，急得站在桥边哭，后来一位老同志发现后回来拉着她的手慢慢走过桥去。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都跑掉了，他们找到一户地主家的院子，稍作休息，到要出发了，大家怎么也找不到莫奇，原来她一头倒在地主家的床上睡着了。

1942年，敌人进行春季大“扫荡”，莫奇随部队转移到浙东四明山地区，分配在中共浙东区党委所属姚南办事处政工队，主要做民运工作。鄞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因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组织上决定由莫奇接替陈洛宁，去浙东鄞西古林区交通站担任站长，地点设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5里路。因工作需要，莫奇又改名为包美英，从此，她成为该村群众包荣庭家中的一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做秘密交通工作。站里只有她和十二三岁的小鬼刘爱田。

包美英常把要转送的文件藏在包家的水缸底下，有时藏在柴草房里，或者藏在厕所旁边的缝隙里。为确保文件转送时不出问题，她们想了多种方法，例如有一次，文件较多，担心出问题，包美英和小刘打扮成姐弟走外婆家的模样，在包家大哥的帮助下，买来一些毛竹笋，挖空后，把文件包好塞在里面，混在其他毛竹笋中。有时她把文件缝在小刘的鞋帮里。1943年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包美英得到一份情报，伪军第十师三十七团即将向我根据地进犯，必须尽快把此情报送给驻在后屠桥村附近的我军第五支队某部。军情紧急，不容延误。从包家岩到后屠桥，相隔20多里路，她不敢走大路，怕碰到敌人，专拣小路走。一路上有许多野坟，她心中有些害怕，硬着头皮快步往前冲，冲出了那块墓地，一路急赶，足足走了约3个小时才赶到目的地，完成转送党的机密文件的任务。

1944年初，包美英在包家岩村被捕，后为400工作组地下党周迪道营救。周迪道化名朱人达，是宁波日本宪兵队“八大密探”之一。为掩护“401”朱人达在日寇宪兵队里站住脚跟以及反间谍工作的需要，包美英又奉命改名徐国芬，与朱人达假扮“夫妻”，潜伏在日本宪兵队。

徐国芬俨然成了日本宪兵队“密探朱家”的内管家。他们租住在宁波南大街10号，这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东徐章翠，是铃木政一的干娘。上级有指示都由乐群来传达，他们称她“表姐”。每次“表姐”来了，小组的同志都到她家，在楼上会客厅以打牌为掩护，听取指示，徐国芬则为他们望风。

徐国芬经常利用朱太太的身份与伪军长官家属交朋友，有空就与她们一起聊天、看戏、打牌，替她们看信、写信，取得她们的信任。通过与她们的接近，收集情报。徐国芬表面看起来天天穿着时髦，烫着卷发，穿金戴银十分光鲜，其实每天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45年春，有个叫张小萍的女大学生，从上海来四明山参军，路过宁波时，被伪县政府抓去了，上级要求400组设法营救。朱人达把这个任务交给＂妻子＂徐国芬。她利用自己与伪连长母亲和妻子的关系，跟她们说自己表妹被县政府抓去，请伪连长陪她去监狱探监。徐国芬在他的陪同下，进了监狱，见到张小萍，自称是她的表姐，把事先准备好的钱物送给她，并要求看管牢监的人多关照她，不久张小萍被营救出来，顺利到达解放区。

1944年秋，徐国芬和朱人达根据上级指示，将新四军急需的一箱炸药从上海带往宁波，惊险回到宁波。“400小组”又设法将它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插在敌人心脏。它收集大量情报，营救了十几个战友。直到1945年8月15日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接浙东区党委城工委的指示，全组同志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安全撤出宁波，回到四明山根据地。归队以后，同志们分头回到各自的部队。徐国芬又改名徐笑奇，被安排到新四军二师淮南建设专门学校（后并入华中干校）学习，直至全国解放。

从莫孝贞到莫奇，从莫奇到包美英，从包美英到徐国芬，从徐国芬到徐笑奇，徐笑奇走完了青春抗战岁月。她说：＂我总想告诉年轻人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 2012年，抗战女兵徐笑奇老人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