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最后一年

熙宁四年十一月中旬，苏轼终于来到公辅家乡常州。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这里的山水景色，亲身感触这里的风土人情。他立刻就爱上了这里。

撰文丨陈季冰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间，从海南北还的苏轼一路行至润州（今江苏镇江）。

又一次踏入熟悉的金山寺，他看到妙高台壁间那幅自己的画像依旧栩栩如生，那是一代名画师李公麟所作。早年，金山寺的住持是东坡最好的佛门朋友了元法师（他更广为人知的称号是佛印），妙高台便是他亲筑。

如今佛印已圆寂3年，物是人非，心绪茫然，苏轼信手题写下几句后世广为流传的戏言：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短短24字的六言绝句，便是东坡对自己一生的“盖棺定论”，带着浓厚自嘲与戏谑的苏氏风格。

此时的他66岁了，在900多年前的古代，这是名副其实的暮年。以苏轼的天赋直觉，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强烈感知到另一个世界正在向自己招手，他近来频频在诗文中用到“心如死灰”这样的字眼，无所避讳。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其弟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谪居海外的苏轼“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便。”当年六月，他告别生活了3年的儋州，渡海北归。

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苏轼抵达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大庾岭。历史上，这里一直被视作中原故土与“南蛮之地”的分界线。唐宋时谪贬官员，贬到大庾岭以南通常是最重的处分。在岭上的村栈歇脚时，东坡题诗于壁间：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往，曾见南迁几个回？

经历了30年来的政治风雨和宦途沉浮，特别是过去7年的岭南、海外谪居，他的心态变得苍凉但又坦然，对身外的一切了无牵绊。

从蛮荒瘴疠的海南来到亲切温润的江南，东坡在这段五千里路途上走了整整一年。

但他的旅途还没有到终点。

对大多数文人和艺术家来说，故乡蕴含双重意义：物理上的出生地和精神上的归宿。身体的故乡上天注定，心灵的故乡却充满自由选择。它可以是某件使命，也可以是某个特定的人，当然还可以是某个地方。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是一次次回归故乡的朝圣与洗礼。

苏东坡正是这样一个“天选之人”，他的使命，不用等到后世，当时的天下就已是尽人皆知。他还是一个可以把任何地方变成故乡的坦荡之人，时至今日，眉州、杭州、黄州、惠州、儋州都把他视作自己的“儿子”。然而，唯有他自己才清楚，此生的归宿在哪里。

自从嘉佑元年（1056年）春与父亲和弟弟一同离开四川眉州老家，赶赴东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科考，苏轼以后三分之二的人生就都在朝向那个明确的目的地跋涉。曾经不止一次，看起来离已是近在咫尺，下一个瞬间却又远在天涯。然而，不管是唾手可得还是遥不可及，那个目的地始终在那里召唤着他……

下一站：常州。

更确切地应该是宜兴，古称阳羡，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隶属常州。

01

苏轼第一次听闻阳羡山水之美与毗陵（常州古称）人情之醇，是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仲春，那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夜晚。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发端，历经唐、五代三百多年探索，到北宋前期臻于成熟和完善。

重视文治的宋太祖在原有的地方州府乡试与朝廷礼部省试（亦称“南宫省试”）二级考试基础上，又将唐朝武后时期曾举办过的“廷对”制度化，正式创设廷试（又称“殿试”）这一最高层级考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大殿上面试礼部考试合格的所有进士，钦定他们的科等与名次，其中第一等“进士及第”的前三名，就是千年来民间津津乐道的状元、榜眼、探花。

（作者注：北宋早期，通过礼部考试者仍有可能在殿试中遭淘汰。仁宗朝以后渐成惯例，殿试不再黜落省试合格者，而只是给他们分等级和排名次。程序上，乡试和省试也要排名次，它们的第一名分别称“解元”和“省元”，成语“连中三元”即从中来。）

按朝廷礼制，廷试结束后，皇帝亲自宣布新科进士名次和姓名。随后在京城内举行盛大庆典，让满城百姓一睹“天子门生”风采。当晚，御赐酒宴于城西金明池南的皇家园林琼林苑，并由宰执大臣亲预，宴请所有新科进士。这就是所谓“琼林宴”的由来。

史载，嘉祐二年三月十四日晚上的琼林宴，有300位左右进士应召赴宴。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嘉祐二年那一榜是无可争议的“千年第一榜”。

高居榜单的除苏轼、苏辙兄弟，仅今天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明星，就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曾巩、理学创始人程颢以及他的表叔、同为理学先驱的张载……

至于今人稍稍陌生一些的，如吕惠卿、曾布、朱光庭、王韶、梁焘等……在宋代历史上可都是让人如雷贯耳的名字。

有人细数过，北宋后期的宰相和枢密使中，一多半出自这一榜，堪称空前绝后。

那一晚，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们自然个个都是意气奋发，谈笑风生。

不知道琼林宴是按何种规则安排座席的，但显然不是按新科进士的籍贯地。我猜想，中国古代礼仪最讲究的是长幼尊卑，所以琼林苑很可能按进士们的年齿来划分座次。

22岁小伙子苏子瞻的邻座是同龄人蒋之奇（字颖叔）和单锡。他们俩同岁，那年都是26岁，又都来自常州的宜兴县。那里距离苏轼、苏辙兄弟的老家有四五千里之遥。

因为先前就得到了文坛宗师欧阳修的竭力推许，三苏父子的大名此时想必已享誉东京士人圈中。欧阳修恰好还是嘉佑二年这一科礼部考试主考官，名义上与这届中选进士有师生之谊。蒋单二人对苏轼这颗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当然不会陌生，但年轻气盛的他们也不甘屈居人后。

于是蒋颖叔热情洋溢地向苏子瞻夸耀起自己的家乡的风土人情：那里有烟波浩淼的太湖、绮丽奇险的善卷洞、婀娜摇曳的荆溪，还有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质朴淳厚的民风……

一旁的单锡也凑进来，绘声绘色地补充，他老家宜兴单家巷一带有条罨画溪，唐人就有诗咏之，本朝庆历年间大丞相晏元献公（晏殊）还曾有《渔家傲》一词，写到“罨画溪边停彩舫”……听得少年子瞻憧憬不已。

02

酒酣耳热之际，蒋之奇又自豪地介绍起家乡好学重教的人文传统。他说，谚云“苏常熟，天下足”。同样，天下没有哪里比常州一带的儒风更盛。

这让比他更年轻的苏子瞻有些不服气，他来自川蜀，那里自汉代以降就文士辈出，出过像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这样的大名士。兼以蜀地交通不便，得以躲过从“五胡乱华”到唐朝灭亡数百年间对中原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的一波又一波战乱。到五代十国时，那里已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宋初，天下刻书尽数出自四川。

听了颖叔的话，子瞻不禁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蒋之奇笑了笑，站起身来朝临近几个桌子打了声招呼。我猜想，他大约是用常州方言说：“给各位乡贤介绍大名鼎鼎的苏子瞻兄！”

顷刻间便有一群人围到了苏轼身边向他敬酒，蒋之奇逐一介绍：胡宪臣、胡信臣、孙云、苏舜举、严勋几位是武进人氏；丁騭、张思、胡象德、姚仲容、张臣几位是晋陵人氏；另外几位则是邻近的无锡人氏（史上大多数时期，无锡为县，隶常州）；单锡与他乃宜兴人氏……同在常州治下。参加今晚琼林宴的，差不多每一桌都有常州人！

这一下，苏轼顿时大为折服。

要知道，虽然入宋以后科举取士的数量比之唐代成百倍增加了，但三年一科（作者注：宋初有过一年或隔年开科的，但对此非议很多，经多方探索，到仁宗朝，三年一科的制度正式确立。以中国之的幅员，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它的确是比较合理的，遂成后世定制，直到1905年科举废止。），每一科最多也不过几百人。分摊到全国各地，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别说州县，有的地方就连一路（相当于现在的省）都不见得每科能出一名进士。而小小的常州一州，竟然一科里就有十几个士子上榜，比自己老家所在的川蜀整个一路加起来还要多！他连连称道：“真不愧延陵季子（春秋时期常州当地著名贤士季札）真传弟子啊！”

蒋之奇并不算吹牛，宋一代科举史上，若以州府的及第人数计，常州一定是名副其实的“状元”。

有人做过统计，从北宋初乾德五年（967年）到南宋末咸淳三年（1267年）的300年总共92榜中，常州举进士806名，平均每榜有将近9人得中。

嘉佑二年那次琼林宴过去42年后的大观三年（1109年）榜，总共取进士300名，常州一地上榜53名，占1/6还要多。当朝天子宋徽宗龙颜大悦，特地褒奖当地官员，赐诏曰“进贤”。

常州及整个苏南地区尊师重教的传统，直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蔚然成风，领先全国。

趁着苏轼心驰神往，蒋之奇豪爽地邀请他去常州做客，并相约将来“同卜居阳羡”，苏轼慨然允诺。

这一诺，让苏轼从此与宜兴和常州结下了一世之缘。此后的40多年里，无论他身在何处，再没有一刻忘怀过。

03

在琼林宴上，苏轼一下子结交了十多位常州籍朋友。

自琼林宴邂逅直到苏轼去世，蒋颖叔与苏东坡二人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而单锡，东坡“爱其贤，以女兄之子妻之”，亲自做媒把堂姐的女儿嫁给了他。为此，苏轼还向自己的好友、英宗驸马王诜借了200贯钱作为礼金。丁骘，后来也与苏轼做了姻亲，他的女儿嫁给了苏轼的侄孙苏彭……

说起来非常神奇，蒋之奇与苏轼之间的缘分仿佛是冥冥中上天注定：34年前的天圣元年（1023年），苏轼的二伯父、也就是苏洵之兄苏涣赴成都参加那年乡试。当时的主考官叫蒋堂（字希鲁），对苏涣递交的程文大加赞赏，称本科乡试“第一人无以易子”。

这位蒋堂，便是蒋之奇的叔叔，当时他已在蜀地为官多年，历任眉州通判、益州知州等职，当过三苏一家的父母官。谁能想到，事隔30多年后，他们的侄子们竟在琼林宴上再续前缘，依然是缘于科考！

苏涣还有过一封手书《谢蒋希鲁及第启》，也就是他第二年考中进士后给自己的伯乐蒋堂写去的谢函。这里顺便提一下，天圣二年进士榜也是星光闪耀，上有后来的宰相曾公亮，大文豪宋庠、宋祁兄弟，还有北宋名臣叶清臣、郑戬、余靖等人。

苏东坡第一次看到这封《谢启》，是在宜兴单家巷的单锡家里，那是熙宁七年（1074年）的事，苏涣已去世13年。

又过了8年，元丰五年（1082年）仲夏，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他意外地在当地市面上又见到这封《谢启》。大概是因为“乌台诗案”中被抄家、又颠沛流离的缘故，这封书信后来佚失。但它几经辗转，竟在黄州这么一个偏狭蛮荒之地重现，只能说是缘太重、拆不散吧。

喜出望外的东坡连忙买下，并将这件先辈传下的宝贵遗物“躬亲褾背题跋”，完璧归赵，寄还堂兄。

这份上一代结下的缘分到此仍未中断，又延续到了下一代：蒋之奇有个侄子，名叫蒋璨。他因崇拜苏轼，自号“景坡”。

蒋璨倾力模仿苏轼文风，他填的词深得东坡神韵，同时代人孙觌评论其词“诗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辨”。后来蒋璨在宜兴山中筑室“景坡堂”，专门陈放自己一生收藏的东坡文字，其中想必也有苏轼与蒋之奇之间的书信……

在以后的岁月里，苏轼在常州结交了更多挚友，比他在眉州老家的还要多。与他在朝堂之上的那些大人物朋友，像欧阳修、张方平、范镇、司马光……截然不同，苏轼的常州朋友们大多是平凡的普通人，如果不是因为苏子瞻学士的缘故，史书上定然不会有他们位置，他们与东坡先生的交往亲切而又温暖。

常州，从此成了苏轼的第二故乡，某种程度上说，比眉州在他心中的分量更重，就像金陵对王安石来说比抚州更加值得眷恋一样。

04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36岁的苏轼生平头一次踏上常州——这片已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诗文与想象中的土地。

登科入仕后，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苏轼多年来一再自求外放。这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朝廷命其通判杭州。

七月，苏轼举家离京南下，一路上，先到陈州（今河南淮阳）看望了当时在当地担任州学教授的弟弟苏辙一家，他也因反对新法而被外放。

当年十月下旬，苏轼抵达扬州。在盛唐，这里可是全天下最繁华的都会。虽然300多年过去，扬州的地位大大衰落了，但仍是东南地区的重镇。

在这里，苏轼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常州人。

时任扬州知州钱公辅（字君倚），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主钱镠后人，天禧五年（1021年）生于常州武进县。他在皇佑元年（1049年）那一届科考榜上高中第三名，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探花。公辅在当时颇有文名，也是因异议新政而从知谏院的位子上刚被罢官外放的，苏轼对他非常尊重。

钱公辅盛情款待了路过扬州的苏轼，在为子瞻洗尘的酒宴上，他还邀请来正在本地为官、出差或途经的三位友人，他们分别是刘攽（字贡父）、孙洙（字巨源）和刘挚（字莘老）。

对北宋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听说过这三个名字，他们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刘挚在10多年后的“元祐更化”期间曾出任宰相。

告别之际，钱公辅特地向苏轼介绍自己的儿子钱世雄（字济明），当时正好在杭州为官，他殷切地希望苏轼能与儿子成为朋友。后来，苏轼果然与这位自号“冰华居士”的钱济明成了生死挚友。

论辈分，世雄只比苏轼晚半辈，但他一直对苏轼执弟子礼甚恭。元丰中，钱世雄先后为吴兴尉、吴江知县，一度恰好还是担任湖州知州的苏轼的属官。

从熙宁四年初次相识到建中靖国元年东坡去世，无论是苏轼身为举国仰慕的明星重臣还是门可罗雀的“逆党奸邪”，钱世雄都一直默默地在他左右，不离不弃。

东坡先生弥留之际守候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和方外人维琳法师外，唯一的“外人”便是这位钱济明。

可谁也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一年，熙宁五年（1072年）十一月，钱公辅便病世了，年仅52岁。

又过了一年半，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苏轼“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道经常州，见钱公辅子世雄……”钱世雄请求苏轼为自己的父亲作一篇《哀辞》，苏轼自然觉得责无旁贷，于是一口答应。

这篇《钱君倚哀词》完成于4年后的元丰元年（1078年），当时苏轼已在徐州知州任上。其开头几句曰：

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

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

岂其土之不足食兮，将其人之难偶。

非有食无人之为病兮，吾何适而不可？

独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

让我们窥见他对常州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

那年与钱公辅告别，离扬州南下前往杭州赴任。熙宁四年十一月中旬，苏轼终于来到公辅家乡常州。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这里的山水景色，亲身感触这里的风土人情。

他立刻就爱上了这里。

05

但这还只是第一印象。

杭州离常州很近，北宋时同隶两浙路。从杭州沿大运河北上汴京，常州是中途必经之地。大概苏轼在此后也曾路过常州，不过，他真正有机会近距离触摸常州的乡村市井，与当地百姓交流谈笑，还要等到两年后的熙宁六年（1073年）末。

这一年，润州、常州等地遭遇旱灾，通判杭州的苏轼被两浙路转运司派往当地赈灾。在宋代，像这样的官员轮岗是家常便饭。除了救灾，其他如主持科举考试、监察盐茶专卖、究治违纪贪腐之类，也经常抽调不同地方的官员合作共事。

熙宁六年十二月下旬，苏轼抵达常州境，首先到的是无锡县。在那里，他拜访了长年隐居于惠山脚下的道士惠山山人。他俗名钱颖，其兄长此时居于秀州（今嘉兴），是苏轼的友人。苏轼给山人带来了他的问候，二人一见如故。

当年最后一天，苏轼乘坐的官船停在了常州城东通吴门外。这是一座水门，横卧于古运河上，离有名的天宁禅寺也不远。这一年的除夕夜，苏轼便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写下了两首《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七律，其一曰：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抵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从诗的内容看，当时他正值病中，且因思念故乡而情绪低落。直到20年以后，已年近60的东坡先生重又将这首诗手抄给钱世雄，可想那一晚在他记忆中留下的难忘印迹。

然而，当地美好的风光与人情抚慰了他，让他很快从孤独清冷的情绪中走出来。从这年年底到第二年五月底，苏轼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足迹踏遍武进、晋陵、无锡、宜兴、江阴各县乡。

在体察民情，赈贫济苦之余，他也四处走亲访友，观景览胜。直到今天，当地民间依然流传着关于东坡那段时期在本地的许多逸闻趣事，还有不少据说是东坡当时留下的墨宝。

第一次来到宜兴，苏轼自然急切地想要见到自己的同年好友蒋之奇和单锡。但蒋之奇当时在外地为官，单锡正在老家。前一年的春天，在苏轼做媒下，年过40依然单身的单锡娶了子瞻堂姐之女为妻，所以两家刚成亲眷。

在宜兴期间，苏轼便借住在单锡府上。公事之余，两人一同畅游善卷洞，泛舟荆溪上。就是那时，单锡把自己家里珍藏多年的苏涣写给蒋堂的信札赠送給了苏轼。不过，按说信是写给蒋堂的，为何不在蒋家而在单家，颇令人费解，我也没有在史料中搜寻到蛛丝马迹。

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苏轼萌生了将来在此地定居终老的念头。这一年，即便按宋人习惯的虚岁计，他也才38岁，按理说正值盛年。无论在仕途还是文坛，这都是人一生中的最佳时期。

我猜想，一方面，阳羡的秀丽风光与当地友人对他的深情厚谊让他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自觉未来不会有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在写给同僚、时任杭州知州陈述古的诗中，他将对当时社会风气的鄙夷以及想要退隐山水间的情绪展露无遗：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五首》（其五）】

所谓“吾欲老”，而非“吾已老”，“老”字在这里成了一个动词、一种主动追求，而非一个客观状态。

诗中的“杀鸡为黍”，是引自《论语·微子》中的一句话：“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讲述的是一位洁身自好的隐士招待行路中的子路的故事，后人多用以指代知己友人间的真挚款待。

东坡先生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又想到了16年前那场琼林宴上的约定。

然而，这个愿望不久便落空了。不过半年以后，也就是熙宁七年秋，他就被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06

历来有一部分苏轼研究者相信，东坡先生平生第一次在宜兴买地置宅，就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的这次润、常地区赈灾公差中。

清人赵翼便断言：“东坡买田阳羡，在通判杭州时，以公事往来常、润道中，早有此举。”除了能从他写给陈述古的上面这首诗里寻找到一些线索外，他们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章惇（字子厚）的《寄苏子瞻》一诗：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名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篷條。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章惇是王安石新党中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后来哲宗朝领导“绍圣绍述”的政治强人。但早年他与身为旧党的苏轼交友甚笃，在稍后爆发的“乌台诗案”中，他也是为苏轼脱罪而奔走最力之人。

章惇性格落拓奔放，行事大胆妄为，喜欢服气炼丹……这些与东坡在气质上多有相合之处，这大概是他俩中年以前的友谊基础。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二度拜相，章惇罢权三司使、出知湖州。九月初刚到任，他便寄了两首诗给当时已身在密州苏轼。二诗现仅存第一首，即上所引，之二已佚。

章子厚本是福建浦城人，是仁宗朝前期名相章得象族子，父亲章俞那一辈举家迁居苏州。他大概是在到任湖州之前先去苏州翻修了老宅，期间又听说老友苏轼在邻州的阳羡也购置了田宅，很是欣喜。

苏州与湖州、宜兴隔湖对望，宜兴在太湖西面，湖州这一边，三地围着太湖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他于是相约子瞻有机会扁舟往来，诗酒相酬。章惇虽身为当权派中重要一员，但此前在朝中与王安石十分器重的吕惠卿倾轧，处境和心情也都不是很好，所以同样生出粪土名利、樵渔山水之叹。

然而，从苏轼复诗的内容看，他非但没有确认自己已在阳羡卜新居，情绪也变得更积极入世，虽说也表达了与青年时代的好友一起流连江湖的向往，但似乎又决心要将归隐的日期延后了：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应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苏轼：《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

况且，那年苏轼在润州和常州待的时间虽长达半年多，不过是去赈灾。一则，他肯定要奔波各地，未必有大段时间待在宜兴办理置业私事；二则，利用出公差之际给自己购置田屋，虽未必完全没有可能，毕竟会招徕物议。所以，苏轼于熙宁七年已在宜兴买田筑屋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当然，他很可能已开始认真酝酿筹划此事，并且委托宜兴当地友人打听物色起来，而章子厚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二手消息，误以为苏子瞻已经在宜兴买好了房产。

另一种说法认为，苏轼第一次在宜兴买田，当是在5年后，也就是元丰二年（1079年）知湖州期间。

这个推测单单从常识逻辑上说要比熙宁七年买房要合理得多：那时苏轼常驻湖州城里，宜兴紧挨着湖州的长兴县，来往方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买田。

然而，那段时间恰是“乌台诗案”事发之时。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任湖州，但早在当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里行何正臣便首次在垂拱殿上公开上奏弹劾苏轼。虽说神宗第一时间未置一词，但苏轼友朋遍布朝野，想来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到当年七月初，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交章弹奏，神宗命正式立案调查。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治所被皇甫僎一行拘捕押往开封……

也就是说，苏轼在湖州任上一共才待了3个月。且这3个月里诗案沸沸扬扬，惴惴不安中的苏轼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心情和闲暇来回宜兴，买田买宅。另外，他若真这么做了，对那几个不遗余力欲加之罪的御史来说，不啻又多了一条很有力的罪证。

但现存“乌台诗案”的弹章中，没有说到苏轼以权谋私，利用担任湖州知州之便在邻县置业之事。十几年后的元祐年间，便发生过这样的事，此是后话。

据此可见，苏轼在元丰二年知湖州期间在阳羡买田的说法，比熙宁七年之说更加不靠谱。

卜居阳羡的机会下一次真实地浮现在东坡眼前，已是10年以后了。