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百义/《二月河评传》得失谈

回顾新时期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作家二月河以其代表作“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为世人所重。作家逝世已近五年，但无论是读者和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因为作家的离去而“人走茶凉”，而是热度不减。二月河先生的多卷本历史小说系列作品，在我所曾供职的出版社，每年销售仍达数十万册；对作家的研究，依然在深入进行。

二月河先生逝世的次年，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导师郝敬波先生便推出了专著《二月河论》。2021年郑州大学编著了纪念册《永远的记忆》。现在，我手头又有一本由中原作家鲁钊撰写、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的《二月河评传》。收到鲁钊先生寄赠的作品，我反复研读，与二月河交往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作为二月河作品的责任编辑和老朋友，我来谈谈阅读后的感受。

人物传记，从作品的分类上来看，既属于文学，也属于史学。传记文学的鼻祖司马迁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刻画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因此，作为传记，无论是文学传记，还是史传，抑或是学术性比较偏重的评传，再现传主的人生，塑造传主的形象，是传记写作的主要任务。本传虽然称为《二月河评传》，但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段，第一部分是“前二月河时期”，即凌解放时期，那是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第二部分才是“作家二月河”的流金岁月。

关于二月河的生平，坊间虽然有零零星星的介绍，包括二月河本人，在自传《密云不雨》和短篇的文章中有所记述，但无论是传主本人，还是其他的研究者，都还没有系统而且完整地对传主平凡而传奇的一生进行过文学呈现。如二月河说他“生在山西、长在河南”，但在读者的印象中，二月河是河南南阳人。我虽然知道二月河出生在山西昔阳，也并不知道二月河的出生地曾经属于那个世界闻名的大寨公社——现在称为南庄的山村。本传的开始，作者鲁钊便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山环水绕的凌家大院。这个耕读传家的家族，在二月河的曾祖父一辈，曾出现“一门三秀才”的盛况。毫无疑问，这里是二月河的诞生地，是传主二月河生命之源、文学之源。作者细腻而深情地描述了这个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囍”字大院和“福”字大院的建筑风貌，追溯凌氏家族散枝开叶的发展历程，展现凌氏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献身革命、浴血沙场的感人事迹。

一个天才作家的成长历程，虽然是诸种因素的合成，但家族的影响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且不说“三苏”“三袁”这些文学世家，如果我们探究当代作家的身世，如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萧红等，无不与他们家族的文化底蕴有密切关系。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智商虽然有后天努力的因素，但先天的遗传则是十分重要的，二月河也不例外。正如鲁钊所言：“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1]。太行山西麓的这座山村，便是孕育天才作家二月河的摇篮。

当然，一个天才作家的产生，还与他童年的经验十分密切。从大多数作家成长的经历来看，童年是天才作家的温床。二月河两岁时，在母亲的襁褓中横渡黄河，在风陵渡漫天的风雪中，命悬一线的二月河戏剧性地被舅舅救下。二月河的父母亲为了解放全中国，也是为了离开那个要被“革命”的富农家庭，来到了崇山峻岭中的河南栾川。野狼钻进床底的惊险，屋顶坍塌时的慌乱，逃学少年的万般顽皮，在鲁钊诗意的笔下，二月河度过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尽管二月河后来随父母亲又到了邓县、南阳，但在黄河边生活的情景让他终生难忘。以至于他拿起笔进入文学天地后，他记忆中的黄河已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是冲决一切的文化和文明。若干年后 ，当《康熙大帝》第1卷即将付梓时，黄河二月冰凌解冻时那种气势磅礴的场面立刻浮现在眼前，他以“二月河”作为自己的笔名。从此，凌解放隐入幕后，作家二月河由此诞生。这些童年生活的储藏，后来还有不少片断写进了他的作品。如他在《乾隆皇帝·风华初露》中移植了陕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特殊地形——将监狱置入黄土高坡的地下，演绎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对于作家而言，父母的影响更为重要。二月河在谈到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曾说，“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2]”二月河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老战士，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而二月河的母亲，1943年追随丈夫入伍，骑马打枪，侦察锄奸，枪毙犯人，巾帼不输须眉。二月河创作时为了保持清醒头脑而用烟头灼炙腕部，就是从当公安局副局长的母亲那儿学来的。二月河晚年曾经写过回忆录《密云不雨》一书，追忆家族和家庭，缅怀已经逝去的父母。在二月河的心目中，英年早逝的母亲永远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具有“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3]。他在回答记者关于创作的毅力从何而来时曾回答道：“是母亲给的”。母亲从未进过学堂，靠自学写得一笔端庄秀丽的好字，写总结写报告“颇生动焕映”。在他的回忆中，母亲刚柔相济，是英雄，更是慈母。母亲为他缝衣补袜，包饺子做面鱼，点点滴滴，让他终生铭记。

十年的行伍生涯，二月河以保家卫国、马革裹尸的豪情参军入伍，但实际上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他一直在与地球战斗。先是修堤坝、掘地洞，后是建营房、挖运煤。塌方、冒顶、电击，多次死里逃生。当兵十年，高中生凌解放业余时间全用读书、访古来丰富自己，排解烦恼，直到以连副指导员的身份转业回到原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时，他已临近不惑之年。他说，当他戴着矿灯，穿着长靴站在乌黑的煤水中时，就像一个人从锅底往上爬，任何角度，都是前进的方向。

从出身来看，二月河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但是，由于凌氏家族有深宅大院，家有余粮，凌家儿女尽管有十余人先后投身革命，有四人英勇牺牲，可是无法回避“富农”家庭出身这个印记。这个帽子困扰了二月河父母多年，也影响了二月河的“进步”。等待着他的，是未知的人生前途。不过，命运在给他关上一扇窗户的同时，又给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文章憎命达”这句话在二月河身上又得到了应验。作者鲁钊通过抓住二月河人生道路上的这些重要节点，记录作家前进的足迹，解码作家成功的秘诀，让我们看到了“前二月河时期”凌解放人生的跌宕与曲折。

当然，既然是作家传记，就离不开分析作家的作品。通过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作品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家创作以及出版的过程，作品在社会上的反响，来认识作家，探究其精神气质。这种文本的细读和科学的阐释，于揭示传主的思想、经历和命运，是相辅相成的。

从部队转业来到地方工作，年近四十、没有大学文凭的二月河感受到了晋升的压力和人生的迷惘。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扬长避短，选择了写作这条道路。后来，他在文章中，用“硬着陆”和“软着陆”来形容自己奔赴文学的艰难，用“二级跳”来形容自己实现文学梦想的过程。红学研究是他的“一级跳”，创作历史小说是“二级跳”。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冯其庸等前辈的提携。历时十八年，二月河完成了53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尤其是三卷本《雍正皇帝》出版后，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好评，被专家称为“是一部五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好作品”[4]。被改编为电视剧上映后，更是轰动全国，妇孺皆知。香港《亚洲周刊》聘请国内外汉学家评选20世纪100部长篇小说，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榜上有名，本世纪有关部门组织评选“建国70年70部优秀长篇小说”，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又名列其中。

在本书《风华初露闯文坛 剖析肌理有“秘籍”》一章中，鲁钊从十个方面，分析了二月河作品的特色。从作品的主题设定、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叙事方法、心理描写等角度来阐释二月河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二月河对历史的谙熟掌握及灵活运用、对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深刻阐释、编织故事的能力、传统文化的厚重、文白杂糅的拟古语言等等。据我所知，鲁钊并不是“学院派”的批评家，但他对二月河作品的分析却是切中肯綮，言简义明。

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与价值判断，不仅要写出他做了什么，还要写出他行动的历史动因和心理动机，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对二月河作品的价值已经有了共识。但上个世纪当二月河刚刚推出《康熙大帝.夺宫》时，省里的报纸用整版的篇幅批二月河的“唯皇史观”。面对着二月河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人对二月河的作品风言风语。二月河虽然内心也有所徬徨，但相信在评价一个皇帝时，只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这个皇帝就值得去书写和肯定。这“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改善百姓生活；有利于科技发展，促进社会进步”。《雍正皇帝》中雍正之暴死，历来是各界议论的焦点。是因为乱伦的内心谴责，还是丹药的毁蚀？二月河留下了一个悬念。乔引娣这个人物的设置，引起专家的批评，认为二月河宣扬乱伦，于情不合；也有人认为二月河受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雷雨》的影响，以死来自我放逐。但鲁钊分析后认为，二月河设置重重迷雾，其实在题目中已暗示雍正之死是因为“鼎丹”所致。可谓拨开迷雾，一语中的。

只有高中文凭，又出身于行伍家庭的二月河，在“落霞三部曲”中所体现出的深厚的历史修养，让理论界的专家都曾经叹为观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主编蔡葵先生在《雍正皇帝》研讨会上曾说：在涉及清王朝这段历史上，“作者要什么有什么，几乎没有他不熟悉的，没有他不能写的”[5]。二月河身上有很多让人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能”成为读者关心的话题。鲁钊在书中间接解答了读者的关心，他多次写到二月河刻苦读书的故事。如他在部队时从“破四旧”的火堆里抢出一批书，这其中有《辞海》《说文解字》《宋元学案》《卜辞通纂》《广韵声系》《经籍纂诂》《诗经》《楚辞选》等。其中工具书《辞海》，随他从南到北，一直保留在身边。书中还写到他在部队任副指导员时，因为经常在上厕所时看书，以至时间过长，起身时曾摔倒在地。至于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二月河更是反复阅读，揣摩作者的写作技巧。据二月河自己对记者说，《红楼梦》一书，他先后阅读不下五十遍，对书中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甚至是人物的一句话，他都谙熟于心。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写好《康熙大帝》，二月河如饥似渴寻找可以帮助自己写作的书籍。评传第十七章《破烂溜丢视珍宝 定题“大帝”敢为先》，写二月河读书痴迷，“一脚踢到石头上，指甲盖破，鲜血直流；还曾头撞路边树，惹得行人笑其‘神经病’。为了看书，他多次在书店被不耐烦的店员夺书赶走，被图书管理员遗忘关在馆中，自己仍不知晓。”他为了搜集清代的资料，“能买就买，能抄就抄。”二月河曾说，“我摘抄，剪报的资料，得用好多个麻袋装。”上世纪八十年代，书店里还存在书荒，加上二月河本人也没有多少钱去购书，他就经常到家附近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去淘旧书。他的《普希金诗选》《红楼梦批注》《国变难臣钞》《纪文达公遗集》《子不语》《南山集》《食货志》等，都来自于这个废品站。

当然，作者在书中不仅重点关注二月河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还关注作家性格上的不同侧面。如二月河成名后乐于助人，谦虚谨慎，放弃做官的机会，甘于留在南阳等等。如二月河扶弱助贫的行为，鲁钊在书中一笔一笔罗列捐款的次数和金额。如1999年《世纪哲人冯友兰》画册出版遭遇经费问题，他主动资助10万元。《红楼梦学刊》经费紧张，他一次资助30万元。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胡雪岩》的稿费，他让出版社直接将钱全部汇到南阳市总工会，资助下岗工人，他一分钱也没有留。南阳市一个小学校建图书馆缺钱，打报告找区政府要钱，二月河知道后，一次捐了5万元。他读初中时的王老师生病，他每年定时寄去2000元。邓县修复花洲书院，那里是他读书时的学校旧址，他也捐款赠物。市文联、市作协成立创作基金会，他第一个捐赠了15万元。文联要建办公楼，评奖，二月河写了上百幅字，画了几十幅画，无偿送给有关同志。有些商人要收藏他的书画，他要这些人到“希望工程”办公室和工会捐款，他凭这些捐款证明来领取作品。二月河捐了款，还不让宣传。如他给《红楼梦学刊》捐的款，二月河去世后，学会的同志写文章纪念他，这事才传出来。其实，二月河自己在生活上十分节俭，开支能省就省，衣服鞋子，都是大路货，一件也谈不上是什么奢侈名牌。

当然，不管是文学的再现，还是理论的剖析，首先，作者必须全方位地掌握传主方方面面的材料，才能写出传主的“精气神”，才能对传主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鲁钊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条件。

本书的作者鲁钊先生现为南阳市卧龙区作家协会主席，南阳市作协副主席。二月河退休前，也曾担任这个职务。二月河退休后，一直住在作协所在的区委区政府大院中。同时，鲁钊的父亲与二月河当年同时进入铁道工程兵部队，因为这层关系，鲁钊一直尊称二月河为“皇叔”。鲁钊从部队转业回到南阳后，就开始研究二月河，他曾出版过记录二月河创作与生活的《直面“皇叔”二月河》一书。二月河先生逝世后，鲁钊组织成立了二月河研究会，出版了《二月河先生纪念文萃》一书，同时，他不满足已经掌握的资料，重返历史现场，带领南阳的青年作家重走二月河人生路。谈到创作《二月河评传》，他坦言：“多年工作生活在先生身边，我有理由、有义务，更有条件、有优势，也有信心、有能力，把读者尊仰热爱的先生背后的故事、人生传奇讲述出来。”[6]

撰写人物的传记，如果传主在世，作家可以直接向传主请益、求证，如果传主已经逝世，则必须充分搜集资料，还原传主全貌。鲁钊曾经在二月河身边工作，不仅可以当面求教，还很早就注意搜集有关二月河的文献资料。据鲁钊本人说，他曾经超百次正式采访与二月河交流，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材料与细节。如二月河创作《康熙大帝》之初，很多的文章都写到二月河在上海“红学会”的年会上脱口而出“我来写”这件逸闻趣事，因为这样写更有现场感，戏剧性，更能显出作家的底气，或者说可爱。但二月河却告诉鲁钊，“你可要知道，那是啥场合，能轮得上我说话。”[7]在关键节点上诸如此类的证伪，对于研究二月河创作史，是十分有说服力的材料。再如冯其庸先生在世时，作者曾专程去请教他当年是如何帮助二月河的。冯其庸却告诉他：“二月河的成功，是天才加勤奋。但是，不能仅是赞美，一定要写出他的苦来，解放这孩子，经历的挫折、困苦、磨难太多呀，身苦心苦，他是在苦熬中，绽放了成功之花。”[8]

同时，鲁钊不仅注意搜集资料，还专程到二月河工作和生活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去体味、揣摩、想象传主当年的心境。如他曾四次去到二月河的出生地山西昔阳凌家大院考察，去到二月河在山西汾河修堤的现场。虽然鲁钊自己也当过兵，下过煤矿，有深刻感受，但他仍坚持找到二月河挖煤时的废弃矿井，想象二月河当年重体力劳动的艰难、多次与死神遭遇的场景。这些细致的田野考察，弥补了二月河记忆的链条，也丰富了二月河研究的资料。

在本书中，作者在写到二月河作品出版的前后时，也曾提到笔者。如传中写到本人何时去找二月河组稿，何时签署合同，出版前后的曲折，书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再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第一卷出版后，我曾写过《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一文，发表在1992年第2期的《小说评论》上。这篇文章在理论上虽然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突破，但这是继冯其庸为二月河《康熙大帝》撰写书评《龙腾虎跃 波谲云诡》后，在全国范围内为二月河鼓与呼的第二篇文章。当时文坛并不看好二月河的创作，认为他的历史小说充其量属于“通俗文学”，评论界很长时间无人站出来肯定二月河。后来二月河大火，研究者众，但无论是汇编研究资料，还是二月河的研究者，可能因为时间较早，大多忽略了我和冯其庸肯定二月河作品的文章。从这一点看，鲁钊对二月河研究资料的搜集，所下的功夫，与某些研究者相比，工作要做得更仔细，更深入些。

当然，作为第一部以二月河为传主的人物传记，本书虽然具有很多优点，但我个人认为，书中也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本书作者将此书称为“评传”，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评传“是叙述与评论的结合”[9]，属于学术性的传记。本书虽然部分章节以评论为主，但在全书中所占比例较少。研究者认为，少量的评论并不代表就是评传，“很多传记以‘传’命名但实际上包含许多评论的成分”[10]。本书的重点，无论是二月河从事文学创作之前，还是走上创作道路之后，行文以叙述为主。如山西凌家大院、山城栾川的四时景物，黄河的万般气象，叙述与抒情的成分较多，作品注意渲染传主成长的环境、氛围，注意再现历史的场景，文字铺排，意象迭出，并不是学术著作那种有节制的零度叙事，与理性的学术传记稍有一定的区别。

同时，本书使用章回体，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用章回体来概括每章的内容，在传记中也算是一种创新。但从章回体的特殊性来看，评传采取这种形式又让人感到不够妥当，有方枘圆凿的况味。章回体是话本小说的一种叙述形式，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方采取这种对仗的题目，用以概括全篇的内容，吸引读者注意。其实章回体话本有比较固定的格式，分为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六部分。罗贯中的章回体小说借鉴了宋代勾栏瓦舍中说书艺人吸引听众而演绎的话本表达方式，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是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写人的传统上，创造性地将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与古典小说的形式加以结合，虽然题目采取章回体，但内容却并未拘泥于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套路。这种现代章回体形式虽然谈不上如鲁钊所说，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自信、非悍将莫敢为”的追求，但作为叙事文学，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也算自然恰切，水到渠成。虽然鲁钊以此种形式向二月河的章回体小说创作学习致敬，但作为学术性的评传，或者文学传记，采取章回体，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说，稍有“违和”之感。

评传中，鲁钊对二月河先生的一生及其小说艺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二月河“是一位奇人，一位仁人，一位巨人，一位达人，一位贤人。”“是拓展文学，影响文化，炫耀世界的名流”[11]。这种激情叙事，书中尚有不少。如果放在抒情性的文体中，这种表达未尝不可，但作为研究性的专著，传主与传记作家之间，应是平等的交流。对传主的过度夸饰褒赞，会丧失传记作家本人的主体性，进而会丧失科学性和理性。当然，一位传记作家对一位传主的长期跟踪研究，会从内心里涌现出一种崇敬的仰视心态，但作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要注意适可而止。既要深入进去，也要能够跳出来，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胡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传记作者与传主生命是一个相生相克的过程。如果传记作家对自己长期观察研究的对象不能保持适当的距离，那写出来的传记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立体全面。

书中有一章“作哑谜妙趣横生”，作者汇集了自己如何将二月河的名字制成谜语联对的成果。将作家的名字拿来打趣，朋友聚会偶一为之，用来解颐尚可。但在作家的传记中，用一定篇幅来写这种“开涮”二月河的谜语，不仅于塑造传主形象无益，而且也不符合评传的文体特征。另外，按照学术规范，引用他人的文字，包括二月河本人的作品，都必须注明原出处。书中引用的文字，一般是为了用来证明作者的观点，引用内容长短必须适度。如传中写二月河在家中讲英国的那个笑话，篇幅较长，完全没有必要全文录在作家的传记中。这些，希望作者在作品再版时能够完善，也希望编辑同仁在书稿加工时注意规范性，提高本书的学术含量。

不过，尽管有这些白璧微瑕，鲁钊的《二月河评传》，无疑还是国内目前所见的最贴近作家、最接近事实本真的一部作家传记。由于作者与二月河的特殊关系，其在书中所提供的史料和线索，对于继续深入研究二月河及其作品，有着独特的文献价值。感谢作者鲁钊在书中多次提及本人与二月河交往的旧事，感谢作者为世人还原真实的二月河所做的努力。今后，不管还有多少人研究二月河，鲁钊的这本书都将作为信史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参考文献：

[1]鲁钊：二月河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第15页。

[2]孙晓磊：感知与阐释，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53页。

[3]二月河：母亲墓道前的沉吟，长江文艺出版社《随性随缘》2011年11月第271页。

[4]刘学明：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1996年第3期。

[5]刘学明：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1996年第3期。

[6]鲁钊：二月河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第3页。

[7]鲁钊：二月河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第171页。

[8]鲁钊：二月河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第211页。

[9][10]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3页。

[11]鲁钊：二月河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